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广雷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苏中军区海防团成立。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组建的海防部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保卫苏中根据地近海海域的艰巨任务，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更为人民海军的建设培养出一批具有海上作战经验的宝贵人才。 　　逆境中崛起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统一整编新四军部队，以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活动于苏中地区，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委。4月，苏中军区在三仓河以南如东县木并茶镇成立，粟裕任司令员，刘炎任政委，新四军第一师指挥机关兼苏中军区指挥机关。　　新四军一师开进东台沿海一带后，日、伪军即尾随而来，在北面大丰，西面东台的安丰，南面海安的角斜、李堡等集镇摆下了重兵。同年7月，日军还出动了两个师团和伪军共五六万人，对新四军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并设立多处据点，企图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小块。一师三面受敌，形势非常危急，军需运输十分困难，东边的弶港镇便成了海上对外通联的唯一大门。　　为开辟海上生命线，夺取近海斗争的主动权，从而确保苏中根据地基本区的相对稳定，1941年初，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决定组建专门的海防力量，负责在海上开辟广阔的回旋余地，以便配合陆地上的反“扫荡”斗争。1941年秋，为了应对日伪军对苏中根据地的全面“扫荡”，粟裕率领一师的部分直属单位，分乘11余艘木帆船，由弶港出发，进行持续3天的海上试航和演习，研究海上活动及作战可能遇到的问题，为开展近海海域的斗争探索经验。此后，粟裕又多次率领机关人员到海上和沿海地区调查，研究沿海滩涂港汊的情况和气象、潮汐活动规律，探索海上作战中的船只编队、火力组织、战术手段、通信联络等方面的规律性。　　1942年初，根据1941年海上活动的实际情况，粟裕将直属师供给部、卫生部、印刷厂、山炮连和师直属分队编成海防大队，对外称渔民自卫队。为了加强海上部队的领导，组成了由罗湘涛为部长，王昭杰为政委，并配以军事干部及参谋等的后方勤务部，统一调度、领导海上工作。粟裕非常关心海防大队将士的生活，特批准海防团常年吃大米，增加部队使用的淡水；冬天，每个干部战士发一套棉衣，另加发棉背心、棉大衣；还将潮汛规律编成简单易懂的口诀，让部队学习。新四军部队经常把缴获的汽车拆下两个车轮内胎送给海防大队做救生圈，如在战斗中夺取敌人的长筒雨靴等物品也迅速交给海防大队。海防大队组建伊始，很多战士不熟悉水性，但大家凭借旺盛的士气和斗志通过刻苦训练克服了重重困难，很快习惯了海上生活。海防大队在滨海各港口逐步展开工作，以港口作为基地，逐步向外海延伸开。　　1942年11月初，部队正式成立了以陶勇为团长的新四军海防团。鉴于船只短缺，海防团指战员开动脑筋，想出了两种方法增加船只数量：一是自己造木船，或是由渔会派船、向船主租用。在建立海防团的初期，为了解决运输船只的问题，海防团指战员深入弶港维护渔民利益，开展统战工作。粟裕更是亲自拜访船主，寻求支持。在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多名船主主动地借出自家的帆船作为兵船使用。二是收编海匪和敌军的船只。海防团在抽调主力部队歼灭作恶多端的海霸王王平仲部队的同时，抓捕了出身贫苦的海匪头目之一孙二虎。陶勇亲自对孙二虎进行教育，通过谈话使他明白了为匪可耻，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道理，随后将其释放。孙二虎对新四军心怀感激，表示愿意弃暗投明，决心跟随新四军抗日。不久，孙二虎改名孙仲明，交出枪支和所有船只，率部接受新四军收编。 　　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海防团成立后，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不仅保卫了根据地近海海域的海上交通，维护了渔、盐民的切身利益，更多次挫败了敌人来自海上的进攻。　　在海防团成立之初，粟裕便指示加强苏中军区海防团的力量，开辟根据地至上海的海上运输线。海防团用船只将苏中根据地的粮食、棉花、鱼虾运送到上海出售，并带回在上海秘密采购的枪支、弹药、无缝钢管、印钞机等稀缺品。在正确方针的引导下，海防团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建立了一条海上运输线，并保障了苏中、苏北至浙江、山东等地区间的联络与运输。　　海上斗争是海防团的一个重要任务。每当黄海的黄渔汛来临前，海防团就做好军事、物质和组织等各方面的准备，汛期到来时便全团出动进行护渔行动。海防团与海匪进行了多次激烈战斗，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抗战期间，弶港的渔民还与海防团战士们一起抵抗海匪，涌现出了许多民间英雄，他们利用“腰门计”“撒豆计”等策略抗击海匪。　　护送干部往来，掩护和转移后方机关、医院及工厂等也是海防团的一项重要任务。凡是从根据地派往江南的干部，从江南转往延安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出席苏中区委党委会议的往来人员，从上海聘请来的印刷技工，投奔解放区的知识青年，大多数由海防团派船只护送。在海防团保护下的一师后方机关、江淮银行等，在敌人历次“扫荡”中没有受到损失。当时，很多苏中军区后勤机关如军工厂等单位，也随海防团一起行动。当情况比较安定一些时，这些工厂就上岸开工，一遇情况紧张则下海在船上进行生产，由海防团派部队负责掩护。 　　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海防团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4年已扩充到8个连队了。随着海上斗争形势逐渐好转，1944年春，为进一步加强海上工作，海防团按上级指示扩编为苏中军区海防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吉洛兼政委，路州舫任副司令员，孙仲明任副参谋长。纵队下辖3个团，由苏中军区海防团及海防二团、海防三团合编而成。　　当年黄花鱼汛到来之际，海防纵队派部队出海执行护渔任务。为了确保护渔任务的胜利进行，部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日伪闻讯后，派六条铁船前来抢夺，海防纵队不畏强敌，和敌人交火。战斗中，海防纵队实行近战，用手榴弹、八二炮弹猛攻敌船，将敌船一条打沉，重伤两条，残余敌船见势不妙，仓皇向长江口方向逃遁。日伪报纸后来惊呼说：“华东沿海从连云港到上海一带，有游弋不定的新四军水兵。” 　　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　　随着抗日战争走向全面胜利，新四军部队整编，苏中军区海防纵队一部整编为华中军区海防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三大队，归华中军区建制。　　解放战争中，华中军区海防纵队屡建功勋。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华中军区为迎接渡江战役，部署海防纵队在江苏靖江八圩港，由“海纵”司令部副参谋长赵荣森和大队长张大鹏负责，组织专人将缴获的100多辆大卡车的引擎装配在木船上，共造船70多艘，加上一些江轮和渡轮，组成一支颇为壮观的汽艇大队。华中军区还从“海纵”抽调了以登陆艇艇长韩忠为首的108人组成训练大队，将人员分到其他部队，协助组织船只，训练船员。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在南京以东长江下游一线，汽艇大队担任突击队。部队凭借多年海上作战的经验，驾驶船只迅速冲破国民党军的江上防线，为整个渡江战役的胜利贡献了力量。与此同时，“海纵”训练大队指战员也投入战斗，指挥驾船往返于长江两岸十余次，运送了数千名陆军指战员渡江。　　渡江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了华东军区海军，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4月26日，“海纵”1463名官兵编入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成为华东军区海军成立后的第一支水上作战部队。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中市委党校)来源：人民政协报  

陈宗尧（中）和战友在南泥湾 　　　　1938年6月，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奉上级指示从山西省繁峙县出发，挺进华北敌占区。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该团在团长陈宗尧的带领下，一路高歌猛进，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运动战，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并协同中共地方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辟和巩固了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平原游击战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旗开得胜　　1938年6月，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从山西省繁峙县境内出发，沿途一路打击日、伪、匪，摧毁伪组织。6月9日，七一八团刚刚进到浑源县西南的晋家庄，当地抗日干部就赶来报告说，驻山西省浑源县城的日军似有向晋家庄攻击的迹象。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当即决定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他命令一营和团直驻守晋家庄，二营和三营分别驻防东尾毛村和长条村；同时，部署了一个连，警戒李峪村、荆家庄和郭家庄方向，防止敌人绕到主力侧后偷袭。　　第二天上午，日军300余人分东、西两路向晋家庄进犯。七一八团各部早已进入阵地，做好了战斗准备。东路之敌很快遭到了八路军的猛烈阻击。敌人组织几次冲锋均被八路军打退，只好退到李峪村，坐待西面战斗的变化。　　此时，西路之敌在山炮的掩护下，向七一八团阵地疯狂进攻。二营战士坚守阵地，打退敌人的数次冲锋。三营战士则迅速迂回到敌人侧背，对敌形成夹击之势。敌人前后遭袭，伤亡惨重，急忙从八路军的阵地上挣脱出来，企图原路退回浑源县城。对此陈宗尧早有防范。他已命令三营派1个连迂回到郭家庄和荆家庄之间。堵住了敌人退路。随着七一八团发起冲锋，西面之敌全部被压缩在一个狭小区域，不久即被全歼。退守在李裕村的东路之敌见状，不敢救援，仓皇逃回浑源县城。　　这次战斗，七一八团毙伤敌100余人，俘敌22人，缴获枪支30余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当地老百姓备受鼓舞，纷纷杀鸡宰羊赶来慰问。 　　分兵破敌　　晋家庄战斗胜利的当晚，陈宗尧召开了七一八团营以上干部会议，在总结战斗后，会议决定立即贯彻落实旅首长指示，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土、顽，建设根据地；同时，决定由副团长徐国贤带领三营，向浑源县西北部前进，一路游击，伺机消灭敌人，并相机进驻桑干河以北地区，袭扰平绥路，扩大八路军的影响。　　6月12日，徐国贤奉命率三营行军进至友宰堡附近时，发现前方有一股日伪军正在烧杀抢掠。徐国贤当即指挥部队对敌发起突然袭击。战士们冲进村里，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不一时战斗结束，三营毙伤敌30余人，俘虏伪军12人，把受困的群众解救了出来。两天后，徐国贤得知距友宰堡30多里远的后子口村住着一支伪军，有300人左右，便果断命令三营准备战斗，歼灭该敌。16日夜，三营长刘三元率部一路急行军，赶到后子口村发起突袭，将伪军消灭。此战，三营毙敌30余人，俘敌200余人，吓得周边伪军连夜逃走。随后，徐国贤率部继续前行，渡过桑干河，进至大同下深井村一带活动。 　　下社攻坚　　陈宗尧将三营派出去活动后，亲自率领一营和二营进到应县，准备配合七一九团攻打伪军乔日成部。6月17日，陈宗尧奉命率七一八团主力连夜进发，配合七一九团打响了下社镇战斗。当晚，月光明亮，敌人听说八路军迅速推进的消息后，在各个路口都增加了岗哨。所以八路军刚刚抵近下社，就被敌人发现。八路军发起进攻后，乔日成自以为有坚固的碉堡和强大的火力防御网，可以挡住八路军的进攻，于是他一面率领手下负隅顽抗，一面呼叫应县日军赶来增援。陈宗尧指挥七一八团自北向南一阵猛攻，与七一九团对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打得伪军鬼哭狼嚎，溃不成军。八路军则步步紧逼，很快将敌人据守的几个大碉堡牢牢围住，并逐个击破。乔日成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不敢再战，慌忙带着身边的残兵败将拼死冲出北门，向应县县城逃窜。八路军立即对敌人展开追击，最后在北门截住敌人的后卫部队，将其全部歼灭。　　这次战斗，八路军共歼敌300多人，缴获长、短枪支200多支、战马200多匹，虽然没有全部歼灭乔日成部伪军，但对伪军、土匪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自此以后，这一带的伪军、土匪根本不敢向八路军“挑战”了。 　　连续破击　　战后，陈宗尧率七一八团进到桑干河以北，按照三五九旅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把主力分散组成若干分队，挺进到平绥铁路的张家口至大同段，袭击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和守备薄弱的据点。随后，七一八团再转回桑干河南岸的浑源、广灵地区，肃清该地区的土匪和汉奸武装，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6月20日，副团长徐国贤率三营首先夜袭了平绥路聚乐堡车站。他们以两个步兵连附重机枪连两个排攻击车站；以一个步兵连进至车站与聚乐堡之间构筑工事，阻击镇上的伪军增援；以另一步兵连附一个机枪排为预备队，一起向敌发起猛攻。在给敌以沉重打击后，徐国贤指挥部队抢在驻阳高日军大举增援之前，胜利撤出了战斗。　　6月25日，陈宗尧率七一八团主力进驻天镇县米薪关，与三营会合。经研究，陈宗尧决定对敌人据守的罗文皂火车站发动袭击。27日，陈宗尧指挥一营连夜奔袭至罗文皂镇，命令四连占据罗文皂镇与车站之间的有利地形，阻击镇上伪军增援，掩护营主力攻击车站之敌。　　战斗打响后，驻扎在火车站外围据点的伪军被七一八团歼灭大部，残敌退向火车站。把守火车站的日军见状，向伪军开枪，喝令他们“进行反击”。陈宗尧得报后，立即派政工人员向伪军喊话说：“日本人根本没把你们当人看，强迫你们为他们卖命送死，快过来吧!八路军优待俘虏，欢迎你们投诚反正。”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一名伪军军官一枪击毙督战的日军指挥官，带着30余名伪军投降。陈宗尧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命令一营长刘克明率部迅速冲进火车站，对守敌发起猛攻。经过激烈交火，敌人不支，纷纷逃离，七一八团胜利攻取火车站。 　　纪念“礼物”　　此后，陈宗尧率部挺进至天镇以东的积儿岭。陈宗尧考虑到连日暴雨，不利于行动，便组织指战员学习政治和军事。随着7月7日临近，战士们纷纷向陈宗尧汇报说：“部队抗战已经一年了。我们应拿出一份‘礼物’作为纪念。”陈宗尧见战士们情绪高涨，求战心切，当即决定组织一场战斗。他派侦察员对天镇和怀安之间的永嘉堡火车站进行侦察，查清了车站里敌人的兵力部署——日军90余人，车站外围据点有伪军100余人。随后，陈宗尧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决定由三营负责这次夜袭任务，消灭永嘉堡火车站的守敌。　　7月4日晚，三营冒雨出发，一路向永嘉堡疾进，于5日拂晓进到火车站附近埋伏。三营长刘三元考虑到天降大雨，地面湿滑难行，强攻比较困难，于是命令部队原地待命，自己带着几名战士，潜入车站外围进行侦察，寻找好的进攻路线。不多时，刘三元发现，一列火车正好横在车站，挡住了站内敌人的视线。于是，刘三元指挥部队贴着火车，迅速摸到车站门口，向守敌发起了突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三营攻入站内，将守敌歼灭。战斗中，三营十二连连长在刚刚俘虏的伪军中队长的指引下，冲进车站的调度室，用炸药包炸毁全部设施，使敌人的铁路交通一度全线中断。　　此战胜利后，陈宗尧继续率部沿平绥铁路出击。七一八团在当地抗日群众的配合下，拆铁轨、砍电杆、割电线，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围歼日伪小股部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不久，陈宗尧奉命率七一八团主力渡过桑干河，胜利转进西团堡、南徐一带，在天镇、阳高、大同等地区继续打击敌人。　　（作者：尹承文 作者单位：湖南省茶陵县文史研究会）来源：人民政协报  

1947年4月3日6时，伴随着猛烈炮火，红石镇（今位于吉林省柳河县）伏击战正式打响。炮火急袭后，东北民主联军指战员顶着寒风，对当面敌人发动勇猛冲击。这场战斗仅仅持续了10个小时，却诞生了一个惊人的纪录——敌我双方人员损失达到25∶1。东北民主联军以阵亡7人、负伤319人的代价，给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团的部队以毁灭性打击。 　　定下决心　　1947年3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和国民党军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的较量走到最后阶段。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调集11个师约20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对临江地区发起第4次进攻。担负主攻任务的中路部队约10个团，其主力是第13军第89师，另有第54师、第2师、新编第22师、暂编第20师等各一部。3月27日，国民党军发起攻势后，左、右两路部队行动谨慎迟缓，中路第89师却呈冒进之势。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在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仅有第3、第4纵队的4个师，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面对国民党军咄咄逼人之势，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辽东分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了辽东分局和辽东军区直属机关干部会议。参会人员一致认为，无论战争多么残酷，都要打下去，只能打胜，不能失败。陈云反复问参会人员，对这样的决定后悔不后悔，大家一 一表态“不后悔”。　　3月31日晚，辽东军区第3、第4纵队领导在第3纵队指挥所四道沟子研究作战计划。会议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方案：一是首先歼灭国民党军暂编第20师，因为该师属于国民党滇系部队，战斗力一般，且处于战线外侧，易于歼灭；二是歼灭第89师，因为该师是主攻部队，一旦将其消灭即有可能粉碎敌人进攻，且该师刚从热河调来，对附近气候地形等情况均不熟悉。经过激烈争论，上级最终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　　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部署为：第3纵队第7、第8师，第4纵队第10师（欠1个团）担负围歼任务；第3纵队炮兵团配属第7师作战，辽东军区炮兵团和第4纵队炮兵团配属第10师作战，以上部队合计21000人左右。第3纵队第9师等部队控制湾口镇等地，阻击国民党军增援部队。 　　示弱诱敌　　4月1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第89师第266团一个营进至红石砬子，第89师主力和第54师第162团随后跟进。同日，东北民主联军第8师第23团第3营和第10师第29团第3营进至红石砬子西北高地，与敌发生接触性作战。为将国民党军引诱至红石镇地区加以歼灭，东北民主联军故意分散展开，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敌人，并且仅使用轻武器，只后退不前进，在转移阵地时，也故意显得混乱慌张，造成是地方部队或者是游击队的假象。　　国民党军看到这一情况后，判断当面东北民主联军部队是在掩护主力转移，于是一路紧追不舍。4月2日14时，国民党军进至红石镇、油家街一带。当日15时，国民党军发动攻击。东北民主联军再次撤退。黄昏时分，国民党军就地宿营。由于对东北地区气候不适应，加上轻敌大意，国民党军没有构筑任何防御工事，没有进行最起码的战术展开，对前进道路两侧的制高点，如兰山主峰、红石镇东南高地等均没有派兵控制。　　在此前后，东北民主联军广大官兵克服极端寒冷气候的影响，借助黑夜和积雪掩护，在红石镇周边隐蔽展开。第3纵队第7师为右路，首先在二道沟、小城子、马家店地区展开；第3纵队第8师为中路，坚守歪头砬子、严家街、李家油坊一线，做好向红石镇突击的准备；第4纵队第10师为左路，首先在小堡、高丽道子、张家街地区展开。三路部队隐蔽行动，从两翼悄悄迂回，占领关键高地，对当面国民党军形成四面合围、居高临下的有利态势。　　4月3日凌晨，东北民主联军完成对国民党军第89师和第54师第162团的包围，3个炮兵团跟随步兵隐蔽开进，一直前进到距敌前沿仅1000米到3000米的阵地，做好射击准备。6时，3个炮兵团同时开始炮火急袭。数十门重炮和数百门迫击炮，瞄准国民党军炮兵阵地，连续进行了约10分钟的摧毁射击。由于缺少防备，国民党军毫无还手之力。后来被俘虏的第89师副师长张孝堂承认：“你们真行，没想到你们这么厉害，几分钟的工夫，就把我们的部队打得稀巴烂。”东北民主联军的3个炮兵团随即转移火力，支援步兵第7、第8、第10师的进攻。 　　突击决胜　　趁国民党军惊魂未定之际，东北民主联军步兵立即发动迅猛突击。7时，第8师占领歪头砬子主峰阵地，关闭了敌人的前方大门。8时左右，第7师攻占野猪沟、梨树沟、八宝沟、六盘家子及以南高地，把敌人压迫于兰山脚下。第10师攻占了高丽道子、小通沟、西腰沟屯及周围高地，师警卫营在瓮圈岭与第7师取得联系，封闭了国民党军向西南方向的逃路。在此之后，东北民主联军以油家街为中心，在方圆30公里的范围内向国民党军纵深进行渗透穿插，分割围歼。　　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纷纷向兰山方向溃逃。东北民主联军各师缩小包围圈，迅速向兰山、红石镇、油家街、张家街以西推进。3个炮兵团紧跟步兵向前转移阵地，在有效射程内，以最快的射击速度、最猛烈的火力，对准敌人的密集队形，实施拦阻射击。13时左右，第7师占领兰山主峰，第10师攻占大花斜及其以西高地，完全切断国民党军逃跑道路。　　一些东北民主联军指战员后来在回忆中，对当时战斗情形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国民党军）指挥官根本掌握不住军队，人喊马嘶，鬼哭狼嚎，汽车、马车、小炮、大炮为了夺路，横冲直撞，挤满了道路原野……”“枪弹暴雨般向敌群扫射，战士们踏着过膝的积雪，迎着刺骨的寒风向敌人奋勇冲击……”　　官兵在勇猛冲击的同时，灵活使用心理攻势。许多战士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一些解放战士也跟着喊：“我们是195师解放过来的，共产党确实优待俘虏，缴枪不杀，这里待我们很好，你们快过来吧，如果顽抗到底，那就是死路一条。”看到败局已定，大批残余国民党军放弃顽抗，纷纷从山洞、山沟、雪窝中走出，按照指定路线到俘虏群中集合。当日16时，红石镇伏击战结束。　　红石镇伏击战仅仅用了10个小时即大获全胜，共击毙国民党军660余人，俘虏7500余人。东北民主联军仅阵亡7人，负伤319人。此次作战，东北民主联军还缴获各种火炮96门、火箭筒33具、枪支3439支（挺）、汽车23辆、军马613匹、电台10部。来源：学习时报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抵达江西大余后，在这里整编部队和整顿部队的党、团组织。图片源自《朱德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南下失败后，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向赣南进军途中，为保存革命火种，相继在天心圩、大余、上堡， 三次对部队进行整顿、整编和整训，史称 “赣南三整”。 　　天心圩：整顿思想 　　10月下旬，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边打边走，跨过闽赣边界，经过筠门岭，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不仅饥寒交迫，而且还被失败情绪所笼罩。一些经不起失败考验的官兵相继不辞而别，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离队。　　朱德回忆：“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于是，我们就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　　在当时的军人大会上，朱德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分析了革命形势：“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当时，有人向朱德提出“我们该怎么办？”朱德回答：“打游击呀！”有人接着大声说：“站不住脚哟，反革命天天跟在屁股后头追……”朱德解释说：“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这些封建军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接受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努力干起来，争取胜利。你们愿意革命的跟我走，我们必须重新把部队编制一下；没有战斗任务和指挥任务的干部，如果不愿跟我走，可以向我说明，准予回家。私开小差是很不安全的。”他还进一步强调说：“我有打胜仗的经验，也有打败仗的教训，我们这支小革命部队，以后不与敌人再打硬仗了，而是巧打智打，并在所到之处与农民结合，专打地主豪绅。总之我们以后的情况会慢慢地好起来，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　　陈毅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　　这次军人大会之后，又有一批革命意志薄弱的官兵离开队伍。当时聆听朱德讲话的杨至诚回忆说：“朱德同志的讲话，既平易，又简单，却讲出了很深的革命道理。在这革命失败后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他的讲话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我们看见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增强了我们的革命信念。我们觉得心里开朗多了。”　　陈毅也回忆说：“朱德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的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台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　　天心圩整顿，使部队官兵的思想认识得到统一，革命精神得到振奋，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扭转了部队中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这次整顿，成为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 　　大余：建新制度 　　10月底，部队到达赣粤边大余地区。这时，正如朱德所预料，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桂、湘系军阀之间的混战。朱德利用这一机会，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党、团组织整顿和部队整编。　　整顿和整编之前，朱德主持召开了一次全体军人大会。这时，由于沿途与敌军作战的损失，加上又有一部分官兵离队，部队只剩下八九百人。朱德知道这些官兵都是淘汰泥沙后的真金，是全军的精华，是宝贵的革命火种，因而他充满信心地说：“同志们，我原来是想有两百个人能同生共死，就能胜利；现在我们有好几百人，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都不能消灭我们！”朱德还详细地分析了蒋桂混战后的局势和这支部队的前途，并着重强调要保存这支革命的有生力量，就应该依靠农民群众开展斗争。他说：“现在，我们是在退却，大家都拖得很苦，但办法还是有的。在这一带活动的是滇军。滇军，我熟悉，他们和蒋系、桂系是有矛盾的。我们只要能很好地掌握这个矛盾，一定能想出办法来……只要大家一条心干革命，胜利就是我们的！”　　接着，陈毅开始对部队中的党、团员进行重新登记，成立党支部，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1937年，朱德回忆此次整顿时说，“把干部弄成教导队，组织了党的支部，建立了连的指导员、政治部、支部书记……”后来，朱德又回忆道：“那时党员比较多，把党的组织加以整顿以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就依靠他们去巩固队伍。”　　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部队也进行了整编。为了利于指挥和作战，“军、师、团”建制被取消，部队改编为1个纵队，下辖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整编期间，还有一批钨矿工人参了军，扩充了力量。朱德回忆：“我们占领了江西西南部的钨城大余，休息一个星期，进行整编，号召农民和钨矿工人志愿参军。北伐时，原铁军第4军在这里还留下一个运输站，存有几百套被服和其他军需品。站上负责人把物资都交给我们，而且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还有几百名工人和农民参了军。”　　通过这次整顿和整编，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已成为一个团结稳固的战斗集体。正如朱德所说，正是由于加强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我们的同志个个像只老虎，我们的队伍经过千锤百炼，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坚不可摧的钢铁部队”。 　　上堡：整纪整训 　　11月初，朱德、陈毅率部来到赣南崇义县西南的上堡地区。这里是一片绵亘不绝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在这里，朱德、陈毅继续对部队进行整训，主要是整顿纪律和整训部队。　　当时，部队奉命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朱德和陈毅采取有力措施整顿旧军队中的不良制度和作风；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官兵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部队还开展了新的游击战术的军事训练。　　朱德从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他提出，在今后的武装斗争中，必须思考“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新战术问题”。由朱德口述，部队编写了新的训练教材，提出了诸如“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等战术原则。据朱德的回忆，当时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朱德精心讲授了第一课。课后，他将学兵带到训练场，把全队分为两个连，进行对抗演习，并亲自担任进攻连连长，组织士兵按照新的队形练习动作。在以后的训练中，朱德经常到训练场亲自指挥、讲解和示范。　　通过这次整训，部队有了铁的纪律，步调一致了；学会了新的游击战战术，增强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本领。部队根据朱德的指示，在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的地域，开展游击战争，实行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历史证明“赣南三整”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建军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经过整编、整训，南昌起义军余部保存了一批经受过严峻考验、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骨干力量，作战形式上也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为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庹平）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早在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就提前着手在南京、上海等地抽调老区干部、招募学员组建西南服务团，跟随主力部队一起解放西南、建设西南。但即使未雨绸缪，与西南繁重的任务和广阔地域相比，这些人员还是远远不够。邓小平指出：“这次去西南，主观力量从上到下都不够强。”　　加强现有干部的训练和团结。邓小平始终把进军西南的六十万部队作为治理西南的主要力量，提出干部的主要来源靠部队。因此，在大规模对敌作战结束以后，“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大量干部必须立即下乡”，为农村的土地改革做准备。当时提出正规军实行彻底分散的方针，采用包干制，规定“一个师负责一个专区地方工作”，指出如此才能解决干部问题，并可集中全力剿匪，发动群众。西南以部队干部为主体的干部队伍大都是经过革命战争洗礼，具有较高的革命觉悟和组织纪律性，但也存在一些缺点需要加以克服，才能更好地实现从战斗队到工作队的转变，完成农村繁重的治理任务。为了整顿干部作风、提高现有干部能力，邓小平提出“提高‘六十万’，即是提高我们现有的六十万部队的质量”的任务，整训的方法是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专门的工作检讨会议和举办训练班。西南干部还面临内部团结的问题，这是由西南干部构成的复杂性造成的。邓小平在进军西南以前就预估到这一问题产生的可能性，并提前给干部们打了一剂预防针，称之为干部“会师”。他指出：“去西南工作的干部有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分，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分，而外来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了全国各大解放区的不同经验与作风。”根据这种情况，他要求每个同志都应自觉注意团结问题，否则力量本来就不够，如果内部不团结，力量就会进一步削弱。　　有计划地从当地培养选拔农民干部。邓小平指出：“西南人民的彻底解放，只有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相对于军队干部、外来干部和城市下派干部，培养大批本土农民干部是着眼农村长远治理、巩固农村政权的治本之策，也是在农村干部急缺情况下的务实办法。在农民干部培养选拔上，邓小平注重通过农会去发现、锻炼农民积极分子，要求西南各地在屯粮和剿匪反霸的斗争中组织强有力的农民协会。由农会开办大量训练班培养农民干部，挑选其中最好的当农会组织员，派他们下乡去负责乡村农会的组织工作。但是，从农民中培养、选拔干部毕竟需要时间，在农村工作急需用人的情况下，邓小平主张可以使用农村中原有的进步力量，如小学教员、贫困知识分子、开明士绅等。他指出，要大胆利用保甲和知识分子，“把工作表现积极、与群众有联系的提拔起来，不好的洗刷下去，不行的调去训练”。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  

　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起至1949年4月24日结束，历时6个月20天，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城市攻坚战。此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和地方保安团13.5万余人，结束阎锡山对山西38年的统治，为我军进军大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权时制宜，控制外围要点。太原城位于晋中平原北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国民党为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在太原城修建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并在防线上修建5600余个碉堡。蒋介石还空运4个团1.1万余兵力和大量物资支援阎锡山。中央军委决定由徐向前、周士第指挥以华北军区第1兵团为主的18个旅11.5万余人，于10月18日发起对太原的进攻。　　正当我军逼近太原城郊、进行战役准备时，太原守军为抢粮和破坏我军战役准备，于10月1日以7个师分三路南进。第1兵团前委权时制宜，决定抓住敌脱离坚固工事的有利战机，提前发起太原战役，充分发挥运动战优势，求得在运动战中歼敌。经过11天的作战，我军迫近且部分地突破太原的第一道防线，歼灭敌军1.2万余人，攻克90余个据点，占领了武宿机场，并用炮火控制城北新城机场，断绝阎锡山获取外援的空中通道，达到孤立太原的目的。兵团前委原计划以城东南为主要突击方向，乘胜突破敌人外围防线。随着战役推进，发现城东南虽然地势开阔，利于部队机动，但守敌工事坚固，且重兵把守，即便攻下后也难以形成对太原的致命威胁。兵团前委果断改变计划，选择居高临下、俯瞰全城的东山作为主要突击方向。东山是太原城主要屏障，防线上有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和山头四大要点。10月16日，我军对东山发起进攻，激战至11月12日，控制了东山四大要点，歼敌2.2万余人。　　围而不打，开展政治攻势。太原作为山西省省会，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还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因此，太原战役既要歼灭敌人，又要保护文物古迹和工业设施。在解放太原的过程中，我军在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从思想意志上瓦解敌人军心士气，取得良好成效。　　11月16日，中央军委出于战略考量，电示第1兵团“缓攻太原、围而不打”。第1兵团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以部分兵力坚守前沿阵地，监视敌军，主力转入休整。同时，广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第1兵团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各师成立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设政治攻势中心领导小组，连设政治攻势小组。具体任务是了解敌情，分析形势，研究敌军心理，及时提出对策；培训骨干，总结推广经验，提高斗争水平；改进斗争方式，妥善安置投诚起义人员；实施会议汇报制度，及时掌握工作动态。二是强调针对性。政策能不能奏效，加强宣传的针对性非常重要。阎锡山虽盘踞山西多年，根基相对牢固，但是下层官兵多为受愚弄、受控制、受奴役的对象。针对敌军复杂的心理状态，第1兵团对敌斗争委员会强调宣传内容着重揭露敌人的谣言和欺骗宣传，讲形势、讲政策、讲出路。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对象，先后印发宣传品40余种50余万份。阎锡山部非常注重老乡关系，我军阵前喊话时，先听对方口音，再派出与其同县、同乡的战士、民工宣传政策，收到很好的成效。三是军事行动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战场上的瓦解工作，不能孤立进行，必须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与军事行动相辅相成。为断敌空中援助，我军以一部兵力控制敌新修的机场。同时以小股部队袭扰敌军，杀敌士气。这场攻心战一直持续到攻城前夕，促使1.2万余敌军起义投诚。相当数量的敌军受影响，在攻打太原主城的战斗打响后，放弃抵抗，大大减少我军攻城部队的伤亡。　　多路围歼，全线解放太原。平津战役结束后，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乘飞机逃往南京。此时，太原守军仍有6个军17个师共7.2万余人。在前期开展卓有成效的政治攻势基础上，为形成绝对兵力优势，1949年3月，由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改建的解放军第19、第20兵团和2个炮兵师开赴太原，会同由第1兵团改建的第18兵团等部总攻太原，使太原前线解放军兵力达到32万余人。此时，太原守军粮弹殆尽，士气低落，而我军经过休整、补充，士气高涨，战斗力强。4月20日凌晨2时，我军集中全部兵力分10路向守军发起攻击，首先分割围歼外围守军，而后会攻太原城。至22日，我军摧毁守军在城外的所有据点，全歼其太原外围5个防区的14个师，占领攻击城垣的出发阵地。　　为减少太原市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我军前线司令部向守军发出劝降最后通牒。在劝降无果的情况下，24日5时30分，攻城部队发起炮火准备，以1300余门火炮对城垣发起总攻。第20兵团首先由小北门东侧突破城垣，第18、第19兵团也相继由南面、东面攻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国民党军在防御太原主城过程中，将主城划分为数十个防区，守军主力被限制在各自防御区域内，区域与区域之间缺少联系，彼此孤立，机动兵力少，不利于相互配合和支援。我军以小群多路、穿插迂回的战术，很快将敌人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突击部队与敌人不纠缠、不恋战、猛打穿插，遇到顽强抵抗，以小型爆破手段，迅速开辟前进道路，向守军指挥中心快速穿插。在强大军事压力下，守军纷纷缴械投降，至10时，太原全部攻克，守军无一漏网。至此，太原战役胜利结束。（陈琪 戚苏源）来源：中国国防报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着手在东北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根据党中央部署，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总政文工团、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新华广播电台、延安电影团等机构和团体及600多位名人告别延安，一路艰辛跋涉奔赴东北，辗转来到佳木斯。延安的革命文化在佳木斯这块沉睡千年的黑土地呈现出爆发式的繁荣和活力，佳木斯由此成为东北革命文化的摇篮，被赞誉为“东北小延安”。 　　革命文化力量汇聚佳木斯 　　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考虑到前方军事斗争的需要，东北局决定将从延安过来的各文化机构和团体转移到合江省。1946年初，东北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所属工厂、学校等相关单位都云集于佳木斯。在北满分局工作并兼任合江省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遵循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北满根据地的方针，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迅速改变了合江地区的面貌，把一个政治混乱、经济凋敝、土匪猖獗、民不聊生的合江省，建设成为东北地区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为佳木斯的文化走向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1946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到合江省检查工作。在这里，陈云感慨于佳木斯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文化氛围，接触了很多从延安过来的文化和教育团体，并且见到了很多从延安过来的各方面的文化名人，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颇有感触的说道：“佳木斯成了东北的延安了”。从此，“东北小延安”的美誉就在东北解放区广泛的传播开来。 　　文化战线的独特风景线 　　众多知名的军事院校、高等院校、文艺院团和新闻出版机构，陆续迁到了佳木斯，在这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赞颂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使这里的文化氛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党创办的众多高等院校迁到佳木斯办学。1946年6月，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迁至佳木斯。在此办学的两年中，共培养出1500余名各类人才。吴伯箫、公木、寄明等文化学者都在这里工作过。同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分批迁到佳木斯，划归东北大学并恢复办学，且在当地演出了秧歌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的文艺节目，吸引了大批青年加入东北鲁艺。中国医科大学迁到兴山后，与先期到达并完成合并的东北医大合并组成新的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医大附属医院先后设置了四个医疗所，医大学员边学习边救治伤员，并培养了近2000名医务工作者。　　东北革命文艺院团以佳木斯为基地开展文艺活动。1946年冬，为了配合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东北局在佳木斯陆续组建了东北鲁艺文工团一、二、三、四团和音工团。这些以延安艺术者为骨干的文艺院团深入革命斗争的最前沿，深入东北百姓的实际生活，认真参加土改，积极启发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并在实践中汲取艺术的智慧与力量。陈戈、兰马、李蒙、刘炽等100多位文艺工作者，先后公演《雾》《自卫》《狼牙山五壮士》等话剧，他们还以佳木斯为基地，组织宣传队活跃在桦川、鹤岗、桦南、依兰等地，配合地方政权建设，宣传解放战争胜利形势，为佳木斯军民带来了丰富的文化艺术生活。　　一大批有影响的影视作品在佳木斯策划和制作。1946年6月，东北电影公司来到兴山。8月，由吴印咸带领的延安电影团一行40多人也来到这里。10月，东北电影公司易名东北电影制片厂，袁牧之为第一任厂长。东影厂建成了新中国的电影摇篮，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演职人员。在简陋的条件下，东影厂拍摄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影片，长达17辑的大型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成为了经典巨制。　　党的新闻出版业在佳木斯空前繁荣。1946年6月，东北书店迁到佳木斯，陆续出版发行了很多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同时充分利用《东北文艺》《东北文化》等期刊进行文化教育。这期间，东北书店印刷了数十种领袖著作和革命文学作品，如：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及修改后的歌剧剧本《白毛女》、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人民音乐》在此创刊，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理事会在此召开会议，《十二月翻身》《打胡子》《活捉谢文东》等一大批文艺作品诞生，记录着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与革命精神。佳木斯是东北解放区的印刷中心，《东北日报》等报刊在此建立起后方基地。 　　“光芒的来处却是佳木斯” 　　众多知名文艺院团和高等院校在此办公和办学，灿若星河的革命知识分子也以此为基地在思考和创作，延安精神在此传承，新中国文艺曙光在此酝酿。对于这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著名散文学家刘白羽认为：“如果说自由文化的光芒在那些地方，光芒的来处却是佳木斯。”　　吕骥、张庚、塞克、舒群、何士德、罗烽、白朗、马可、周立波、公木、刘白羽、马加、华君武、萧军、张仃、曲波、陈强、徐肖冰、侯波、田方、于蓝、袁牧之、陈波儿等知名文艺工作者，以佳木斯为基地，深入田间地头，深入民众中间，开展文艺创作和演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艺路线，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这些文化名家的传承，延安革命文化在黑土地上扎下根来，继续守护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音乐家马可在佳木斯创作了《咱们工人有力量》。1947年，马可到佳木斯发电所体验生活，被这里工人们挥动铁锤、高喊口号、废寝忘食的工作场景所感动，萌发出创作一首写工人阶级歌曲的意愿。此后，马可多次带领文工团员们到铁路修理厂、德祥东面粉厂、东北银行造币厂、沈阳机车车辆厂搜集素材，最终创作出《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在白山黑水之间传唱，作为解放区和新中国的第一首工人歌曲被载入中国革命音乐的史册。　　作家周立波在佳木斯出版了《暴风骤雨》。1946年10月，周立波来到尚志县元宝镇参加土改工作，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故事发生地元茂屯就在此地。小说较为完整地表现了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情形，生动地描写了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书稿上卷完成后，东北书店佳木斯印刷厂抢时间排印，1948年4月在东北解放区发行。《暴风骤雨》的发行量和影响力都很大，甚至被当作土改实际工作的参考书，是一部革命文学的经典作品。来源：学习时报  

平津战役经过图平津战役是我军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役，也是关键一役。时至1948年11月，我军在解放战争各个方向上都取得了辉煌战果。特别是在辽沈战役胜利后，我军总兵力已达300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已超过对手。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正式打响。在64天的时间里，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个“剿总”司令部、3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13个军部、51个师（旅）共52万余人。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压倒性优势，人民军队解放全国的步伐势不可挡。 　　乘胜入关，割裂敌之体系 　　在华北地区，我军自1947年起不断歼灭敌人、扩大解放区。蒋介石、傅作义曾计划于1948年10月下旬偷袭我中共中央所在地。我华北第2兵团、东北先遣兵团迅速行动，新华通讯社及时揭露这一阴谋，迫使傅作义放弃计划，并将兵力进行收缩，为我决战平津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11月18日，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提早入关。23日起，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快速向冀东地区开进。与此同时，为贯彻中央军委指示，吸引敌目光至平绥线，我华北第3兵团所属3个纵队连续攻占了柴沟堡、怀安、沙岭子等地，围困张家口，借以吸引北平守敌前来救援。傅作义则正中我下怀，判断我东北野战军暂时不能入关，遂派遣嫡系部队第35军等部增援张家口，并对部分力量部署加以调整，在平绥线上集中了十几个师的兵力。　　面对这一态势，中央军委判断这是“抓住傅系、拖住蒋系”的重要战机，遂令东北先遣兵团、华北第2兵团、华北第3兵团各部向位于平绥线的敌军发动攻势，力求打断敌之声势、切断敌之联系、阻断敌之退路，全歼平绥线之敌。　　由于我东北先遣兵团于12月5日攻克密云，歼敌6000余人。敌判断我东北野战军一部已经入关，极有可能与华北各兵团协同向北平发起攻势，急令各部队向北平地区收缩。特别是傅系主力第35军连夜计划从张家口向北平后撤，却不料被我华北第2兵团一部及冀热察军区部队阻滞于新保安地区。华北第2兵团主力战胜诸多不利因素赶到新保安附近地区，挫败了敌第35军由西向东的突围行动，并同时遏制了敌第104军由东向西的进攻行动，迫敌两支部队始终无法会合，第35军只能困守于新保安；华北第3兵团则于6日收复沙岭子、7日解放宣化，将张家口和宣化之间的联系一刀切断，并于8日将张家口彻底包围起来。至此，敌傅系主力陷入我华北第2兵团、第3兵团的天罗地网中。而我东北先遣兵团则是猛打猛追，又先后歼敌近2万人。至此，我各兵团行动打乱了敌之部署，割裂了敌之防御体系，形成了歼灭困守之敌的有利态势。 　　各个击破，围歼困守之敌 　　在我军形成对平、津、张一线各要点之敌的合围态势后，按照中央军委指示的“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等原则，对被围之敌实施各个击破。　　其中，困守新保安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构筑了坚固工事、设置了多层火力，妄图固守待援，但我华北第2兵团所属9个旅于12月22日从西、东、北三面向守敌发起猛烈攻势，不到一天时间便全歼新保安守敌，赢得作战胜利。　　就在敌第35军被歼灭后，张家口守敌7个师（旅）妄图尽快逃离，但始终未能突破我军的铜墙铁壁，并被我2个纵队兵力乘隙突入城内，守敌几乎全被歼灭。　　天津守敌共10个师约13万人，统归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由于天津地位重要，这里工事众多、防御严密、物资充足。我东北野战军向中央军委建议，“以五个纵队兵力包围天津”“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敌未突围则发动总攻”，获得中央军委的同意。随即我军逐步扫清其外围据点，并利用夜暗构设大量交通壕和观察所，做好攻城准备。与此同时，我向天津守军发出放下武器的劝告，争取实现和平解放，却遭敌拒绝。1949年1月14日上午，我军向天津城发起总攻，各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下快速突入城市，在29个小时的作战时间里，我军俘获陈长捷等敌将级军官28人，击毙、击伤、俘虏敌13万人，缴获大量武器物资。 　　慑谈并举，和平解放北平 　　当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塘沽等要点被我军陆续解放后，据守北平之敌惶惶不可终日。尽管我军占据胜势，但为争取北平免受战火波及，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加紧与傅作义谈判，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　　1948年12月19日，我军代表刘亚楼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然而，在谈判中，傅方并无和平诚意，执意要求保留军队。这与中央军委指示的绝不允许保存反动武装力量相违，谈判未能成功。　　就在我军不断分割包围守敌，切断平张、平津、津塘间联系之际，1949年1月6日，傅作义的代表再次出城谈判。但到了答复的最后期限时，傅作义仍然有拖延的企图，我军遂组织实施天津战役。13日，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曾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与我军举行第三次谈判。我军强调谈判不再涉及天津，并要求北平国民党守军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　　14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反动军队指出了应走的道路。16日，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傅作义集团的最后通牒，迫使傅作义放弃“和平谈判”，接受我军的“和平改编”。31日，我军进入北平接管防务。至此，平津战役结束。　　平津战役的胜利，使华北绝大多数地区获得解放，并和其他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建立强大后方、进军全国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战役中，我军不仅充分发挥军事优势，快速分割围歼对手，更发挥了政治优势，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古都。这为我军在进军全国时解决残存之敌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更为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石。（冯斌 刘奎 郭书菊）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