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天堂应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管理员这个令人心动的岗位，一度在社交平台上受年轻人追捧。带着“职业滤镜”，我们找到了一个“95后”图书管理员，看看她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毕杨清晓，云南昆明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人员，负责图书馆管理兼对外宣传工作。当记者满怀羡慕地将镜头对准她，以为她有大量时间接受采访时，却“意外不断”。毕杨清晓服务小读者跟“清闲”不沾边从上午9时开始，毕杨清晓便投入整理、收纳、外借、记录、上架、读者服务的“无限不循环”工作中。馆里有读者来了，借还书的工作便忙活起来，一本本录入信息，检查借还信息；对读者归还的书，要及时整理归柜……一件件琐碎的事接连而来，这份工作似乎跟“清闲”二字沾不上边。等小读者来得多了，不断被打扰就成了毕杨清晓的工作常态。她需要维持图书馆的秩序，在小朋友们阅读过程中适当提供帮助。当有小读者需要查找图书时，她要快速找到图书并取过来。虽然有电脑可以辅助查阅，但很多读者在翻阅书籍后，可能会错位摆放，在此情况下，仅凭电脑上的信息很难找到需要的图书。为了能在日常工作中更好地回答读者咨询的问题，毕杨清晓每次给图书归位时，都会把周围的书籍记下来。事实上，图书管理员比我们想象中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同时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亲和力。作为公共文化服务者，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要时刻以饱满且良好的状态面对读者，要让小读者们感受到轻松和温馨，觉得阅读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图书管理员“能够按时上下班”，让很多人羡慕不已。但由于图书馆常年开放，图书管理员通常需要在节假日值班。毕杨清晓说，这意味着“完整的假期不一定会有，正常的周末可能也不常有”。万千工作的一个缩影中午人少一些，毕杨清晓不仅要做回复读者咨询、借还书及图书入藏登记等分内之事，还要和同事一起负责图书馆的“内容更新”专栏，内容包括馆内策展、专题书架、宣传栏、书目导读、新书推荐等。下午4时左右，与同事完成交接后，毕杨清晓来到办公室，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完成：为图书馆工作撰写简报；检查图书馆公众号的运维情况；对接组织附近小学的老师，每周来参加图书馆开展的“小桔灯”阅读推广活动。完成这些工作，已经是下午6时左右。去掉了“职业滤镜”，图书管理员不过是万千普通工作的一个缩影。他们管理着数万本图书，服务成千上万个少年儿童，还不时有新面孔加入到阅读的行列中来。在毕杨清晓看来，图书馆的每一天都是重复而又新鲜的。下午6时30分，毕杨清晓完成收尾工作，关上图书馆大门，踏上回家路。（开屏新闻记者蓝灏 通讯员赵荣荣）责任编辑：吕世成 何晓宇总平台审核编辑：刘思远

                                       王进喜从甘肃走出、享誉全国的铁人王进喜为国家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2009年他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9月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他在为祖国石油事业作出贡献的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铁人精神。王进喜，1923年10月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一个贫苦家庭。1938年，15岁的他进入玉门石油公司当工人，直到玉门油矿解放。1950年春，他以顽强的毅力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历任钻井工、司钻、钻井队长、钻井指挥部副指挥等职务。1970年11月，他因胃癌医治无效，不幸病逝。王进喜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是为祖国石油事业奉献的一生，也是时刻践行自己铿锵誓言的一生。“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真真切切地感到国家的压力、民族的压力，呼地一下子都落在了自己肩上。”王进喜对祖国的热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中，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1949年7月，全国即将解放，玉门油矿也将迎来黎明的曙光。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末日已经来临，妄图破坏油矿。为确保油矿不被反动派破坏，王进喜积极参加护矿队，他和工友们冒着生命危险，白天往山里转运机器，掩埋油井，晚上顶着严寒四处巡逻放哨，遇到有破坏的行为，他都会挺身而出，勇敢地进行斗争，最终取得了护矿胜利。9月，玉门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玉门油矿展现出新面貌，受尽了旧社会苦难的王进喜深深感受到，只有国家昌盛，个人才能幸福。随着王进喜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而他把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化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1956年4月，王进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我为了给人民给祖国（贡）献出更大的力量，所以要求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始终不忘自己的初心，全部身心扑在祖国石油事业上。1959年，王进喜作为石油战线的劳动模范到北京参加群英会，休会期间，在北京街头，他看到大街上的公共汽车车顶上都背着一个大包，便好奇地问，“背那家伙干啥？”身边的人告诉他：“那是煤气包，因为没有汽油，汽车烧的是煤气。”这话像锥子一样刺痛了王进喜。后来他说：“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真真切切地感到国家的压力、民族的压力，呼地一下子都落在了自己肩上。”他多次对工友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啊！”在王进喜心中，国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国家有困难，就是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在大庆会战初期，面对生产、生活那么多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王进喜说：“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他怀揣着“为甩掉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的雄心壮志，带领钻井队征戈壁、战荒原、斗酷暑、抗严寒，苦干实干，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祖国的大爱。在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共同努力下，大庆油田蓬勃发展，实现我国石油基本自给，粉碎了国际敌对势力以石油为武器，对新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的企图，中国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还是那句话，有也上，无也上。端水也要打井。”1957年，在国家经济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国外物资进不来，玉门钻井材料供应不上，有的井队停了钻。为了不耽误生产，王进喜带头把旧钻头刮洗干净，再放到油桶里架上火用开水煮，然后用机油浸泡重新利用，他用这种修旧利废的办法，配齐了各类打井设备，一点也没有耽误钻井进尺。玉门矿务局号召把王进喜这种修旧利废的方法在全矿实施后，不但保证了原油产量，还为国家节省了大笔资金。10月8日，新华社向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在玉门建成。这一年，玉门油矿的原油产量达到75.54万吨，占全国原油总量的87.78%。1958年7月，为了尽快甩掉“贫油国”的帽子，石油工业部号召在石油战线开展高速优质钻井竞赛，主要在新疆和玉门两地进行比赛。同时定于10月在新疆召开现场会，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中共玉门市委和玉门矿务局积极响应这一号召，调集了一批强队在玉门白杨河摆开了战场，但没有王进喜带领的贝乌五队。原因是贝乌五队当时还不是强队。有一天，王进喜带领贝乌五队在山沟里打井时，得知在这次钻井竞赛中，新疆的张云清钻井队月进尺突破千米，超过了玉门最好的钻井队。一向不服输的王进喜立即找到大队领导，要求带队上玉门白杨河参加竞赛，经领导同意，王进喜带队加入了竞赛的行列。到了白杨河后，王进喜代表贝乌五队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祁连山上立标杆”的誓言。1958年10月，贝乌五队被授予“钻井卫星”称号。王进喜带领工人苦干、实干加巧干，通过采取优化钻井参数、开双泵等措施，大大提高了钻井速度，于1958年9月，创造了当时月进尺5009.47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实现了祁连山上立标杆的目标。10月6日，在新疆克拉玛依召开的石油现场会上，贝乌五队被石油工业部命名为“钢铁钻井队”，授予“钻井卫星”称号，王进喜被誉为“钻井闯将”。1960年，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3月15日，王进喜响应中央号召，率领贝乌五队，带上所有家当，从甘肃玉门出发，日夜兼程奔赴位于高寒地带的大庆萨尔图，从此贝乌五队改名为1262钻井队（1960年9月，改为1205钻井队）。25日，下了火车，王进喜一不问吃，二不问住，而是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最高纪录是多少”。                                    1960年4月，初到大庆的王进喜组织大家用“人拉肩扛”的办法搬运设备。4月2日，钻井队的钻机终于到达火车站，可是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套钻井设备总重60多吨，这样的情况下拆散搬运需要大吊车、大型载重汽车等设备，可是刚刚组建起来的探区，这些设备都非常少，怎么办？在当时的情况下，王进喜喊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他带领队友们用撬杠撬，滚杠滚，用大绳拉，硬是靠着双手和双肩，用“人拉肩扛”的办法，把60多吨的设备运到井场，把柴油机、变速箱、滚筒等大设备，一件件拉上钻台，靠人力把井架立在了茫茫的荒原上，创造了大庆石油会战的第一个奇迹。当王进喜带领钻井队准备开钻时，他们又遇到了新的困难，打井离不开水，正常情况下，打一口井大约需要50多吨水，但当时的水管线还没有接通，等罐车送水还要几天时间，在困难面前，王进喜说：“还是那句话，有也上，无也上。端水也要打井。”为抢时间开钻，他带领全队靠盆端、桶提、马车拉等办法备下足够用的水，奋战5天零4小时，终于打成了第一口高产自喷井，创造了大庆会战钻井最高纪录。正如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在他的回忆录中评价的那样：“王进喜不安于现状，不拘于常规，奋发思变，带领自己的钻井队，创造了全国中型钻井的最高纪录，总结出一套成功经验，带动了全国钻井事业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国家缺油，靠你们青年艰苦奋斗，打井拿油开发大油田。你不爱劳动，不实干怎么行？”在玉门期间，1956年7月1日，处在高压区的319井，因井喷发生大火，40米高的井架像一把通天的火把熊熊燃烧，10分钟后巨大的钻塔轰然倒下，造成了井毁人伤的重大损失。此后，人们谈井色变，称319井为老虎屁股。1957年3月14日，崇尚实干的王进喜经过分析地下情况，查找事故发生原因，形成了一套完整安全的打井方案后，他率贝乌五队领命重打319井，苦战35个昼夜，终于在废井上成功地打成一口新井。    1960年4月29日，石油大会战誓师大会在大庆召开。1960年10月，大庆会战指挥部决定由三个探区改组为两个钻井大队，王进喜担任二大队队长兼支部书记。当时，二大队分来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其中有一位本科生，表态时拳头高举，口号喊得很响，真正干起来却不积极，整天待在屋里看书。队里批评他不实干，他说念书有什么错，将来还要当博士呢。王进喜找他谈心，对他说：“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国家缺油，靠你们青年艰苦奋斗，打井拿油开发大油田。你不爱劳动，不实干怎么行？”这位本科生说：“我想念书当个博士没错吧？”王进喜说：“你（就是）读了一火车书，光想不干，半点马列主义没有！”大学生不服气，王进喜又说：“这有两条，一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二是学了就要结合实际用，培养出为国出力，为民争气的干劲。就像我们钻工，热天光着膀子干，冷天胡子（吊上）冰疙瘩（干），把学的钻井理论知识和实干结合起来，把大钳打得叮当响，抢时间为国家多打井，多出油，这时实干精神就是马列主义。我总认为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把书本上学的、脑瓜里想的、口里说的、手里干的统一起来，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那才叫马列主义。”这以后“干，才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就成了会战的一条理论创新。王进喜不但崇尚实干，还强调干工作要认真细致，对质量要一丝不苟，要经得起检验。在大庆会战初期，王进喜曾经带过的1205钻井队，打斜了一口井，王进喜主动向会战领导作了深刻的检讨，还组织干部工人背水泥，把这口刚刚超过规定斜度的井给填掉了。工人说：“填了这口井，就给标杆队的队史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可王进喜却说：“没有这一页队史就是假的，这一页不仅要写在队史上，还要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1961年2月，王进喜担任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期间，他坚持靠前指挥，经常是背着炒面袋，骑着摩托车，深入基层，一个井队，一个井队地跑，帮助基层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和问题，王进喜经常向工人们强调，干工作要对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我甘愿为党、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在大庆会战期间，王进喜被安排住在了房东赵大娘家。他整天领着工人们不分白天黑夜拼命大干，赵大娘给他准备了西北人爱吃的面条，他不去吃，给他烧好了热炕，他也不回去睡。赵大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心疼地对工人说：“这人是铁，饭是钢，整天不吃不睡怎么行，你们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啊！”赵大娘称王进喜是铁人的事汇报到石油工业部会战党委书记余秋里那里，余秋里高兴地说：“大娘叫得好，我看大会战第一个英雄就树王进喜，名号就叫王铁人。”从此“铁人”的名号就这样传开了。后来，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舍生忘死，冲锋在前，1960年4月29日，天刚亮，王进喜指挥工人到井架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不小心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了右腿，他不顾疼痛，坚持在井场继续工作。当天他带伤参加了会战誓师大会，在大会上，王进喜被树为大会战“第一个标兵”，他对万人宣誓：“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开完大会回来，王进喜受伤的腿肿得特别粗，被检查工作的领导发现，派人强行把他送到了单位的医院，进行治疗，可是没过半天，他就偷偷地跑回了井场，领导又把他送进了150公里以外的齐齐哈尔医院住院，可是两天后，他又冒雨跑了回来。大家看着王进喜，心里很难受，可是王进喜却说：“你们别急，我挺好的，这里是高压区，容易井喷，我就是看看，我就放心了。”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钻至700米深时，突然发生了井喷，如果不及时制止就有可能发生井毁人亡的重大后果。在井喷的危急时刻，王进喜和队友们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王进喜当领导干部以后，他位高不自居，功高不自傲，他常说：“我从小放过牛，知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所以，还是当一头老黄牛最好。我甘愿为党、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他曾经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讲进步不要忘了党，讲本领不要忘了群众，讲成绩不要忘了大多数，讲缺点不要忘了自己，讲现在不要割断历史。”王进喜不仅时时把石油事业放在心上，更把石油工人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上。大庆会战期间，会战职工的家属和孩子不少从老家搬来油田，孩子们没有地方上学，经常在荒原中乱跑，王进喜说：“种庄稼耽误了误一时，教育孩子耽误了就误一生。我们现在当家作主了，如果叫娃儿们也像我一样学不上文化，那就是我们没尽到责任。”于是他带人在大队机关附近支起了帐篷，盖起了土台子，搭起木板当课桌，建起了油田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第一批只有6名学生，王进喜亲自任校长，并给同学们上了第一课。王进喜对工人和群众关怀备至，对自己和家人却是严格要求。他给家里定下一条规矩：“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能占”。王进喜由于劳累过度，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上级领导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就给他配了一台吉普车，可他完全把这车当成了大队的生产生活用车，全大队谁都可以用，可是王进喜的家人不能用。有一次王进喜的老母亲病了，大队领导就瞒着他，把这台车派去，准备送老人家看病，可是老人家说，这是进喜定下的规矩，我当妈的不能破。最后还是王进喜的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老人家去看病。王进喜家庭生活困难，他的妻子多年来一直都是临时工，和她同期来的家属都转正了，唯独他的妻子一直在队里烧锅炉、喂猪。他的很多亲属在玉门，外甥侄子一大帮，家乡来信说让他想办法把侄子外甥中的哪怕一两个人调到大庆，王进喜硬是一个也没办。考虑到他家庭困难，上级给他家每月30元的补助，他从不去领，全由工会领来补助给特困职工。王进喜生活上更是吃苦耐劳、简朴节约。1961年2月，为了工作，他整天往井队跑，有时一天跑七八个队。当时生活很艰苦，粮食都是定量的。他就让家里炒点黄豆面、玉米面，装在炒面袋里背着。走到哪里，饿了就抓一把炒面，用开水冲一缸子，这就是一顿饭。队里的干部和工人们都看不过眼，打来饭菜让他吃，王进喜却说，粮食定量低，一人一份，我吃了你们吃什么？我不能从你们的嘴里抢粮食。有时炒面袋忘记带了，饿上一顿两顿也是常有的事。1970年国庆节刚过，王进喜的病情急剧恶化，弥留之际，他想到的还是党和国家的利益。有一天，他颤抖着手取出一个小纸包，交给看望他的领导同志，纸包里是组织给他的500元补助费和一张记账单，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一分都没有动。他说：“请组织把它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在生命的最后，他还嘱咐家里人，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1966年国庆期间，王进喜题写的“五讲”。（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1966年国庆节期间，王进喜写下了内涵丰富、充满哲理的五讲：讲进步不要忘了党，讲本领不要忘了群众，讲成绩不要忘了大多数，讲缺点不要忘了自己，讲现在不要割断历史。这“五讲”，体现了王进喜对党忠诚、心系群众、谦虚谨慎、胸怀博大、实事求是的高尚品质，这是王进喜毕生所学和实践的结晶，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新征程上，学习和传承王进喜的优良作风，大力弘扬铁人精神，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执笔人贾玉婷）来源：新甘肃·甘肃日报责任编辑：赵炯雲 屈雯总平台审核编辑：张健瑜

科技日报2024-08-198月17日22时55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逝世，享年95岁。得知周光召逝世的消息，人们纷纷转发缅怀文章，悼念这位中国科技界的杰出领袖。周光召胸怀祖国、淡泊名利，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战略科学家的洞察力，高瞻远瞩地谋划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他提携后辈，积极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周光召的离世，是我国科技界的一大损失。他杰出的科学成就和崇高的精神风范将永载科技史册，激励后人不断前行。隐姓埋名近20年研制核武器1957年，周光召被国家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有一次，各国科学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时，一位外国教授报告了自己关于相对性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结果。讨论的时候，周光召说出了相反的意见，那位教授发火了。周光召当时并没有辩驳。此后，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一步一步地验证自己的看法，随后写成题为《相对性粒子在反应过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理论和实验物理》上。不久，美国科学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果。在苏联工作的4年中，周光召在国际上首先提出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又提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膺失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他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听闻苏联撤走专家，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的周光召表示，要立即回国参加原子弹研究。他在决心书中写道：“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科学家，愿意放弃自己做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1961年2月，周光召回国，5月进入原第二机械工业部九所一室。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协助室主任邓稼先抓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和组织工作。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时，为了一个关键数据，科研人员耗时半年多，反复计算了9次，结果总是和苏联专家之前透露的数据对不上。周光召巧妙地利用最大功原理论证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不可能，终结了争论，推动了总体计算继续进行。这是周光召为原子弹研制立下的首功。从1961年到1979年，从32岁到50岁，周光召将自己最富于研究激情和创造力的岁月奉献给了中国核武器事业。他奋战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第一线，为我国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的研制成功和核武器的设计、定型立下了不朽功勋。在邓稼先和周光召等专家带领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科研人员掌握了原子弹、突破了氢弹，又很快实现了武器定型。这一系列自主创新的科研工作，不仅发展了相关学科，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骨干。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科学家周光召不仅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还是一位卓越的科技领导者，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促进科技体制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为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科学家，周光召在制定和实施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支持和创建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以及建设大科学装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周光召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后，始终坚持适应时代形势和中国实情来改革中国科学院。他提出了“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的建院模式和“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的新办院方针，推出了实行研究所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设立开放实验室（所）、兴办高新技术企业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在周光召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领域保持一支优秀人才队伍的同时，也为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先导和示范作用。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期间，周光召主持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试行）》。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以来第一个全面指导学部工作的基本文件，学部制度体系自此建立并不断完善。他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中国科学院，而是影响到整个中国科技界。2019年5月15日，周光召从事科学事业65周年学术思想与科学精神研讨会召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专门为这次研讨会发来贺信。他在信中说：“光召兄和我相识已久，相交甚欢，光召兄有大才，是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几十年来，光召兄和我共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搭建国际科学交流平台、基础科学研究基地，为祖国培养了诸多基础科学人才。”高度重视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科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周光召高度重视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年轻人是国家和事业的希望。他表示：“要大力培养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造就一大批既掌握现代科技和人文知识、又富有创造性的各类人才，形成有战略引领、有远景激励、有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创新团队。”周光召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岳良回忆，在他撰写博士论文时，周光召曾语重心长地问他：“博士毕业后，你就要开始独立工作。在以后的人生中，可能会面临多种选择，但一旦国家需要你做出某种选择，你是否能服从国家的需要？”吴岳良当时给出了一个让老师满意的回答。听到回答，周光召接着说：“当然，要放弃自己感兴趣和爱好的事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一个人对自己祖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国家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作为晚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仙辉曾回忆，上世纪80年代，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的研究热潮兴起时，周光召给予了相关科研人员极大鼓励和支持。周光召勉励青年学者，作为创新型人才，既要有理想追求，又要勇于面对现实；在研究工作中应善于分解课题，抓住主要矛盾，指明研究方向；不盛气凌人，不自我吹嘘，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善于和同事合作。“这些成了我们这一代科研工作者的座右铭，而且时至今日仍有启示。”陈仙辉说。周光召曾说：“一个民族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必须要有自信，必须要有伟大的科学家和重大的发明来提升民族精神和自信心。”这是鼓励，也是期望。今天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必将传承和发扬好周光召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再立新功！（记者陆成宽）责任编辑：贺治瑞

“有一点瑕疵，都对不起国家！”在山坳里奋战24年，“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对这句话念兹在兹。戴眼镜、小个头、一身工服……在贵州大窝凼，南仁东的塑像静静矗立，目光坚毅，凝望远方。距离塑像不远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面向苍穹。这，就是“中国天眼”！作为当今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这口“大锅”能望穿深空，接收到百亿光年外的电磁信号。为什么要建这么一口“大锅”？1993年，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科学家们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参会的南仁东坐不住了，一散会就冲进同事房间：咱们国家也得建！有人告诉他，贵州喀斯特洼地多，能选出性价比最高的台址。回国后，南仁东立马跳上北京到贵州的绿皮车，咣当咣当坐了近50个小时。这个选址团队平均年龄30岁，可当时的南仁东已年近半百。山林陡峭，他手脚并用往上爬；没有路，就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有一次下大窝凼，突遇倾盆暴雨，地面泥泞湿滑，南仁东不慎从山上滚了下去，幸好被两棵树挡住，才没坠入洼底。人们发现他鞋上被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吓出一身冷汗，可他自己完全不当回事。“那可是七八十度的陡坡，人就像挂在山腰间，要是抓不住石头和树枝，一不留神就摔下去了。”时任贵州平塘县副县长的王佐培特别诧异，“科学家怎么这么能吃苦？！他的眼里没有一点畏惧，满是兴奋，像发现了新大陆呦！”这样的艰险，在选址的10余年里，时刻伴随南仁东。大窝凼附近所有山头的情况，南仁东都门清。在工地现场，他经常饶有兴致地向学生们介绍，这里原来什么样，哪里有水井、哪里种着什么树，凼底原来住着哪几户人家。仿佛他自己就是这里的村民。终于，在391个备选洼地里，南仁东选出了心仪的宝地。2007年7月，“中国天眼”作为“十一五”重大科学装置批准立项。但，从纸面设计到建造运行，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关键技术遭遇封锁！这么难，没瑕疵，可能吗？“怎么不可能？！”于是，小到钢结构计量测算，大到工程整体方向，各个细节，南仁东都要一一确认——审核方案时，南仁东不懂岩土工程，专门用一个月时间埋头学习，反复计算和审核每一张图纸，连施工方都惊讶：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为了一个地铆项目的误差，他放下筷子就跑去工地，生怕技术人员的测量出问题。”中国电科54所的邢成辉，曾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撞见南仁东，时至今日他都感慨，“天眼”是南仁东倾注心血的孩子！“天眼”也遇到过灾难性问题。索网研发困境，让南仁东寝食不安。“‘天眼’的要求是现有国家标准的20倍以上，哪有现成技术可以依赖？”南仁东日夜奋战，天天在现场与技术人员沟通工艺、材料，经过700多天、近百次失败，方才化险为夷。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就是这么较劲！还有更“狠”的——在以千万吨金属计的工程上进行毫米级攻关！10毫米、7毫米、3毫米、2.1毫米……这对工程来说是巨大考验。平常，打造一个500米口径的球面，出现凹凸不平都是正常的，但“天眼”实现了近乎完美的圆。2000多个液压促动器，密布在反射面背后，与大地相连，通过钢索伸缩，让反射面实现精确变位，误差不超过1毫米；索网由7000多根手臂粗的钢缆组成，每一根钢缆的加工精度都被控制在1毫米以内；500米口径的天线精度是3个毫米；每一块反射面板的制造精度是1.5个毫米。“天眼”工程测量与控制系统总工朱丽春动情地说：“‘天眼’宏伟壮观，但最震撼人心的却是它的精准。”2013年，直径500米的圈梁合龙。南仁东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第一个出现在高高的圈梁上，像孩子一样迎着寒风环圈跑起来——这是属于他的激动时刻。之后，每建好一座馈源支撑塔，他都要第一个爬上去，站在塔顶俯瞰“天眼”全貌。“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它无垠的广袤。”南仁东对宇宙深情告白。可就在这个传奇工程要完美收官时，周围人发现，先前那个走路带风、声如洪钟的南仁东变了——他没法一口气爬到顶端了，脚步越来越慢，停下来休息时的喘气声越来越重。南仁东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可即使在大手术后身体无比虚弱时，他每天还会用电子邮件沟通交流工作，反复斟酌方案、反复确认细节。术后3个月，南仁东强忍病痛回到施工现场。此时，他声音沙哑，说话要靠气往上顶，但依旧一字一顿地询问、讲解。“‘天眼’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不是我个人，我们甚至于说这是一代人的努力。”他反复念叨，“天眼”如果有一点瑕疵，都对不起国家！在落成典礼的前一天下午，已经十分虚弱的南仁东坚持从北京飞到贵州，赶往“天眼”基地。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望天巨眼”完全建成后的模样。那是他耗尽多年心血，终于在祖国西南的崇山峻岭间，为中国打开的“天眼”。在南仁东去世前3天，“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李菂给他发去一封邮件，报告当时还在调试期间的“中国天眼”已成为国际天文学界的新秀，探测到6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并获得国际认证。“邮件发送过去了，南老师却没有回复。”后来李菂得知，当时的南仁东，已经进了抢救室。直到现在，李菂也不确定南仁东是否看到了这封邮件，但他坚信，南老师会为“天眼”自豪。如今，“中国天眼”成果频出，不断拓展人类观测宇宙的视野极限。开放运行4年间，“天眼”发现新脉冲星数量突破900颗，是同时期国际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新脉冲星数量的3倍多！世界天文史上，中国科学家留下的印迹熠熠生辉。如他所愿——“中国天眼”，没有瑕疵！（记者崔兴毅）责任编辑：张燕云

秋收过后，在天山北麓广袤的棉田里，时常能看到二次钉齿链板式秸秆还田与地膜回收联合作业机作业的场景。这款联合作业机，是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农业农村部西北农业装备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温浩军团队研发的。出生于甘肃农村的温浩军，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1992年，他如愿考入新疆石河子大学，学习期间，被兵团精神所深深感动，毕业后毅然选择扎根边疆，跟随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投身农业机械的研究与开发，将论文写在天山南北的田野上。“陈学庚院士常说，只有在生产一线才能真正发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对国家、对社会作出贡献。”温浩军告诉记者，这也是石河子大学现代农业装备团队师生们的共同价值追求。从棉田到车间，这位“土里土气”的农业机械研究员始终在不懈奋斗。针对新疆棉花生产方式落后、效率低的问题，温浩军及其团队开发出气吸式精量播种机、超窄行精量播种机、双膜覆盖精量播种机、小粒种子精量播种机等新产品，满足了不同土壤气候条件、不同作物对膜铺播种的要求；为解决高密度栽培模式下作物施药效果差的难题，又创新开发出新型高架喷杆喷雾机系列产品，以立体喷施方式解决了棉株上下叶片受药不均匀的问题……牢牢聚焦产业发展需求，温浩军及其团队建立的集种床整备、精量播种、机械收获、贮运加工等为一体的棉花生产机械化综合技术体系，实现了农机与农艺的有效融合，成功建立起棉花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得到大规模应用推广。与此同时，温浩军及其团队还积极将这些技术向全国推广，为提升各地棉花全程机械化水平作出了积极贡献。针对山东、河北棉区的生产实际，他与团队开展棉花种植新模式试验，运用卫星导航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药等先进技术，严格实施化控措施，使得示范区籽棉产量提高到接近新疆的产量水平，并实现了机械化采收。今年4月，由温浩军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地膜污染阻控与高效回收利用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正式启动，这是石河子大学在棉花生产机械化研究领域开展的又一次重要探索。“解决地膜污染问题，不仅是学校的科研任务，更是关乎民生的社会责任。”温浩军告诉记者，由团队共同开发的残膜回收机械，获得发明专利30多项，残膜回收率达90%以上，且回收的地膜含杂率低，为新疆和兵团棉田残膜污染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项、省部级奖励16项、发明专利92项，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获“中国青年科技奖”……诸多的成绩和荣誉，使温浩军感到肩上的担子和责任更重了。“要始终保持空杯的心态、奋斗的精神。择一事终一生，只要我能把这一件事真正干好，这辈子就值了。”说这番话时，温浩军言辞恳切，目光坚定。（记者赵优）责任编辑：李永弟 陈禧千子 张志玲总平台审核编辑：徐睿明

11月9日，浙江省博物馆年度重磅大展“问羽：宋代的自然与艺术世界”开幕。本次展览，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宋代花鸟画真迹的汇集。包括现存宋画中最长的《百花图》、国内第一次展示的唐希雅款的《花鸟图》、分藏于中美两地梁楷的《疏柳寒鸦图》与《秋芦飞鹜图》……15幅宋画真迹第一次聚集在杭州公开展示，堪称“千年等一回”。“我们竭尽努力，全球汇集到了这些宋画真迹。”策划此次展览的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水华博士如今已59岁，他的眼角皱纹深深，两鬓斑白。但那睿智的眼神，就像我22年前在西湖边秋瑾像下邂逅他时一样，明亮而清澈。从发现“神话之鸟”中华凤头燕鸥，到第一次以鸟类科学家的角度全面审读宋画并出版《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一书，再到策划史上最大规模的宋代花鸟画真迹展览……数十年来，陈水华博士不断超越自己，他到底在追寻着什么？探索未知 寻找人生的意义2002年底，我在西湖边邂逅陈水华。那段时间，我正想尽办法寻找报道题材。有一次，我偶然登录了一个叫“浙江野鸟会”的网络论坛，首次看到了蹁跹于自然世界的精灵——鸳鸯、白鹡鸰、乌鸫……惊讶于它们的美，我辗转联系上了陈水华。“我们正好要成立浙江野鸟会，欢迎你来参加。”电话那头，陈水华热情而有耐心，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各种问题。于是，我就欣然应邀。这是一个奇特的聚会，一大堆男男女女，有的扛着“长枪短炮”，有的戴着鸭舌帽，他们来自各行各业。陈水华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个头不高，身形消瘦，看起来斯文儒雅，我们就这样认识了。然后，我经常给他打电话，“谁谁家飞进一只什么鸟”“谁谁在水边看见什么生物”……不管我问什么问题，不管多晚，他总是很有耐心地解答。所有的成就，都基于耐心和坚持就在同一年，一个人物的出现，改变了陈水华的人生轨迹。2002年夏天的时候，有一位叫颜重威的台湾鸟类学家，他到博物馆来看陈水华，跟他讲起了中华凤头燕鸥的故事。颜重威说，在2000年的时候，中华凤头燕鸥在马祖列岛被发现，是当年鸟类学界轰动一时的大新闻。据估计，全球数量不足50只，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又因为它数量非常少，踪迹神秘，所以又被称为“神话之鸟”。当时颜重威还向陈水华提了一个建议，他说浙江位于山东跟福建之间，山东1937年不是采到标本了嘛，马祖列岛就靠近福建沿海。而且浙江有3000多个岛屿，这些岛屿上很有可能还存在着中华凤头燕鸥。要是发现的话，肯定也是个大新闻。“这个‘神话之鸟’的故事对我很有吸引力，刚好我在城市里待得也太久了，所以就此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海上追寻中华凤头燕鸥的旅程。”陈水华回忆。2003年6月，陈水华向供职的浙江自然博物院申请了调查项目，最开始是在舟山群岛。但是，这个夏天，他除了看到浙江沿海常见的300多只黑尾鸥外，啥也没有找到。2004年，颜重威来了，一起登上岛，情况不好，有人捡蛋。陈水华的搭档——当时浙江野鸟会的副会长范忠勇，联系记者反映此事。于是，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几个月后，我又接到范忠勇老师报来的猛料——“陈水华发现了‘神话之鸟’中华凤头燕鸥。”于是，我赶紧电话采访陈水华，然后兴奋地写报道。“按照颜老师的说法，这是个大新闻。”当天晚上，陈水华跟小伙伴一起喝了酒，还高兴地跳到海里游了个泳。这个重大发现，经过媒体报道，不断发酵，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是，此后我们的接触越来越少。2016年，我辗转到其他岗位，接触浙江野鸟会的机会较少了。再一次相逢，却是在2021年1月15日。当天，世界最早稻米——上山文化的最神奇展品，首次在浙江杭州展出，采访地点就在浙江省博物馆。我赶去采访，想不到，竟然遇到了陈水华。彼时，陈水华已是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那天，他非常忙碌，不断地进出招待客人，终于轮到考古专家做报告阶段，陈水华稍稍空下来，我马上向他要了些文史资料。他仍然那么有耐心，又很热情，立即找了一位助手，跟我对接。此后，陈水华越来越忙，因为要建设浙江省博物馆之江新馆，“非常辛苦”。但不管怎么忙碌，他都坚持写文章，刊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杰出的人物跟普通人的区别，也就是不畏艰苦，有恒心和坚持吧。前些天，我点进他的朋友圈。他正在发动全球的拍鸟爱好者，为“问羽：宋代的自然与艺术世界”展览提供“鸟片”。11月7日下午，我到之江新馆采访他。他就像过去一样，不厌其烦，解答我各种冗长的问题，一直从下午讲到傍晚。“我的喉咙都讲哑了，快发不出声音了。”陈水华喝了一口矿泉水，笑笑说。尽管这样说，一到展览布置现场，他似乎忘记了一切，指挥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认真仔细地检查每个角落。“这幅宋画这样用光，不好看，建议调整一下。”陈水华事无巨细，在一幅幅宋画真迹面前，仔细品味。15件宋画真迹，来之不易。它们分别来自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等国内外8家机构。“借到它们，真是拼尽全力，费尽了心思。”陈水华告诉我，去年上半年，他们就开始策划“问羽：宋代的自然与艺术世界”这个展览。因为“向国外博物馆借画，一般要提早一年”。而几乎在同时期，陈水华受《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启发，每天加班“爬格子”，写作《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一书。书籍出版之后，陈水华第一时间呈送给《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主编张曦、副主编鲍贤伦。两位主编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肯定。张曦说，“这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结出的第一颗硕果”。鲍贤伦说，“这是《宋画全集》重要的延伸研究成果”。打开书页，一只只塑料鸟作为文创书签，从扉页中“跳”出来。过去，我有幸拜读过《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当时看到一幅幅宋画中的鸟，除了麻雀、鸳鸯、乌鸫等有限的几种鸟类外，我有很多不认识，虽然生出一些疑问，但转瞬也就忘记了。终于，在这个宋画真迹展览面前，我心中的疑问一一解开，跟《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似乎又亲近了一些。采访临近结束，站在展览序厅，陈水华回顾过去：“不管我当初做鸟类研究，成立浙江野鸟会；后来到浙江省博物馆，建设之江新馆；还是我写《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一书，乃至今天策划这个展览，对我来说，其实我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首先要发现自己喜欢干什么，其次就是所做的事情要对社会有价值，然后从这个价值出发追求自己的工作目标……总的来说，我忙忙碌碌，都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在自然界里，人跟鸟等动物一样，偶然来到世间，繁衍后代，面对生死和险厄……就像尘埃，聚或散，一瞬间。从这个角度来说，生命似乎没有意义。但是，人的价值，不同于动物，就是在没有意义中，找寻到生命的意义。就像史铁生的“命若琴弦”一样，绷紧、寻觅，往梦想、希望和善美的方向，用尽力气奔过去。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学习强国”浙江学习平台记者洪慧敏）作者单位：浙江学习平台责任编辑：洪慧敏 李玲玲 张毅总平台审核编辑：张青玲

“中国好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最美志愿者”……一沓厚厚的证书无言讲述着朱水坤的奉献。而他同样珍惜的，还有同事们送的退休礼物——一张温馨的照片，上面定格了朱水坤帮助走失女孩找到父母后，蹲下身道别的画面。作为一名老城管人，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下海救起26名落水者、轻生者。每次看到丈夫浑身湿透回到家中，妻子朱沙治虽然担心，但总是默默地支持他。“尽管想起会后怕，但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朱水坤说道。永葆军人本色党员担当 临退休前又勇救落水者朱水坤今年4月退休，离开他“深耕”了多年的福建厦门观音山一带。临退休前，他还救了一名轻生女子，上岸后，女子才吐露自己怀孕了。冷风一吹，朱水坤打了个寒战：这可是两条人命啊。女子被救起后情绪仍不稳定，始终不愿上救护车，朱水坤并不催促，而是说：“我陪你上车坐一会儿，等你心里舒服点，我们再去医院。”听了他的话，女子这才答应上车。1993年，朱水坤从海军某部队转业到厦门工作。2005年，他加入思明城管，最初在机动一中队，后来被调到莲前中队。转业后，朱水坤的军人本色与党员担当始终不变。妻子朱沙治说，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晚上，丈夫下班回到家，看到电视里播出一处山林着火的新闻，心急如焚，穿上衣服就要出门。妻子担心地说：“要不先别去吧？多危险啊！”“党员就要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我会注意的！你照顾好孩子，没事的。”朱水坤说完，立刻从火车站奔向事发地。到了山下，许多人已聚集在此，正想着怎么才能帮上忙时，他看见一辆皮卡车要往山上开，便向司机说明了自己想要出一份力，对方就捎上了他。朱水坤加入城管队伍时已是不惑之年，在城管队员里算是“高龄”的。为了更快更熟练地做好工作，朱水坤跟着其他队员学习，在一次次任务中锤炼自己并不断总结经验，踏实肯干的他很快就上手了。丈夫救人回来浑身湿透 妻子默默煮好猪脚面线朱水坤对观音山很有感情，因为他长期负责片区的市容巡查工作。以环岛路近邻城管工作站为载体，他和同事们主要承担综合执法、沟通协调、宣传引导等工作。但对于朱水坤而言，这远远不够。他总是提前半个多小时到岗，下班了也不会立刻离开，而是在海边再多巡逻一会儿。“帮游客找小孩、救助落水者，基层城管队员能做的很多，我们多做一点，市民游客对城管队伍的了解就深一点。”他说。200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近11点了，朱水坤和队员像往常一样在椰风寨海边巡逻。突然，一名游客急匆匆地跑来，对身穿制服的他们说，有个女孩一直在海边哭泣。朱水坤立刻紧张起来，带队向女孩走去。女孩已走向海里，但很快被城管队员们救了上来。面对泪流不止的女孩，朱水坤和同事说：“咱们今天都还不许下班，帮人要帮到底。”队员们二话不说，有的陪朱水坤开导女孩，有的想办法找来毛巾递给女孩。最终，女孩卸下了心理防备，说出了家人的联系方式。等女孩被家人接走时已是次日凌晨两点多，朱水坤和同事们这才下班。朱水坤浑身湿透回到家中，妻子看到了，又担心又害怕。“那可是冬天啊，他全身湿漉漉的，从头到脚都在滴水，多冷多危险啊！”朱沙治说，得知丈夫做的事后，她煮了一碗猪脚面线。她没有想到，这是丈夫救人的开始，之后她又为他煮了数十碗猪脚面线。她说，即便担心也没有用，自己只能用行动默默支持丈夫。父亲见义勇为 为女儿树立榜样近20年里，朱水坤下海救起26人。最惊险的一次是退潮前，有市民跑来说一个女孩跳海了，朱水坤的一名同事熟知潮汐规律，说：“糟糕，要退潮了！差不多就剩10分钟，得赶快把人救起来。”两人争分夺秒，合力把女孩救起后，朱水坤心有余悸。“真的是后怕，可是人命关天，我不能眼见一条人命在我眼前消失。”他说。人救多了，朱水坤也“学聪明”了。救起人后，他会到工作站换好衣服再回家，不让妻子孩子担心。对此，妻子朱沙治说：“衣服换了，可鞋没换呀，我一眼就能看出！鞋子里都是海沙，我至少得刷三遍才干净。”女儿朱海燕告诉记者，自己也曾劝父亲不要那么辛苦，可以提早退休，可是朴实勤恳的父亲总说，“不行，人还是要好好把本职工作干好”。踏实、奋进、勤勉、善良，这是朱家的家庭底色和家风家训。在父亲的影响下，朱海燕诚信经营，向上向善，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她也找了一位踏实、质朴的军人作为伴侣，对此，朱水坤和妻子感到很放心、很开心。“我爸不善言辞，但他用行动作出了榜样。父母都鼓励我们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因此，我也会走好自己的人生路，向上向善。”朱海燕说。来源：厦门晚报责任编辑：王蔚然 李子轩 黄伉玎 王琼总平台审核编辑：徐睿明

进入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鞍山管理站辖区的井沟，距离银川河东国际机场东南方向不到10公里，是宁夏沙漠绿化与沙产业发展基金会马鞍山基地所在地。初秋时节在此眺目远望，曾经的万余亩荒滩，绝大部分已覆满葱茏绿意。这是王有德退休后的“再就业”，也是他“生命不息、治沙不止”理想信念的再度延续。提到“宁夏治沙”，相信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人民楷模”王有德，以及毛乌素沙地西南边缘那道南北长约60公里、东西宽约40公里的绿色屏障。过去40多年，王有德带领白芨滩林场职工种下68万亩防风固沙林，将沙漠从黄河岸边推后30多公里，控制流沙近百万亩，有效遏制沙地南移西扩，实现了人进沙退的伟大壮举。黄河、银川河东地区的生态安全不仅得以保护，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以此成为“三北”工程精准治沙、科学治沙的样板区。2014年，白芨滩成功地走出一条“以林为主，林副并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兴场之路，王有德也正式从治沙一线退休。当时很多人劝他，林场活了，职工收入多了，名誉和成绩也有了，该回家好好歇歇了。但王有德却将目光投向了马鞍山管理站那片靠近银川河东国际机场的荒滩。“干了40多年治沙工作，我总觉得还有点事没做完。”王有德说自己“闲不下来”，还有余力可以用经验和知识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白芨滩保护区马鞍山管理站的万余亩荒滩成为王有德十年“再就业”的起点。说干就干，王有德联系几位老伙伴发起并成立宁夏沙漠绿化与沙产业发展基金会，又联系协调白芨滩防沙林场，将马鞍山井沟附近方圆1万余亩荒滩无偿提供给基金会，开展沙漠绿化与沙产业发展公益事业。“当时我就扛着一把锹上了山，老婆舍不得我辛苦也跟着一起来了。”王有德说，起初他每天扛着铁锹早出晚归，在荒滩上一点点地平整土地、打田埂。但和防沙治沙不同的是，当时井沟周边的荒滩地形支离破碎，沟壑纵横，遍布坑穴，修复起来难度更大，这让他意识到，仅靠几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宁夏沙漠绿化与沙产业发展基金会开始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采取社会公益募捐和争取政府购买项目的方式，在十年里募集资金6000多万元，开始了荒滩的大规模“重生”改造。在认真推广白芨滩“六位一体”治沙模式基础上，基金会针对当地实际，采取推沙造田、开渠引水，削高填低，清石换土等一系列工程措施，以高于通常治沙造林成本几倍的代价，完成了万余亩荒滩的“蜕变”。十年光阴流转，“重生”后的马鞍山基地，再不复伤痕累累的模样。王有德带着宁夏沙漠绿化与沙产业发展基金会在这里完成了1万亩生态修复面积，先后营造起6000多亩防风固沙林和2500亩经果林，并培育苗木1000多亩，植树150多万株。因为当地缺水少雨，基金会又修筑拦洪坝、建蓄水池，采取修鱼鳞坑、管道滴水等节水灌溉措施，每年可以节约50多万立方米黄河用水量。恢复生态的同时，马鞍山基地还先后建成了劳模主题展馆、多样性植物科普展示馆、科学治沙精神宣讲室和治沙公益林、综合培训中心等，每年吸引许多区内外青少年来此参观体验学习，越来越多的孩子也在这里实地了解到白芨滩的治沙经验，从而理解了绿水青山的来之不易。临近国庆，进入秋季的马鞍山基地迎来了经果林的收获季，王有德依然不肯闲下来。除了要维护防洪坝和护理经果林外，他还得不时去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和石嘴山平罗县，分别对当地的国土绿化进行技术指导。“宁可掉下一身肉，不让生态落了后”的精神和拼劲，依旧在年逾古稀的王有德身上存在着。他说：“对我来说，生命不息，治沙不止。我会继续在治沙播绿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来源：宁夏日报责任编辑：刘思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