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士田两次荣立一等功，因受战伤被评为六级伤残军人。1954年，他退役返乡后，积极投身家乡生产建设，对战功一直缄口不提……”近日，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96岁老兵葛士田“深藏功与名，居功不自傲”的感人事迹，被搬上山东莘县中小学思政课堂，成为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　　去年以来，山东省启动革命老兵“红色记忆”工程，对参战老兵事迹进行抢救性挖掘整理，一批像葛士田这样功勋卓著的老兵进入公众视野，让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呈现在世人眼前。       近年来，山东省全面开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整理出的一组数据给人警醒：全省健在的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和抗美援朝作战老兵从2019年35867人、平均年龄87岁，到2022年25900人、平均年龄90岁，3年时间减少近万人。　　“老兵等不起，我们要与时间赛跑，留下他们的烽火记忆。”一场抢救性挖掘整理工作随即展开。从去年开始，山东省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2.8万余名健在革命老兵逐人建立档案、拍摄口述视频，录制《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和抗美援朝作战老兵向党致敬》专题片，开展“红色基因在传承——听老兵讲述英雄故事”活动1800余场次，制作省、市和136个县（市、区）荣誉画册164本，整理高清视频资料2万小时。　　记录过程既有速度，更显温度。他们对身体较好的老兵全面收集整理资料和实物，应采尽采、不留遗憾；对因身体或其他原因不方便采访拍摄的，充分挖掘利用现有资料整理成册；对战斗经历丰富、荣誉较多的老兵，组织专业力量深入挖掘。滨州市老兵薛贵生已93岁高龄，听力衰减严重，而且记忆力不好，时常边聊边忘。工作人员耐心、用心开展工作，连续12次入户完成采集。　　整理、保护红色记忆，是为了更好传承。该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教育部门和党校、党史、档案、图书等相关单位，共建共享24个退役军人思想政治教育基地、105家红色退役军人服务站。他们共同推动红色文化纳入国民教育，面向广大青少年群体，深入开展“倾听红色故事，照亮成长之路”主题活动，加强“红色文化特色示范课堂”建设，每年遴选推荐500节优秀课例在全省展评，推动革命老兵事迹和精神转化为优质红色教育资源。　　据悉，该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还推动各级结合“老兵永远跟党走——老兵宣讲”实践活动，累计建立老兵宣讲队伍366支，共1.8万人参与，进校园宣讲3000余场次。在山东各地开展的“开学第一课”中，一位位耄耋老兵走进学校讲故事、话传统，一段段生动感人的口述历史视频在思政课堂上播放，学英雄、争先进在青少年中蔚然成风。来源：中国军网-中国国防报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对事关中国革命存亡的一系列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六大以后的两年，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发展。　　（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严重白色恐怖的黑暗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大批党的优秀干部，为了党的事业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党的组织全部转入地下，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近6万人，下降到1万余人。中国共产党经受了自成立以来的最严峻的考验。　　1927年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陈独秀离开中央最高领导岗位，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中央临时常委会随即作出三项重要决定：将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此诞生，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建立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之路。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付出血的代价后得出的正确结论。从此，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　　八七会议后，各地党组织相继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其中重要的有这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同年12月11日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以及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起义，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起义，中共黄麻特委领导的黄安、麻城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张鼎丞、邓子恢领导的闽西起义，陕西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渭（南）华（县）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等。　　经过八七会议，党内一度存在的右倾错误得到了纠正，但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没有认识到革命正处于两个高潮间的低潮时期，主观地认为革命潮流处在“一直高涨”之中，又没有看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懂得适当的退却、保存自己是必要的，反而一味地强调进攻，甚至在一些敌人控制严密的地方发动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起义。因而八七会议后不久，党内出现一股以盲动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急性病，结果欲速则不达，使革命遭受了本可避免的损失。　　至1928年春，党内一度发生的“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停止了。但是，对于一些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当时的政治形势、革命任务和斗争策略等，都还没有统一认识。因此，亟须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会，解决上述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统一全党思想，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就这样，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提到了议事日程。　　（二）　　最早提议召开六大的是八七会议。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党“应在六个月之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讨论了召开六大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间召开六大，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　　1928年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有关事宜。会议通过讨论，确定出席大会人数为50人左右，具体办法由中央组织局决定；大会召开地点待定。之所以不能确定六大地点，是因为当时全国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党的组织处于极端秘密状态，国内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来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瞿秋白提出可在澳门开，但多数人认为在香港开更合适。这个问题最后没有定下来，决定以后再议。　　当时，白色恐怖太严重了，中国之大，竟找不到一处适当的开会场所，而党又需要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和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对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研究部署今后工作。正好此时，共产国际决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届时中共都将派代表团出席大会，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代表团参加，请斯大林或布哈林出席大会，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请求。1928年4月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　　4月下旬和5月上旬，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的各地代表从上海陆续起程，大部分经大连、哈尔滨，偷渡满洲里边界，进入苏联境内，也有乘苏联轮船直接到海参崴的。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会址设在莫斯科近郊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这是一栋三层的楼房，底层是餐厅、厨房和其他一些房间，大会的秘书处就设在这些房间里。二楼有一个约能容纳七八十人的客厅，作为六大的会堂。客厅旁边还有一些房间，部分代表和工作人员住在这里。三楼则全部作为代表的宿舍。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这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此外，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大会正式开始。大会主持人宣布：向中国革命中死难的烈士默哀三分钟。接着，大会通过了主席团、正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然后，由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共产国际、少共国际、意大利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及共青团中央代表关向应、全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等分别向大会致贺词，瞿秋白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谢词。　　大会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随后，会议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十分激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6月30日和7月3日，周恩来分别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大会期间，蔡和森、王若飞、张国焘等作了长篇发言。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等十几个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　　六大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第六届中央委员会。7月10日上午，大会正式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7月19日，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当时共产国际过于强调党中央领导层中的工人成分，7月20日，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武汉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三）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大革命已经失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刚刚兴起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它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于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而党内又存在争议的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一是正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未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国家政权依然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所掌握；地主阶级的土地剥削制度并没有废除，封建余孽也未肃清。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中心任务，一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二是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三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的方式。　　二是正确地指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指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底势力还超过工农”。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这就是现时形势的特征。大会又指出，新的广大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并没有能力彻底地消灭中国革命，革命力量不仅保存下来，而且继续发展。同时，引起革命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加紧，这些矛盾继续加深、日益尖锐，必将促进革命的发展。根据这样的政治形势，六大确定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党的六大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大会纠正了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应“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三是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党的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在大革命后期，就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能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准备群众力量，以求战胜自己暂时的同盟者之反动的企图，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如此等等，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一度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在组织武装起义时，采取烧杀政策，甚至提出“让有产者变无产，然后强迫其革命”的口号，严重地脱离群众。组织上又采取惩办主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和毛泽东，都被指责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分别予以政治纪律处分。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指出，盲动主义从理论上讲，就是以少数人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对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其方法上是不去教育说服群众，而是指挥、强迫群众的命令主义。因此，必须切实纠正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个重大转变。　　（四）　　六大在作出一系列正确判断的同时也有其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缺乏准确的分析，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一部分人追随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了革命，但并不意味着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成了革命的敌人，相反，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变，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打压，他们仍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诉求，是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争取的力量和团结的对象。　　二是没有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的六大一方面强调要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另一方面还没有认识到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仍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性条件。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具体负责指导六大的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同时，六大虽然承认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现在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但认为革命的高潮很快就能到来，到时就可以发动武装起义，夺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以至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统治，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后来党内出现严重的“左”倾冒险错误。　　三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党的六大一方面强调：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这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六大又过于强调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六大代表和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都存在片面“工人化”的问题，在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了41人；在六大选举产生的3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占了21名。　　党的六大虽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但总体来说，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了近10万人。1929年6月，全国党员已增加到近7万人，到1930年9月，发展到12万余人。遭受重挫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也有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来源：学习时报  

       土地革命时期，党组织在江西萍乡曾建立起三条红色地下交通线，肩负起沟通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传送党的文件、护送来往干部、运送物资和经费等重要任务。　　1930年，党组织在萍乡地区开辟了连接湘赣、湘鄂赣苏区地下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从莲花县至萍乡大安里，再经茅店、宣风珠亭山、石观泉至宜五区（即现天台、竹亭一带），途经的都是山区，隐蔽性强，很快就成了湘赣根据地与湘鄂赣根据地来往的主要通道。据老同志回忆，1930年秋，湘赣革命根据地将主力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缴获的无线电台和大批军用物资送给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完成转运的。　　1932年春，为了开辟湘赣、湘鄂赣苏区的第二条地下交通线，中共湘鄂赣省委决定，成立宜（春）萍（乡）醴（陵）边区委员会，管辖醴陵北三四五区和东一区，萍乡北境的五个区，宜春的逸市、金瑞等区，边委机关设在上栗市斑竹山。在宜萍醴边委的努力下，很快就建立了由浏阳的大围山至醴陵白兔潭通往袁水流域的上栗市、长坪里和萍乡县城、安源、宜春等地的地下交通线。1934年2月，湘赣、湘鄂赣苏区又开辟了从慈化经楠木、天台山、水江到萍乡长坪里，再往株萍至大安里的第三条地下交通线。　　为了保障红色地下交通线的安全畅通，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曾通过中共萍乡县委建立起多支武装交通队，担负护送干部、传递文件和经费过境的任务。交通线沿途设有地下交通站，有交通员常驻。组织上选拔具有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能够广交各界朋友、懂得各行“行话”的同志担任交通员，他们一般都以开茶馆、酒店或做生意为掩护，除负责保护交通线的安全，为过往同志带路，还兼任探听敌情、采购物资、发动群众等工作。　　当时，湘赣、湘鄂赣苏区交通线上的最大障碍是通过袁水河。国民党当局为了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派军队从水、陆两方面进行巡逻检查。对此，湘赣苏区在珠亭山渡口设有秘密交通站，并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和秘密联系的方法：每逢街上有敌军，便在渡船的船艄下悬挂一只草鞋，或在渡口的路上插上香；如果插两支香，表示这里有两个连的敌军；如果拍掌，表示安全无事；如果有人唱山歌，表示敌人在这里戒严。由宜五区的竹亭到宣风要经过萍乡的金鸡山，在山下也设有交通站。交通员到这里拍三下手，叫声“老三，快走！”附近的村里就会有人出来送情报。敌人为了阻止红军游击队晚上在水浅的地方渡河，用厚樟水板钉上长长的铁钉放置在河底。交通员发现后，在夜间用四齿耙把樟木板翻过来，让铁钉朝下，保证苏区人员的渡河安全。（作者：吴昌荣）来源：人民政协报  

           山东临沂经开区红嫂文化博物馆内，展陈着十几块老旧的木板，特别引人注目。　　“孟良崮战役中，为保证部队顺利过桥，李桂芳等32位红嫂把自家门板卸下搬来。她们站在冰冷的河水中，肩扛门板，架起一座‘火线桥’……”红嫂文化博物馆馆长朱呈镕说，这些木板由红嫂所在村庄的村民自发捐赠，非常珍贵。　　博物馆里，还有小推车、担架、纺车……这些过去沂蒙农家最常见的生产、生活用具，记载了当年沂蒙人民全力支前的历史，见证了子弟兵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当时沂蒙根据地420万人口中，就有120多万人拥军支前，10万多名英烈血洒疆场。　　送子参军、送夫支前；烙煎饼、纳军鞋；救助伤员、纺线织布……红嫂，是千千万万踊跃支前的沂蒙妇女群像，是她们光荣的称号。　　“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沂蒙这片红色土地养育了我，沂蒙红嫂拥军支前的故事从小就感动着我。”朱呈镕说。她曾是下岗职工，后来创立了山东朱老大食品有限公司。事业有起色后，朱呈镕一直没有忘记红嫂“乳汁救伤员”以及“沂蒙六姐妹”的故事，一次次拿出公司生产的水饺，免费送给子弟兵。　　20多年来，她走边关、进哨所、上海岛，累计走访慰问部队600余次，送水饺1000余吨、鞋垫8万余双，捐款捐物1000余万元。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她组织员工赶制20吨“拥军水饺”，驱车13个小时送达武汉火神山医院工地现场。朱呈镕也被称为“新时期的沂蒙红嫂”。　　2017年，她申请成立红嫂文化博物馆，收集了数百件革命文物，以实物加声光电、油画、雕塑等形式，展现了70多年前那段感人至深的沂蒙红嫂拥军史。　　岁月流转，老“红嫂”们身影渐远，而今的沂蒙大地上，一个个新“红嫂”正接过前一辈手中的接力棒，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发扬光大。　　沂南县于爱梅，是“沂蒙母亲”王换于的孙女、沂蒙红嫂张淑贞的女儿。“我是红嫂后人，有责任把前辈的精神传承下去。”于爱梅退休后，发起成立了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组织300多名会员，先后进行了3000多场沂蒙精神宣讲活动；　　蒙阴县牛庆花，是一位普通的农村留守妇女，为了让家乡优质果品走出大山，她紧跟时代潮流，开网店、做直播，不仅自己脱贫，还成为当地致富的带头人，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　　“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红心映朝阳……”当年红嫂情，化作新时代奋斗精神，继续传扬在蒙山沂水、神州大地上。（杨文）来源：新华社  

志愿军教员在进行反战宣传工作 志愿军翻译给战俘们读信 　　抗美援朝战争中，为应对敌军的虚假宣传，借助舆论力量削弱敌军战斗力，志愿军展开了积极有效的国际宣传。这是志愿军对敌政治攻势的重要方式。志愿军的国际宣传形式多样，有力回击了敌军的虚假宣传，为志愿军赢得国际舆论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及时澄清事实，驳斥错误言论。美军组建专业“舆论战”部队，对志愿军进行“舆论战”。朝鲜战场上，美军曾有计划地在“联合国军”内部和向世界范围散布谣言，欺骗国际民众，企图丑化志愿军形象，如宣传志愿军虐待、杀害俘虏等。1951年11月，美军制造“汉莱事件”，污蔑我虐杀战俘。对此，志愿军组织俘虏撰写家信，在电台录音广播，以支持中朝司令部发言人驳斥美方诽谤的声明。1953年，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提出所谓“梅奥报告”，再次污蔑志愿军在朝鲜杀害美国战俘。志愿军对此高度重视，通过让敌军俘虏向他们的家人寄送信件、照片，出版外语小册子、画刊，向世界进行广播，邀请国际人士参观战俘营等方式，向国际民众展示被俘敌军的真实情况。一些英国读者读了小册子，听了广播后反映，“你们对待战俘既人道又仁慈”。一些美国人看了被俘美军士兵的照片和信件后表示，“这个政策正像母亲的心一样”。　　可以说，志愿军的国际宣传，及时有效地向国际社会澄清了事实，驳斥了美军的恶意抹黑。　　揭露敌军暴行，抢占道义高地。正义的战争和维护人民利益的行动往往能得到舆论支持。从战争性质来看，美军发动战争是非正义的，而志愿军抗美援朝以保家卫国为目的，是正义的战争。对此，志愿军向国际社会展开大力宣传。志愿军总部指出，要有计划地揭露敌军暴行，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美国的真实面目。志愿军针对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扣留战俘、强迫志愿军被俘人员当特务、在巨济岛屠杀战俘等罪行进行详细调查，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论证，确保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这些材料在国际公开后，为扩大反对美国侵略朝鲜的世界舆论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材料让世界人民看到了美国的真实面目，对美军形成强大舆论压力，为志愿军把握舆论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借助意见领袖，引导国际舆论。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和平民主人士是“意见领袖”，他们可以通过自身言论和行动，影响国际舆论。　　为更好开展国际宣传，志愿军邀请数位国际和平民主人士到朝鲜战场参观，特别是邀请他们到战俘营参观，展示志愿军优待俘虏的真实场景。1951年，一名布拉格记者访问战俘营，回国后即著书介绍志愿军优待俘虏的相关情况。1951年至1952年，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团、法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奇和英国妇女领袖费尔顿夫人等国际知名和平人士相继到战俘营参观访问，回国后进行大量宣传。特别是费尔顿夫人返英后，写文章、著小册子、作报告，在英国广泛传播她在战俘营的见闻。由于她所讲述的都是亲身经历，她的作品得到英国民众广泛欢迎，对宣传志愿军的宽俘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掌握宣传艺术，提高宣传效果。志愿军的国际宣传，不是单纯完成任务式的宣传，还十分注重宣传艺术，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注重把握时机。如联合国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志愿军曾将战俘要求迅速结束朝鲜战争，以使他们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呼吁书（包括写给联合国大会主席、苏联代表团、美国代表团的呼吁书）送苏联代表团备用。1952年板门店谈判受到美方阻挠时，恰逢英国国防大臣亚历山大来朝，志愿军借此机会发表英国俘虏致亚历山大的呼吁书。1953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伦敦召开妇女大会，英国俘虏再次联名致电，对大会表示支持，并呼吁英国妇女积极争取朝鲜停战，以使她们的亲人早日回家。二是注重提高宣传品质量。志愿军连续出版《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战俘》纪念册和《联合国军战俘在朝鲜》画册，其中图片占很大比例，并力求印刷美观。三是注重契合外国民众的接受习惯。在强调图片重要性的同时，志愿军还注重使用外国民众爱听、听得懂的语言。如在志愿军出版的两本画册中，没有强硬的政治口号，也没有“美帝国主义”和“战争贩子”等字眼，只有俘虏们用自己的语言和照片表达出来的真实生活，受到读者普遍欢迎。来源：中国国防报  

这条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毛毯，现陈列于宁都起义纪念馆。资料图片  　　在江西省宁都起义纪念馆展厅里，陈展着一条浸满岁月痕迹的毛毯。这条毛毯不仅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更凝结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厚的革命友情。　　毛毯最早是由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的董振堂使用。1931年12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董振堂与赵博生、季振同、黄中岳等率国民党军第26路军1.7万余人在宁都起义，正式宣布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按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宁都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朱德十分关心这支刚刚获得新生的部队，于起义后的第三天（16日）亲自从瑞金赶到石城地区，欢迎由宁都开到这里的第26路军起义部队，并看望起义部队的伤病员，再三叮嘱他们要安心治病，还指示医生要采用一些民间草药，尽快给这些伤病员治好病。　　时任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的董振堂对朱德是久慕其名，所以早早出了营院迎接。两人相见，董振堂发现朱德非常平易近人，好像多年不见的老大哥。朱德先是来到营连，同官兵讲话，听着他用朴实语言讲出的革命道理，起义官兵不仅叹服，更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军队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随后，朱德又召集第13军的主要干部开会，就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做好下次反“围剿”准备等重要问题交换意见。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董振堂执意请朱德在军部留宿。朱德说：“振堂，不行啊，明天早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我得赶回去。”董振堂见挽留不住，只好送朱德出门。出门后他们发现，天上已经飘起片片雪花。董振堂这时才注意到朱德衣着单薄，他一边让朱德稍候，一边急忙叫警卫员回屋取东西。等包裹拿来，董振堂立即捧给朱德。　　朱德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条毛毯，他连连推辞。董振堂真诚地说：“这条毛毯是我用干净的钱买的，可不是发的洋财，如不嫌旧的话就请您一定收下。”朱德感动地接了过来。董振堂站在风雪里，目送朱德等人远去，一直站了很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董振堂相送的这条毛毯，伴随着朱德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了长征的日日夜夜。　　长征到达陕北后，朱德见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工作到深夜，就将这条毛毯送给他御寒，并向周恩来讲述了这条毛毯的来历。　　1935年6月初，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7月21日，红一方面军原第1、第3、第5、第9军团番号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董振堂任第5军军长。1936年10月，董振堂率部西渡黄河，指挥所部参加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的战斗。1937年1月12日，董振堂率部在甘肃高台县城与近10倍于我的敌人浴血苦战，弹尽粮绝，于20日壮烈牺牲。　　噩耗传到延安，广大指战员无不为之悲痛。周恩来更是睹物思人，一边轻轻抚摸这条枣红色的毛毯，一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同志们，革命不易啊！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烈士的遗物陈列起来，供子孙后代好好瞻仰。”　　1937年春，周恩来携带这条毛毯乘卡车前往西安与国民党谈判，因为路途颠簸，便把毛毯垫在背后。谁知，当途经甘泉县劳山时，遭到潜伏在此的国民党部队的袭击，密集的子弹从后面的小山包和左边的树林中射出。周恩来从所乘卡车上跳下来，率部一边还击，一边转移，并叮嘱警卫员千万不要遗失了那条毛毯。脱险后，周恩来才发现毛毯已“受伤”十余处。到西安后，周恩来立即派人进行修补，并交代一定要找城里最好的织补店把它织补好。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命令。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在朱德赴前线的前夕，周恩来把这条补好的毛毯也带来了。周恩来说：“朱老总，你要到前线去了，我把这条毛毯送还给你。振堂同志的毛毯可是宝贝啊，平常可以保暖，危险时候还能防身……”朱德欣然收下。　　1938年春，负责后勤的同志为了让朱德能休息得舒服些，将火炕烧得很热。不料想，毛毯被烧了一个洞。经房东老大娘的精心缝补，几乎看不出是补过的。1939年，毛毯多处磨损断线，它又被送到八路军后勤部的被服厂缝补。随后，朱德带着它南征北战，直到新中国成立。（邓冬兰）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功绩不下前线的敌后军工 　　——晋察冀边区军工烈士纪念塔碑文敬读  　　晋察冀边区军工烈士纪念塔，坐落在河北省平山县罗汉坪村西南的山坡上。这座纪念塔是由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事业部第33兵工厂于1949年7月7日建成的，为纪念抗战时期党的敌后军工事业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纪念塔坐西朝东，由青砖砌筑，通高4.25米，包括塔顶、塔身和底座等部分。塔顶铸军工人像，头戴五星帽，身着背带式工作服，右手举铁锤过头，高1.2米。塔身正面刻有“军工烈士纪念塔”，背面为“死难烈士名单”。南侧面颂词为“英雄事迹垂青史，革命光荣留中华”，北侧面颂词为“驱日寇、灭蒋贼、勤劳生产、死的无上光荣”。纪念塔底部刻有碑文：　　八年抗战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三年自卫战争消灭了蒋匪政权，华北现已全部解放，全国胜利为期不远，新民主主义政权即将成立，民主自由全中国普遍实现伟大胜利。由于中共英明领导，军火工人给战争胜利伟大贡献，保证了军火源源供给，其功绩不下前线。战争中因公牺牲的职工同志，日以继夜，埋头苦干，在深山荒野进行建厂，环境恶劣，万分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面战争，一面生产，节衣缩食，蓄粮充饥，艰苦奋斗十有一年。诸位先烈，由于你们的流血牺牲，给中国人民换来幸福，于世界人民争下和平，为民而死，虽死犹荣。建筑碑塔以慰在天之灵，未竟事业，踏着烈士血迹完成。　　碑文概述了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即将建立的背景下，军火工人对战争胜利“功绩不下前线”，强调因公牺牲的职工同志所作的突出贡献，阐明“建筑碑塔以慰在天之灵”的目的，文风朴实、言简意赅，读来深受感动、备受鼓舞。 　　“驴背上的兵工厂” 　　1938年10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的指示下，八路军各部依托太行、太岳、吕梁、沂蒙等有利地形先后建立了20多个修械所。因设备少、条件差，这些小型修械所只能使用锉刀、老虎钳、榔头和铁锤等工具手工制作长矛、大刀、手榴弹和地雷。在部队作战或转移时，这些修械所可迅速收纳工具驮到驴背上随军转移，因此被称为“驴背上的兵工厂”。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敌后军事工业迅速集中并扩大。到1943年时，敌后军事工业已具备完整配套的生产体系，包括枪厂、炮厂、子弹厂、炸弹厂等。其生产能力涵盖矿藏开发、机器制造、枪械仿制、化工生产等方面，基本实现了军工设备和原料的自给自足。据不完全统计，在全民族抗战的8年中，敌后军事工业生产步枪10528支、复装子弹2375224发、手榴弹580764枚、掷弹筒2500门、50mm投掷弹198020发、82mm迫击炮弹37967发、发射药11172公斤、烈性炸药15503公斤，为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敌后军事工业的发展壮大得益于党对军事工业的全面领导。创建初期，八路军军工部设立了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干教科、调查科等部门，逐步建立了“党委会—党总支—党支部”的组织体系。在组织建设方面，军工部提出了“政治干部技术化，技术干部政治化”的要求，积极团结并吸收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到1942年，军事工业中的党员数量已发展为592人，占比43%。开设了“中国革命史”“革命工厂”“新的劳动态度”等课程，以达“团结工友、教育工友、保护工友利益”之目的。 　　重视科学技术 　　敌后军事工业的壮大和发展离不开军工技术的提升和突破。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指示，要求各地军事工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并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给以充分的优待。据此，敌后军事工业先后引进了一批留学海外和国内高校的军工人才，所涉专业包括化学、机械、冶金、土木工程、动力工程、无线电通讯、电机等。同时，军事工业还创办了太行工业学校，并请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专家授课，以培养更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军工人才的汇集推动了“白口生铁韧化处理”“灰生铁冶炼”“硫酸生产”等技术的突破，极大地提升了敌后军事工业的产品种类和爆炸威力。　　在军事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党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在敌人频繁“扫荡”的艰难时期，敌后军事工业在陕甘宁根据地开展了赵占魁运动，在晋冀豫根据地开展了甄荣典运动，在晋绥根据地开展了张秋凤运动，在山东和晋察冀根据地开展了劳动竞赛运动和立功创模运动，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敌后军事工业各厂之间、各工部之间相互发起挑战，陆续涌现出许多劳动英雄，有的军工厂产量提高两倍。为克服频繁“扫荡”带来的安全挑战，敌后军事工业积极扶持地方县政府、武委会开办民兵“地雷训练班”，并印制《地雷制造使用方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小册子，传授地雷的制作和使用办法，开展了“遍地地雷响，村村打敌人”的群众性爆破运动，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军事行动，有效地保卫了根据地。 　　付出重大牺牲 　　敌后军事工业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山沟沟”中人力、物力奇缺，基本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在敌人的“扫荡”和经济封锁下，敌后军事工业还面临着工厂被毁、原料被抢、工人被杀等危机。原本就十分紧张的器材、原料和粮食，在这些危机中更加紧缺。最困难时期，军工工人只能以野菜、树皮等充饥。在这些艰难困苦中，为反敌人“扫荡”，军工厂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另外军工工人仅因“锅炉爆炸”“拆炮弹”“试雷药”等牺牲者“不下一百二十余人”，致终身残废者也不在少数。面对如此恶劣的生产环境，敌后军工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日以继夜，埋头苦干，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铸就了伟大的军工精神。来源：学习时报  

风吹稻田，群山青翠。夏日的“和森小镇”灵动秀美。　　6月10日，笔者走进“和森小镇”红色旅游核心区、我党重要创始人蔡和森的故里——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杨球村。　　蔡和森是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第一个明确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他的妻子向警予是我党创建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妹妹蔡畅为中国妇女运动作出卓越贡献。　　曾几何时，杨球村因偏远闭塞发展滞后。如今，这里的变化翻天覆地。周边建起以高速公路为主干的交通网，宽敞的水泥硬化路直通家门口，一栋栋小楼鳞次栉比。不少村民沿街开办 “忆苦小吃”“拥军茶馆”“兵哥哥农家乐”等，迎接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　　井字镇党委书记赵向阳介绍，杨球村的红色旅游火了，带动该镇旅游业整体升温。自2017年蔡和森、蔡畅故居（以下简称“故居”）完成修缮至今，井字镇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故居、蔡和森广场、“蔡和森同志光辉一家”雕像等景点成为网红打卡地。　　“去年，我镇农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5%，杨球村村集体收入增长9%。”赵向阳说，蓬勃兴起的红色旅游让该镇酒店民宿等旅游住宿业取得长足发展，交通沿线的古镇建筑群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百香果、红心猕猴桃、红心火龙果等果品畅销多地。今年3月，该镇举办双峰·井字文化生态旅游节暨乡村振兴创业大赛，吸引众多创业者参与。　　“深山村”变成“网红村”，“小山镇”迎来“大发展”。短短几年，“和森小镇”凭借旅游经济发展强势“出圈”。背后的奥秘何在？　　娄底军分区领导介绍，在军地联合指导下，井字镇确立了“红色文化+乡村旅游+特色产业”的发展思路。他们充分挖掘“革命红”和“生态绿”两大优势，不断在创品牌、促融合、强功能上下功夫，让红色文化“活”起来、乡村旅游“火”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 军地人员在故居学习党史。徐志强摄 杨球村航拍图。徐志强摄  　　挖掘优势资源，擦亮“红色名片” 　　“故居是井字镇最宝贵的红色资源。要想让红色旅游枝繁叶茂、常青不衰，必须把这个‘根’呵护好。”军地有关部门联合镇政府组成6个专班工作组，经过一年多的修缮和扩容，将故居由当年的几间平房、几张桌椅、几组照片，升级打造成集广场、雕塑、陈列馆、蔡畅图书馆、宣誓厅等于一体的大型教育基地。　　为扩大故居的影响力，他们拍摄《回望出发的路》《寻梦路上》等电视专题片，策划大型音乐舞蹈剧《初心楷模蔡和森》，创作完成《不忘初心——蔡和森》《百年唱和森》《和森小镇的回忆》等革命歌曲，全县16支新时代乡村业余文艺宣传队把表现蔡和森红色故事和革命精神的节目纳入演出。　　2018年，该镇入选湖南省第四批湖湘风情文化旅游小镇。2019年，故居获批蔡和森蔡畅党性教育基地。2020年，故居获批娄底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2021年，蔡和森同志纪念馆·故居景区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森小镇”知名度与日俱增。 　　推动产业融合，拓宽增收渠道 　　竹木生产车间内，村民彭大姐正坐在打磨机前忙碌。不多时，一件竹制手工艺品就打磨成型。“这些产品在故居周边的摊位上很好卖。正常情况下，我一个月能收入3000多元。”她满脸笑意地向笔者说。　　“发展红色旅游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红色’带动‘绿色’，实现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农业发展。”双峰县人武部领导介绍，军分区、人武部充分利用红色旅游带动效应，帮助该镇建设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发展有机蔬菜种植和龙虾、蜜蜂养殖等，打好“产业组合拳”，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杨球村村民赵剑民祖祖辈辈生活于此。随着红色旅游线路的开发，小镇客流量日益增多，他看到原生态油茶种植和蜜蜂养殖的商机，却苦于承包山林缺乏资金。人武部领导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帮他协调农业银行办理了低息贷款。赵剑民说：“这几年，生意一直不错。我还了贷款，还盖了房、买了车。” 　　强化教育功能，传承红色基因 　　“很多游客到这里踏访，是为了与革命先辈进行精神对话，获得思想启迪、汲取奋进力量。这就需要我们凸显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吸引更多人到这里寻根溯源。”军地有关部门在指导该镇开发利用红色资源上，始终把传承红色基因作为根本出发点。　　该镇不断丰富故居陈列内容，提升讲解质量。故居收集民间珍藏的革命文物310多件、照片1000多张。景区从革命家庭、退役军人群体及行业骨干中遴选一大批既懂风土人情又熟悉了解党史的本土讲解员。　　近年来，前来参观学习的团体增多。为提升党史教育吸引力，在县委组织部、人武部等部门支持下，他们成立红色故事宣讲队，开展现场教学、情景授课，打造精品党课。　　“七一”临近，故居游客增多。人流中，一位名叫陈丽琼的解说员引人注目。她正结合在国外学习生活的经历，向游客讲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陈丽琼是位女博士，毕业后放弃国外工作机会回到家乡就业，经过政审、体检加入民兵组织。　　她说：“见到过、比较过，才知道什么是真的主义、对的信仰。蔡和森烈士是进步青年，24岁赴法留学。他有知识、有见地，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因为我们党是光明的党、先进的党、伟大的党。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我们不仅要有平视世界的自信，更要有革命先辈们那样无限的热忱，不懈为祖国和人民去奋斗，不负人生韶华。”来源：中国军网-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