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人，为一国，宋庆龄甘愿燃烧自己。她一直秉持着孙中山的遗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49年10月1日，举国欢庆，四万万同胞彻底站了起来。孙中山没见到的，宋庆龄替他见证了。而宋庆龄对于新中国所奉献的一砖一瓦，国人不会忘。文 | 陈公子编辑 | Anita1924年，一位国际新闻社的记者在访问完孙中山和宋庆龄后，曾在报道中这样描述过宋庆龄：“她神态羞赧、温柔而又崇敬。我未想到她是那样容光焕发，那样高雅优美，她的理想又是那么炽烈！这位像花一样的妇人，是那么文雅、富于魅力、仪态端庄，很难想象是一位革命领导者。然而，她已献身于自己的丈夫，献身于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她是名门闺秀，温文尔雅，为人随和；她是乱世里的佳人，不顾世俗的目光追随真爱，坚守信念；她一生未育，建国后，又投身于妇女和儿童事业中去，殚尽竭虑，鞠躬尽瘁。这就是一代奇女子，宋庆龄。宋氏家族全家福宋耀如一共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三女就是我们熟知的宋蔼龄、宋庆龄和宋美龄。20世纪初的上海，繁华又迷人。宋家的庭院里，儿女们常常紧紧围坐在一起，父亲宋耀如吹小号，妈妈就弹钢琴，孩子们学着唱《我的家庭真可爱》。 1907年，宋耀如决定把宋庆龄与宋美龄一起送去大洋彼岸，接受更好的教育。出发前，宋耀如把她们留住，担心地嘱咐说：“爸爸让你们去美国，不是让你们去看西洋景，而是要将你们造就为不平凡的人。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准备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要终止你们的追求。”赴美的这一年，宋庆龄只有14岁。少女宋庆龄 ，对世界广泛的一切都有兴趣。打网球、野营、无书不读，尤其爱钻研历史和传记。她的历史教授说，宋庆龄谈论起中国的未来时，声音是那样地柔和，而她的眼睛中燃烧着“足够照亮整个大地的火焰”。在图书管理员路易斯·莫里斯的印象里，这个清秀的东方姑娘非常喜欢看一些“远超她这个年龄的姑娘趣味”的书籍。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当时的宋庆龄恨不得自己马上毕业，能回国学以致用。但她没想到，这一回去，就遇见了一个她将要追随大半生的人，和她愿意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一向温和的宋庆龄，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讶异的事情。她把学校象征清政府的龙旗扯下来，踏在脚下，换上了五色的新国旗。她还在院刊发表文章，热情地赞颂辛亥革命：把四万万人民从专制中解救了出来，是很了不起的一次革命。1913年，获得学士学位的宋庆龄毕业了。校刊上她的照片旁写着这样一句话：“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少女长大了，但她尚不知道，前方满布荆棘的路正在等着她。此时国内的政治依旧一片混乱。当了44天临时总统的孙中山，被袁世凯胁迫下位。孙中山遭袁世凯满城通缉，逃往日本。宋耀如是孙中山的革命追随者，也一路随孙中山到了日本。他给宋庆龄写信，让她不要回国，直接去日本。1913年的秋天，东京的天气很舒适。在那里，宋庆龄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她内心一直仰慕的英雄，孙中山先生。宋庆龄看着那个比他大20多岁的男人，满心感慨。她对他的崇拜，发自五脏六腑，真诚，且肝脑涂地。但对孙中山来说，这是他见宋庆龄的第二面。1894年6月，孙中山和宋耀如因共同理想成为朋友，这年，孙中山28岁，宋耀如30岁。而宋耀如襁褓中的宋庆龄，还只有一岁。那时的孙中山不会想到21年后，他见过的那个宋耀如怀抱中的女娃娃，会嫁给自己。1914年的夏天，在一场聚会上，宋庆龄弹起了钢琴，弹罢，又唱起了歌。有人在旁边随意走动，孙中山立马把手指放在嘴上，做了个“保持安静”的手势，示意对方安静下来，以示对正在表演的宋庆龄的尊重。做完手势后，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宋庆龄，好像天地间，只此二人。宋庆龄在聚会上弹过的钢琴后来，宋庆龄成为孙中山的秘书，负责翻译密电码和外文信件工作。宋庆龄给妹妹宋美龄寄了封信，信上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那段时间，宋庆龄和孙中山总是一起参观展览、商店、兵工厂，沿着河堤一起散步看樱花。在宋庆龄面前，孙中山似乎没有秘密，什么都跟她分享。时常与她讨论时局发展的变化，帮她理解复杂纷繁的政治现象。四四方方的小屋里，两颗在乱世里的心，彼此温热得很快。他们很快有了一致的决定：结婚。很多年后，孙中山回忆起来，还是那样地幸福：“遇见她，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体会到了相思的痛苦以及恋爱的喜悦。”宋庆龄亦这样认为：“我同意与他结婚，此生从未后悔过。” 《誓约书》上用“琳”代替“龄”字是因为“琳”字易写，而且宋庆龄的确叫过“宋庆琳”这个名字但两人的成婚之路，并不顺利。宋耀如和孙中山仅有的一次严重冲突，就是女儿与孙中山的成婚之事。1915年6月，宋耀如得知自己的女儿要嫁给自己的朋友后，惊掉下巴的同时懊恼气愤。怎么能嫁给大27岁的男人？况且这个男人还有一个原配妻子。撇开这些不谈，嫁给革命人士，意味着日后必将风雨飘摇。宋耀如与倪桂珍极力反对，一向温和的父母，把宋庆龄软禁在家。那边的孙中山一直没等来宋庆龄的消息，买了张船票急匆匆去了澳门，找原配卢慕贞离婚。卢慕贞认为自己大字不识一个，不能在革命道路上为孙中山出力，现在这个能为他出力的人出现了，心里反而得到安慰。倪桂珍一直劝说女儿另嫁，但宋庆龄的态度坚决如铁，非孙中山不嫁。孙中山也很坚定：“婚一定要结，我不是神，我是人。”同盟会的人也反对这门婚事，大家一致认为革命领袖在这个时候休妻另娶，会影响民众地位。关键时刻，卢慕贞“救”了这对苦心人。卢慕贞在同盟会众元老面前，发了一番肺腑言：“孙先生为革命奔走海外，到处流浪，身心交瘁。现在有人愿意照料他的生活，我愿意两全其美，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卢慕贞的发声，瞬间让各路反对的声音哑了火。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律师和田瑞家，孙中山与宋庆龄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宋耀如、倪桂珍虽然不同意这门婚事，还是让人悄悄送来了嫁妆，尤其是那件设计精美的中式服装，绣片镶着99朵菊花串成一连的团花，寓意天长地久，圆圆满满。 婚后，宋庆龄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非常忙。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两个有共同理想的人走在一起，是人生大幸。两个有爱国理想的人走在一起，是民族大幸。婚后生活，无论公私，宋庆龄都将孙中山照顾得非常妥帖。孙中山会把各种大地图铺在地上，弯腰用彩笔勾画着各种各样的河道、铁路，宋庆龄就在旁边为他读科学著作。“那些夜晚，可以说是我当孙先生学徒的时代。”侍卫武官郑卓回忆说：“她是孙中山先生最好的助手，非常难得的无与伦比的好秘书。宋庆龄的英文、法文好，有时一些文件、信函，其他秘书一时译不出来，宋庆龄很快就能译完。她英语口语讲得好，又会广东话，所以还陪同孙中山参加接待国内外宾客的工作。她还担任了另一项角色，试菜员。每次吃饭，必定是宋庆龄先吃，她为孙中山试菜，为孙中山挡生死。即便如此，宋庆龄还是很满足，她给友人写信：“我的先生在各方面都很渊博， 我在他那里学到很多知识。”对孙中山，宋庆龄爱得极其崇拜。对宋庆龄，孙中山也不吝啬夸赞：她是完美的妻子。孙中山曾在信中写道：“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会公开使用“幸福”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婚姻，而孙中山和宋庆龄做到了。然而在1922年，发生了一件让孙、宋措手不及的大事。凌晨两点，孙中山叫醒睡梦中的宋庆龄，对她说深得自己信任的陈炯明叛变了，正在附近攻打，催她穿好衣服逃出包围圈。慌乱中，宋庆龄让警卫带孙中山先行离开，她独自善后，孙中山死活不同意。对此宋庆龄态度十分坚定：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在众人的催促下，孙中山只好答应先走。窗外的流弹开始不停四射，但孙中山不知道，此时宋庆龄的腹中已经有了他的骨肉。宋庆龄趁乱跑到钟荣光（岭南大学首任校长）家，刚到门口，就昏了过去。醒来之后，钟荣光跟她说：孩子没了。不光如此，还有个更大的打击等着她，因为流产，她得了妇科病，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再怀孕生育 孩子的流产，是宋孙两人心中永远的痛。但他们化悲痛为动力，把中国所有受苦受难的同胞，当成自己的孩子，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只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没有走得太久。对宋庆龄的陪伴，也仅仅10年时间。而在这短短的10年间，孙中山每次出门办公和回来时，总会亲吻宋庆龄的手背。国民党改组一年后，孙中山在劳累中病发，最后因肝癌在协和医院永远闭上了双眼。临去前，他一再叮咛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夫人无产而轻视。”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葬礼。路上，她对弟弟宋子良说：“是宋家为中国而存，而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对于丧子又丧夫的宋庆龄来说，打击太过沉重。只是时间不允许宋庆龄成日缅怀伤痛，她还有孙中山的遗愿要执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独自一人作战的宋庆龄，面临内忧外患。要面对帝国势力，也要面对蒋介石那股不可小觑的军队。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以兵谏的形式扣押了蒋介石，远在上海的宋庆龄成了危机时局中至关重要的一股力量。中央让她从上海转移到香港，暂避风头。去了香港的宋庆龄也没闲着，立马筹备了保卫中国同盟会，向国外捐款和物资。后来蒋介石多次派人游说宋庆龄，给她开出巨大的利益关系，都遭到宋庆龄的严厉拒绝。孙中山的誓言，革命的最终理想，宋庆龄铭记于心。她断不会为了小我，出卖大我。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8月28日，北京前门火车站，站满了五十余位最高领导人，他们此行只有一个目的，迎接上海前来的宋庆龄女士。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隆重举行。当五星红旗升起时，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宋庆龄留下了两行热泪。 宋庆龄 中举国欢庆，四万万同胞彻底站了起来。孙中山应该欣慰了，他没见到的，宋庆龄替他见证了。建国后，宋庆龄依然不敢松懈。她把建国前发表的文章和演讲选编成册，为书取名《为新中国奋斗》。编书所得的稿费她一分没要，作为儿童福利基金，全部捐赠。面对感谢，她只留了这样一段话：“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要爱护他们，要栽培他们。”名与利在宋庆龄面前微不足道，国民的利益永远高于她个人的利益。宋庆龄还长期承担大量国务活动。前后访问南亚与东南亚国家，多次强调亚洲团结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挤出来的精力，又继续投入到儿童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长达数年时间，她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1964年12月21日，71岁的宋庆龄再次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一年365天，宋庆龄每一天都在忙碌。为一人，为一国，她甘愿燃烧自己。宋庆龄的后半生，却很孤独，没有一儿半女。晚年时，身边只有一个叫隋永清（前警卫秘书的女儿）的女娃陪伴她。宋庆龄 隋永清后世不少人评论她很倔强。她有多倔呢？孙中山离世后，谣言四起，谈论宋庆龄的私生活。为了还孙中山及自己一个清白，她跑去把女人最重要的器官子宫切除了。那时的宋庆龄，不过才三十二岁。孙中山逝世后的漫长岁月里，宋庆龄的个人世界始终是一片荒凉。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她曾哀叹“孤独是很悲哀的”。她在一棵树前拍的这张照片就处于那段时间，眼睛里满是无奈、无助。 宋庆龄每天都要在书房工作很长时间。在书柜旁，她摆放着一个镜框，里面装着她和孙中山的结婚纪念照。宋庆龄最不喜欢假的物件，但这张结婚照恰恰是染色的。她将这幅照片摆放在天天可以看到的地方，几十年如一日。1981年5月30日，宋庆龄因病去世。长达半个世纪里，宋庆龄独身为国。为人民的幸福燃烧自己的整个青春，没有半句辛苦及怨言。与孙中山分别长达56年后，她终于在那一天与他重聚。但她没有安葬在孙中山先生身边，而是根据她的遗愿与父母合葬在一起。她说，紫金山是真正为伟人服务的，她只是有幸与孙中山结为连理，不想去打扰他。宋庆龄漫长的一生中，充满了曲折坎坷，而且很多时间与孤寂相伴。她曾与家人决裂；她为了保护孙中山而流产，从此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结婚后不到十年，丈夫又离她而去；后半生里，她又继续奉献自我，帮助广大妇女儿童……宋庆龄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国民，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中。在她的心里，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她又何尝不是我们国人心中的“国母”呢？她对于新中国所奉献的一砖一瓦，国人不会忘。作者：陈公子，读者人物原创作者。

“这些年一直在捐款，快捐空了。”在不安的岁月里，当时间来到2020年9月26日，韩红站到了49岁的门口。这些年，她走过很多路，吃过很多苦，唱过很多歌，见过很多人，帮过很多孩子，流过很多泪，捐过很多钱。生而为人，个体生命却从来不乏苦难。在苦难中生生不息，在苦难中慈悲济世，是韩红的命运，也是韩红的选择。抑或相反，是悲欢离合、波澜壮阔的命运，选中了那个叫韩红的孩子。那个孩子，今天49岁了，心里还住着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尝过人间苦难，擦干眼泪后，转身给世界爱憎分明的温暖…… 1999年10月3日，贵州马岭河风景区，发生一桩惨剧。一辆缆车突然坠落，危急时刻，一对年轻的父母舍命用双手将他们两岁半的儿子托举了起来。 那个孩子叫潘子灏，是缆车事故的幸存者，也成了一个孤儿，自此他留在了这个陌生的人世间。 韩红得知此事后，深受震撼不能自已，她创作了歌曲《天亮了》。“那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绵让我看到他们，那双无助的眼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这首歌感动了无数人，它关乎人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韩红牵挂着那个失去双亲的孤儿，她仍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一进门，韩红轻轻喊了他的名字，原本缩在角落里的子灏立马跑过去抱住了她，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抱在一起哭了很久。她最终决定照顾这个孩子。韩红与男孩那年，韩红刚刚30岁。她说：“我就觉得我是他爸爸和妈妈。因为我从小没爸爸，5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又不在身边，所以父母的这种爱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那是韩红内心最真诚的东西，没人知道她自己生命里的创伤是否愈合。后来日子里的所有风雨，她都一个人扛了下来。在韩红看来，有点钱、有点名气、有点号召力，就应该去做公益。 2003年，非典肆虐。 有场前往小汤山的慰问演出，现场可能有危险状况发生，多数艺人表示自己档期过满，以此拒绝。韩红想都没想，一个字，去！韩红曾表示如果是战争年代，自己会选择到疆场英勇奋战。而如今，她想将生命交给慈善公益事业。她说到做到。2008年汶川地震，韩红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当时的民众称韩红的团队是五虎将，因为当时只有5个人，人太多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坐着直升机到达汶川，又坐竹筏到映秀镇参与救援。韩红的团队五进五出汶川，在他们第五次进汶川的时候，队伍已经扩张到了二十几个人。汶川地震后，韩红接受了三个月的心理疏导。她无法忘记走进什邡小学后，所看见的景象，一条孩子的腿搭在已经坍塌的墙上。 之后的日子里，她只要想起那段日子就难以控制情绪。韩红倾尽所有做的一切，不过是因为在那一个个陌生人的身上，看见了曾经的自己。 在深渊中勇敢站起来的自己。小时候的韩红 韩红悲惨的童年，是从6岁那年开始的。 1977年，她的父亲在慰问演出中意外去世。不久之后，其母亲远赴上海进修，年幼的韩红被寄养到邻居家。 原本该享受无忧无虑的年纪，却过早地看尽人间冷暖。幼时的韩红3年后，韩红被再婚的母亲送上了去往北京的绿皮火车。 三天三夜的漫长路途，是她一个人坐的。路上有陌生阿姨给她东西吃，她不敢吃，只能饿着肚子挨过去，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样的生活在等着自己。韩红怕黑，每当火车驶入不见光的隧道，她就用蓝色窗帘布蒙住眼睛。火车到站已是深夜，到了奶奶家后，韩红很害怕，边扫地边对奶奶说：“我会干活，我不爱吃肉。”奶奶一把将孙女揽到怀里，无依无靠的韩红终于有了一个家。韩红与奶奶她自小喜欢唱歌，从 15岁开始就参加各种歌唱比赛，却一直不温不火，坐在台下的评委总是皱着眉头说：“这个女孩唱得不错，可是外形有点胖。”总是受挫的韩红偏偏不信命，直到1995年，她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青年时期的韩红奶奶为了帮助孙女实现音乐理想，将自己多年来靠冰棍存的三万块钱全部拿了出来。韩红终于有机会，拍了人生第一支MV《喜马拉雅》。“孙女儿，奶奶不懂什么MV，但知道你爱唱歌。这些钱你拿去，奶奶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这年，韩红以一首独创曲目《喜马拉雅》，获得中央电视台音乐电视大赛铜奖第一名，自此在乐坛声名鹊起。她用实力打了那些认为形象不佳，就不能唱歌的人的脸。韩红对音乐的专注与痴迷，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她可以做到几天不说话，安静地与音乐待在一起。为了打磨一首歌的细节，她会不计成本，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音乐让饱受悲惨童年伤害的韩红，渐渐变得平和、宁静，那些旋律是她与生命内在和解的方式。韩红看起来大大咧咧、性格粗犷，可内心极度细腻。她喜欢一个人与音乐相处的时光，在它面前不用伪装，不用造作。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音乐变得廉价而又唾手可得，音乐人也渐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艺人被卷入资本市场。韩红对此很排斥，她想让音符在自己的体内留存的时间久一点，“金银财宝都不如我的多瑞咪。”“好人好曲好韩红”是韩红的师傅谭盾对弟子的评价，也是更多被韩红尽心帮助过的人对她的一致肯定。近些年，她的名字和慈善与公益，连接得愈发紧密，歌手的身份在她的身上越来越模糊。音乐是韩红与自己交流的方式，而爱是她与世界交流的方式。2015年3月8日，奶奶去世了，韩红陷入到深深的悲痛之中。她得了抑郁症，再次感受到了无际的黑暗。后来，她选择了自救，不断地看书，在别人的世界里进行自愈。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走了，那段难熬的日子里，韩红开始真正思考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走下去。她想起奶奶常对自己说的那句话：“大红，什么时候奶奶不在了，你不能忘记要做好人，行善事。”韩红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出口：“已经没有人爱我了，那我就去爱别人好了，那我就去爱那些跟我一样需要爱，却没有爱的孩子们吧。”一直以来，她看到老年人都会倍感亲切。“我对老人和小孩，可以无底线地好。”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得到了别人的善意对待和帮助，心中会产生一种自然的情感，这种情感就叫感恩。每当在路上看见形影单只的老人，她都会走上前去问：“老人家，您需要帮助吗？”做慈善的这些年，韩红的心逐渐安定下来了。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她也以爱的方式完整了自我。2016年韩红慈善基金会透明指数达到满分，在全国五千多家慈善基金会中位列第一。因为自己没有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韩红想要尽力帮助每个有困难的孩子。十年来，她收养的孤儿超过两百个，由她倡导的慈善百人行至今已走到了第七个年头。“我不管，谁来管？”韩红也从不避讳这些年接商演，是为了能多赚点钱，支撑自己的慈善梦想。她是韩红，从来不会退缩。“这些年一直在捐款，快捐空了。”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不论是何种自然灾害，不管前方到底有多危险，都会看到韩红的身影。 第一时间带着救援物资，赶赴现场，对她来说已成为习惯。十几年做慈善的经验告诉她，只有自己身在一线，将救助款和救援物资亲自送到灾民的手里，才算放心。在媒体的各种访谈中，韩红也不喜表达自己做过的善举，在她的表达体系中，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她只想默默做事，不做任何解释。2020年冬日新冠疫情爆发，韩红几乎一刻都没有停止忙碌。为了救援物资和款项能够准确到达人民手中，韩红的基金会选择与湖北当地的各大医院直接对接，第一时间将物资送到一线的医务人员手中。她的募捐，真真切切地落实到了每个细节上，大家称韩红是一支强心剂般的存在。毕竟在她眼中：“连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韩红奋战多天之后，终于病倒了。她却说自己就算病倒了，也必须像个军人一样坚强着，不忘叮嘱所有捐款要到位。那是发自内心的善良，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十年如一日的公益慈善事业，让她找到了在外在世界中的生命价值。韩红的善行，却屡次被误解以及扭曲化。有一次，她在某次公益会场感谢捐款的朋友，情绪激动当场落泪下跪，感慨自己“何德何能”才能募集到善款。媒体报道之后，许多人批评她借机炒作，甚至有人骂她不要脸，对于所有的质疑，韩红回应：“我做了那么多年公益，为了慈悲从来就不要脸！” 这不是作秀，而是真心所致。还有很多人将韩红的照片恶搞成表情包，那些被断章取义的图片，充斥着无尽的戏谑。有人嘲笑她的真心，有人嘲笑她的身材，有人嘲笑她的个性，韩红的身上从来不缺非议。可真心实意做公益的人，不该被这么对待。在世俗眼里，敢于说真话是原罪，有自己的个性也是原罪。 韩红感受到了深深的恶意，却也不曾想过放弃：“我知道会有人骂我，但我老韩不怕。我要的就是对公益的关注度，这样才能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慈善里面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脸皮厚着呢，随便骂，敞开骂。但是我要做的事情做到了，这就算成功了。”韩红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敢做敢言，从来不怕得罪人。她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让每一次捐款都透明化。对于有人质疑自己作秀，韩红表示欢迎全国人民跟她一样都来作秀。 “我能坚持十年二十年，我看谁敢跟我赌，我敢跟他赌。如果我不能来现场了，就是我生命完结了。”韩红不是个喜欢倾诉悲伤的人，她觉得不停地去重复自己童年的不幸经历，与他人分享痛苦毫无意义。“我现在什么都有了，我还矫情什么呢？”在她看来，自己已经拥有了话语权，便没资格抱怨生活，比自己苦的人太多了，那些人又该去向谁诉说。2020年9月26日，韩红49岁了。 她没有自己的孩子，却收养了280个孤儿。 韩红不觉得孤单。韩红与韩厚厚 韩红认为自己的内心世界，一直住着一个小朋友。她是个有锋芒的人，也是个有争议的人，只是作为叛逆者，韩红从来不缺勇气。在她看来，得到别人的喜欢抑或是谩骂，都是给予自己生命中不同的组成部分。这些年，韩红所得到的东西远比那些委屈与误解，来得珍贵。她在歌里唱到：“我不屑那些强大的头衔、累赘的赞美我终于找到一种方式，让自己不那么累长出一口气，我要做自己面对攻击，笑对诋毁……”唱着“不要离开，不要伤害”的韩红，经历过最为沉重的离开和伤害。 6岁那年漆黑的隧道渐行远去，她的内心不再战战兢兢。 她将所有的疼痛转化为爱与善意，赠予这个世界，赠予那一个个原本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生命。 这是韩红的选择。

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他留住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世界上总有这么一种人，大部分认为他们是“傻子”，忍常人不能忍，及常人不能及。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群傻子，民族才能有魂，国家才能有魄！来源 | 语文日刊之前，一个在火车站等车男人的照片火了！很难想像他以前是四川某市长简单朴素的绿T黑长裤、光着脚、靠墙倚坐，手边放着两瓶几块钱的饮料……车站里似乎从来不缺这幅装扮等车的人，为什么偏偏这个人火了？原因只有一个——他叫樊建川。当天，樊建川正在重庆火车站候车，忙完重庆建川博物馆事宜后，正准备出发返回成都。樊建川何许人也？34岁就当上了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当时他曾以副市长身份，参与了一次夜市摆摊活动，为的是亲身体会市场经济，还引起宜宾市一阵轰动。不体验不要紧，这一体验，樊建川的眼光就更远了。即将升任市长之际，他主动辞职，下海经商。1993年，他跟朋友凑了笔钱，合伙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1957年樊建川生在四川宜宾，父母都是军人，父亲从小就教育他：“做人要有一股子拼劲儿，一人一条命，是用来拼的！”1975年，樊建川高中毕业，到宜宾县日成公社当知青，拼命劳动，饿晕了两次。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原本近视的他，毛遂自荐去当兵，第一次违规通过了检查，结果被刷了下来。他不甘心，直接找到当时的首长，给人家写书法、吹笛子，首长点点头：“行！你小子来吧！”这下子，在冬天零下40℃的内蒙古，樊建川一驻守就是两年半。两年后他不但成为特等射手，还当上了学雷锋的标兵。全国高考恢复后，樊建川看到了命运转机，复习资料备考军校，全军80人报考却只招1个。樊建川心里也打鼓，那么多人考凭啥自己考上？不管那么多拼了再看！结果如愿考上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进入重庆三医大教书，这一教，又是8年。可他天生就不甘平庸，当个大学老师，多少人羡慕，樊建川却觉得这工作一眼到头，“我都看得见自己是怎么老的了。”很快，命运又眷顾了他一次，让他步入仕途，34岁就当上宜宾市常务副市长。1993年，他跟朋友凑了笔钱，合伙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带着家人辗转到成都，蜗居在很小的房间里，女儿都只能睡沙发。樊建川破釜沉舟，贷了巨款，修的房子却只靠关系卖了一户。熬了大半年，朋友们都傻了，他自己也感到山穷水尽。狠、拼、坚韧，彻头彻尾的冒险主义者。“打仗哪有百分百的把握？我爹从小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他站在中国房产开发大潮的风口凭着“忠义勤信”的企业宗旨苦干8年将白手起家的企业硬是做进了四川省的前10名，个人资产已达到二三十亿，还登上了中国富豪榜前200名。而后来的汶川地震，更是检验了他的企业魂，当时震后屹立不倒的房子正是他建的，老百姓纷纷打出条幅表示感谢。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在成都市最繁华的地段，不仅拥有自建的商品房，还有办公楼、商铺、加油站……这时，他的梦也活了！因为是军人，对抗战前辈有敬意，想用自己的方式去纪念他们，开始收集各种跟抗战相关的东西。那就是他希望有一天，把自己打拼十多年得来的财富，和几十年的收藏全部用来建博物馆，因为这100年里中国人遗忘的太多，他要为这个民族留下记忆。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对他而言更是最重要的一年他决定正式开始建立博物馆，他说这是一个甲子，是我们民族的大事，我想，我必须有所舍弃了！不但要建，一规划就是500亩！他四处去找这块地，人家一听，就觉得是骗子：“哪有花500亩建博物馆的，你小子是来圈地修房产吧？”最后，只有大邑县信了樊建川。朋友听说他来真的了，一个劲儿骂他：“你傻啊，非要把钱砸在这件事上，博物馆就是个无底洞，你这是准备当烈士？”许多人都嘲笑他是“樊哈儿”，因为在四川话里面“哈儿”就是傻子的意思，说他已功成名就还非要拿老本去拼命樊建川不管别人的意见铁了心：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中国十三亿人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做牺牲，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2005年8月15日必须开馆！于是他开始了倾家荡产的行动，卖掉了办公楼、商铺、加油站，把资金全部投到了博物馆。手续办完，开工已是04年11月，他却又给自己定了个目标：“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个大事，必须在8·15时开馆！”9个月建5个博物馆，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修出这么庞大的博物馆。但血液里的军人战斗气质，让樊建川再次透出一股狠劲儿。每个馆工地上，立着倒计时牌，他睡工地，在建材上打盹儿，天天在建筑工地上骂人，这边装电梯，那边装玻璃，顶还没有封，就开始布展柜…15日开馆，三天前都觉得不行，硬是被他连战三天，拼下来了！他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几百万将士的英灵会保佑我的。9个月后的2005年8月15日，五大主题馆中共抗战的“中流砥柱馆”，国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美国援华的“飞虎奇兵馆”，“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经6部委严格审查全部合格正式对外开馆不屈战俘馆馆内陈列着他几十年来，上山下海，冒着风雪捡到的各式收藏品，数量和价值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手写资料30吨，书信40万封，日记两万本，像章百万枚，总共800余万件藏品，经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53件。历经后续的再建设完善，到今天为止，这里已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总共30个分馆占地总面积500亩超过近1000万件藏品，是目前国内民间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在游客接待中心的墙壁上，写着他的自白：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 。那段尘封而沉重的历史，就这样被他彻底的激活。一座警醒世代的博物馆，令所有前往参观的人们，无一不震撼、动容、然后流着泪离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只有触摸历史经纬里的铮铮铁骨才能感受那段真实清晰的岁月在老兵广场上，近一万平方米的土地被抽象成一幅中国地图，两百多位抗战将士的塑像静静地站立着：赵一曼、高志航、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这些抗战中牺牲的烈士，站在他们用生命捍卫的地方；还有一批人，站在当年他们全力守卫的地方：毛泽东站在延安，邓小平站在华北，陈赓、林彪、罗荣桓，还有一批国民党将领……置身其中，仿佛置身当年的硝烟里，思绪万千，不由热血沸腾。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父亲牺牲时她年仅两岁。就在广场揭幕的那一天，在壮士广场看到父亲雕像时，她泪如泉涌，抱着雕像痛哭：“爸爸，让我抱抱您！”而老兵手印广场更是触动人心，曾经抠扳机的手、挥舞大刀的手都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手印，每一个鲜红的手印，都印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为取这些手印，他曾跑遍全国，甚至还多次跑入了太平间。正是这些无数双手，曾在中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托起他说：一个民族不能忘记她的捍卫者，在这些老兵凋零之前，我们应留下他们的印记，以为永世的纪念。他说建川博物馆一定要让一个即使只有小学文化的人也能看懂，让观众不用讲解员、不用手机，只通过文物、文字和图片就能把这事儿看明白，就能知道我们想说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樊建川带着一批文物赶飞机，却在机场被安检部门拦下，由此牵出一段感动人的故事……为了纪念美军对抗战的帮助，纪念牺牲在中国的4000多人，樊建川特意修建“援华美军馆”，为了寻找一架坠毁的飞机，多次爬上3970米的汶川宝顶山，终于在震后将飞机残骸找到。此外，他将248位飞虎队员照片，一一浇铸成瓷板像，挂在馆内。多年后，美国空军老兵罗比特，来到援华馆前，问道：“这里都是美国的老兵吗？”樊建川点点头说是，白发苍苍的罗伯特，当即嚎啕大哭。他拉着樊建川的手颤抖地说：“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国。我为人类和平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在中国参加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之后，他将60多年前用的飞行服、奖章、证书、帧有女友照片的相框等，20多件视如生命的私人藏品全部捐赠。而最触动中国人心弦的无疑是抗战博物馆为了收藏日军的侵华物证，他前后历时20年，多次奔赴日本购买日军侵华时期的画报、杂志、书籍、日军曾使用过的明信片、作战地图、钢盔、军服、望远镜等等，最终，他找到了大量关于，日本侵华的珍贵历史实物和史料。这个抗战博物展馆里，按照类别又分为“大屠杀”、“三光罪行”、“细菌实验”、“慰安妇”等12个展览专题，总共展出了6000余件，1931年到1945年间的侵华日军罪行实物。锈迹斑斑的钢盔、枪支、手榴弹、都记录着那个年代的残酷与血腥，同时也记录着中华民族的不屈。日本侵华老兵盐谷保芳每年要来到博物馆捐赠侵华文物在壮士广场他还手绘草图恳请樊建川给他塑造跪像以示永远谢罪。他建造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希望那些歪曲事实、否认侵华历史的日本人，都能来看一看，日本是不是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事实胜于一切，这里的文物胜于一切，侵华日军的罪行桩柱件件，罄竹难书！"“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去分享！而国耻更是同样需要每个人都去承担！以色列驻华大使进馆参观后，为樊建川写下一段话：“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他留住了一个民族的苦难。”在这里几乎每一个馆的落成与开放，都牵涉着成见的爆发，价值观的争议，还有那些居高临下的道德指责，可他却始终用执着去应对。他正准备揭幕第一个汉奸博物馆，建筑已经建成文物已经备妥，因为汉奸的后代总是动用各种力量来阻挠一直没有展出即便如此他并未停下揭开历史真相的脚步。他说：如果老天爷还让我多活几十年的话，我会一直做下去，我要在有生之年建100个说真话的博物馆。为了博物馆，樊建川把赚来的钱，一分不留全都投资进去。光利息一年就是7000万！十几个亿，说砸就砸了，他自己的生活，却越过越简朴。他穿几十块钱的衣服，抽二十多块钱的烟，吃十几块钱的外卖。无论是做节目、访谈、签售，他都穿馆内自制的宣传T恤。“我下决心建博物馆时，朋友苦劝说，让一个人完蛋，吸毒；让一个企业完蛋，建博物馆。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了，但我要求通过运营维持生计，毕竟这里有500多名员工。”于是他在馆内结合文创产业，提供一些休闲配套服务。还是不够，他就写字卖钱，“一幅字，无论大小10000块，为了博物馆，我就是这么不要脸！”他有着一个军人的执着！他打理自己的微博，繁冗的工作间隙保持着每天数十条的发布量，拥有近150万的粉丝。在樊建川看来，这是建川博物馆最直接、效果最好的“广告”。通过樊建川不懈地打拼，现如今，建川博物馆聚落，实现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整体估值高达80亿天价！2008年，美国布莱恩大学，授予樊建川名誉博士学位。终身教授杨洪推荐时写道：“我体会到一位有民族尊严的人，想为自己国家，甚至世界文化史，留下真实记录的豪迈。”但樊建川决定，死后博物馆捐给国家。他只有一个小女儿，未必会对此感兴趣，就不如交给国家。很多人都夸他说：“你也太了不起了，80个亿就这么交给政府。”他说：“不是我了不起，我仅仅是做，做算什么啊？让博物馆一直存在下去，才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只用花几十年的时间而已，但保存，就要几千年！”樊建川发自内心地期望，这些珍贵文物可以被好好照顾，因为这是历史的见证：“一个人要成长的话，你的记忆一定要健全，一个民族要成长，记忆也一定要健全。”这个冒险家总能颠覆别人的想象，走最不寻常却最让人佩服的道路，樊建川还在筹备更多的展馆，“现在有房奴、车奴，我是馆奴。我愿意一生为博物馆做奴隶，只要是能建够100个，马上死都可以。”对于丈夫的遗赠，妻子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理解了樊建川的苦心，签字同意了他的遗赠计划。但是另一份遗嘱，坚决不肯签。樊建川要把遗体捐给重庆三医大，希望用自己的皮绷一面军鼓放在博物馆里。“谁要敲一下，我就在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首歌，他必须给博物馆捐1000元钱。我死了还能给博物馆做贡献。”樊建川每天用手在身上拍打：“医生说有助于皮、脂分离，还提醒我注意不要生疮。”多少人忌讳提到的死亡，他说得却格外轻松。《论语·里仁》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最闪耀的价值，无非是为真理、正义事业而死。樊建川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激活一个民族的记忆，为了保留一个民族的记忆，为了延续一个民族的记忆，他舍弃了一切财富、名誉，甚至看淡了自己的生死。他曾对朋友说过：也许要有一辈子的疯狂和野心，才能成就终身的良心。“每个博物馆都代表我在说话.都表明了我的历史态度。”勿忘国耻！这样的事如果不崇高，还有什么事情是崇高的？他简衣素鞋，粗茶淡饭，日夜不休，以苦为乐，却比身价万亿人更富有、更幸福。一个屹立不倒的民族，不但能穿越动荡年代的苦难，还要能在和平年代播种希望！樊建川就是那个把火种，播向中华大地的人！日军侵华罪行馆后门。博物馆不应该只收藏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的东西还应该收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博物馆就是中华民族记忆，这些记忆就是中国人的“警钟”。只有回顾历史，记住历史，我们中华民族才能更加坚定的向前。他修建的不止是民族记忆博物馆，也是照亮民族未来的灯塔，他保留的是战争遗物，守护的却是人类和平，他收藏的是过去的记忆，打开的却是通往明天的隧道。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博物馆，甚幸，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人，甚幸！大丈夫男子汉，不入染缸一腔赤胆，长路漫漫挥尽英雄汗，一身正气豪情万丈，百炼成钢千金不换，大丈夫男儿汉 ，重任如山自强来担，心中有梦光耀无疆，樊建川，真正的大丈夫！来源于网络

图：新华社 邢广利                             五一的早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内举行的升国旗仪式。中国女排队长朱婷作为运动员代表发言。伟大的时代书写着奋斗的故事孕育着奋进的精神五一的早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院内举行了一场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众多国家队队员参加了仪式，其中也包括郎平总教练带领的中国女排队员。刚刚荣膺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中国女排队长朱婷作为运动员代表发言。朱婷说，正是因为我们身后站着如此强大的祖国，才可以在赛场上斗志昂扬，才能够用一个又一个耀眼的奖牌成就国之荣耀。“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中国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旨在树立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反映当代青年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组委会对朱婷的颁奖词是：作为从国家青少年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主攻手，朱婷在球队身处困境的时候总是挺身而出，带领队友克服困难，担当球队的“定海神针”。如今，她担任队长，在球场上承担起了鼓舞士气、调动队伍积极性的多个任务。2019年，以她为队长的中国女排以11连胜的骄人战绩夺得世界杯冠军，她蝉联最有价值球员和最佳主攻。北京时间4月30日，亚排联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祝贺朱婷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朱婷获此殊荣，应该说是实至名归。刚入国家队时，身体瘦弱，进攻不足、仅有身高优势的她并不会让人能预料到有今天的成绩。在郎导科学的指导下，朱婷刻苦训练、不断摸索，从全队最小的队员，逐渐成长为身材精壮扎实的进攻杀器、中国女排的核心人物。朱婷说：“一个人再出色，她的成长进步也离不开集体的培养。我们能有今天的成绩，是沾了排球的光，得益于我们身在中国女排这个光荣集体。看到和我一起荣获五四青年奖章的，都是在各行各业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扎实苦干的年轻人，这让我更加体会到作为中国女排的一员，平时踏实苦练、攻坚克难，走上赛场团结拼搏、努力为国争光的意义所在。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唯有更加努力，不断进步。”作为中国女排一员，对于获得这项殊荣，朱婷有着清醒的认识。个人的成长与团队密不可分，她的成功与中国女排相辅相成。团结拼搏、努力为国争光，94年出生的朱婷已经在这条道路上拼搏多年，践行着一个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发展繁荣，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取得胜利后的中国女排和世界杯吉祥物合影。这样的合影，中国女排在2019世界杯进行了11次。团结奋斗，自强不息，正是这一代又一代中国女排人的顽强拼搏，续写了今天中国女排的辉煌。回首39年前，在改革开放壮阔启航的号角声中，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并一鼓作气、凯歌行进，铸就了“五连冠”的创纪录辉煌。其时，举国上下，看女排，“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激荡人心。三十多年来，“向女排学习”的热潮一直澎湃不已，女排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体育与国家紧密相牵，与时代密切相连。强盛的综合国力为体育竞争提供有力的支撑，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每一次升起国旗，奏响国歌，都是综合国力的集中表现，肩负着亿万人民的期待和梦想。伟大的时代造就了女排精神，女排精神彰显了时代特有的气象。女排精神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各行各业掀起“向女排学习”的热潮，都有一种只争朝夕，走向世界的急切渴望，都有一种摆脱旧有标签的强烈愿望，团结起来向前看，共谋发展。2013年春，郎平荣膺新一届中国女排主教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新出发。从2013年亚锦赛的第四名，到2015年重夺世界杯冠军，2016年荣获里约奥运会冠军，2019年获得第十个世界冠军，中国女排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站上世界之巅。这是一条桂冠之路，也是一条荆棘之路。与新时代同行，为新时代建功立业，女排精神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发展，新的内涵。郎指导也多次提及，女排精神是“每一天必须要问心无愧地努力”、“团队要攻坚克难，永远朝着冠军去努力”。祖国至上、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情怀，是中国女排的光荣传统。“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和血液中。1981年，鲁光在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中开篇写道：“这（中国女排）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爱国主义是女排精神最本质的内涵，是女排精神之根、之魂。1995年，也正是袁伟民那句沉甸甸的重托：“郎平，祖国需要你。”她义无反顾担起重任。女排锚定了祖国在心中应有的位置——它是东升红日，是夜空北斗，是指南针，定盘星，压舱石。爱国主义的基因一旦种下，将影响人的一辈子。纵观历史，我们这个民族在每一个关键之处、每一个挫折时刻、每一次崛起之时，都深深地刻着“祖国”二字，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历经沧桑而坚固如斯，踏平坎坷而历久弥新。团结协作、同舟共济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国女排的致胜法宝。排球是一项集体运动，团队的合作尤其重要。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国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中国女排所体现的团结协作、同舟共济的力量，弥足珍贵，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提供了精神支持。亿万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将汇聚起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不管未来有多远，梦想有多大，不管是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中国梦”号这艘巨轮终将抵达彼岸。朝气蓬勃、顽强拼搏的青年气质，是中国女排的精神底色。中国女排青春阳光，活力四射，展现出青年一代特有的个性和气质。中国女排和中国青年、青年工作有着天然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中国女排与中国青年的结合，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凝聚起青年一代排山倒海的精神力量，青年生力军活跃在社会的各条战线。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青春是用来奋斗的，用来拼搏的。惟其奋斗，方显亮丽；惟其拼搏，方能成长。青年的气质往往彰显出国家的气质，青年的形象往往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新时代中国女排精神，团结奋斗，昂扬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拼搏。敢于胜利、永不言弃的顽强意志，是中国女排的内驱动力。竞技体育难免有输赢，有胜有负是常事。但是，在关键时刻要敢于胜利，要有舍我其谁、挺身而出、敢于亮剑的精神。女排姑娘们正是在一次次危困之局、胜负考验中，显示出英雄本色，多次上演绝地逆转的奇迹。女排精神的魅力还在于——无论何时何地，永不言弃，永远保持向上的姿态。正如郎平说的：“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无论我们走了多远，这种敢于胜利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不能丢；无论我们遇到了多大的困难和挫折，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永不言弃的顽强意志不可卸。中国的体育冠军和冠军团队数不胜数，中华体育精神深入人心，但是能够超越体育，炼就国民精神的，女排是其中最亮丽耀眼的一面旗帜。女排精神是根植在中华优秀文化沃土之上，在时代浇灌下绽放的精神之花，它已经化入中国精神之中，并成为中国精神的一部分，它已经融入传统之中，并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荆棘与荣耀——新时代女排奋斗记》中国青年出版社马寅/著

90年前的9月7日，袁隆平出生在一个饥不果腹的时代。2020年9月7日，袁隆平来到90岁的门口，这位稻田守望者，在拯救无数人于饥饿之后，变老了。为了让更多的人远离饥饿，他从未停下过脚步，那片稻田是可以让这位老人安身立命的地方。所有人视他为英雄，却鲜有人意识到英雄也是人。人会老，会脆弱，会疲倦，会走路需要有人搀扶。年至九旬的袁隆平不服老，可那双颤抖的双手已经在告诉我们，他也是个普通的老人。近日，袁隆平在节目里说的一句话，让人感触颇深：“我带研究生有一个要求，你下不下田？你不下田我就不带。”这简单一句话，足以看出他这些年的坚持。 袁老在生活中，并非是我们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上看到的那般神采奕奕，他也有疲惫的时刻，有趣的时刻，卖萌的时刻。 已是年至九旬的袁老，每天与水稻的相处模式像是谈恋爱。他说：“我生性散漫，但敬畏科学。” 袁隆平的成就无人能及，所有人都视他为神一样的存在，却很少有人当他是个年迈的老人。 他今年90岁了，会累，会难过，也会想要过上一个普通老人的平凡日子。但不能。 “我们还会为吃饭发愁吗？” 袁隆平坚定地说：“不可能了，不可能了！”他曾在一次采访中难过地说： “一粒粮食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你们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饥荒不知道，上个世纪饥荒的时候饿死人，大家都吃不饱饭，我亲眼见过。”每每说到那段动荡艰苦的岁月，袁隆平都会激动地落泪，他经历过那段日子，知道有很多人因为没有饭吃而失去生命。 在这些成就背后，鲜有人知晓袁隆平曾走过一条艰难的路。1953年，在西南农学院毕业的袁隆平，被分配到了偏僻的安江农校教书，他在那里一呆就是16年。 他在任教期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眼看着不少百姓因为吃不上饭倒在了路上。 疾病、饥饿、伤痛、死亡……望着满目疮痍的景象，人们脸上的落寞，地上躺满的尸体，袁隆平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民以食为天。 儿时的田园梦，交织着已经远去的战火声，袁隆平下定决心要从根源上解决大家饿肚子的问题，水稻成了他的研究对象。 他把所有的热情与青春，都投入到了水稻的研究中。 1961年7月的一天，行走在稻田中的袁隆平发现了一株饱满的特殊水稻。之后的他，每天都蹲在田里观察，敏锐的他意识到这正是一株天然杂交水稻。 灵感开始在他的头脑中闪现，如果可以人工培育杂交稻，那么水稻必将大大增产。 深山教师袁隆平提出这一想法后，被许多人嘲笑这是对经典学术理论的背叛与颠覆，甚至被视为对基本遗传学的无知。 在一片质疑声中，袁隆平没有放弃，他开始了艰辛而漫长的实践之路。年轻时的袁隆平他视水稻为自己的孩子，头顶烈日天天下田。只要水稻还在生长期，就必定每天观察，就算眼睛刚做了手术、肺部感染，一天要打三次针，他也从不缺席。 终于，在观察了14万多个稻穗后，他和团队中的人找到了6株不育株。 1966年，袁隆平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 自此，他把自己的命运与粮食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两年之后的5月18日，眼看就要看到曙光时，一场暴雨彻底毁了他的梦想。 那天晚上，袁隆平披着雨衣蹲在试验田里，又看了一遍正在生长的稻苗。几个月之后，他将从这里得到第一手珍贵的数据，杂交水稻试验也将取得不小的进展。 可一切都成为了泡影。 第二天一大早，袁隆平跑到试验田一看，自己的稻苗全部都被人毁掉了，深受打击之下，甚至还有人恶意诽谤：“秧苗定是他害怕实验不成功，自己拔的。” 这次破坏把他的试验，推迟了整整3年。 外界对袁隆平的非议愈演愈烈，质疑的声浪甚嚣尘上。 很多人嘲笑他的坚持，袁隆平却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决不会退缩。” 失败和污蔑没有将他击败，反而让他变得愈发坚强。 那年，袁隆平38岁。事件发生四天后，他在试验田旁的废井里，找回了5棵残存的秧苗，杂交水稻试验才得以继续。 为了加速培育试验，袁隆平带着自己的团队来到了云南。期间，他所在的地区发生了7.7级大地震，极其危险。 袁隆平没有着急离开，而是和团队一起在用树枝搭建的窝棚里，继续着试验工作。 他的坚持没有白费，在余震的危险环境下，一株被取名为“野败”的野生稻，成为了所有杂交稻的母本。 1974年秋天，袁隆平终于育成了中国第一批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表现出很大的增产优势。普通水稻亩产只有200多公斤，而杂交稻亩产一般都超过500公斤。 袁隆平成功了。那年，他44岁。 中国因为种植了杂交水稻，能用每年增产的粮食多养活7000万人口，也帮助到了越南、印度、菲律宾等国家杂交水稻的商业化生产。 全世界都在问：这个中国人，什么来头？ 而当时的袁隆平，身份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 为了研究水稻，他错过了母亲的弥留之际，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和妻子在一起的时光也寥寥无几...... 袁隆平用珍贵的青春岁月探索杂交水稻的大门，他走过了生死边缘，经历了迷惘与伤痛，遭受过讥讽与恶意，他深知自己的痴心是对的。 1976年开始，全国推行杂交水稻，到1998年，全国一半的稻田都在种杂交水稻。 他被全世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却没有止步，从水田到沙漠再到盐碱地，走出国门，袁隆平想让更多人“吃上饭，吃饱饭”。 后来，他又带领团队实现了水稻去镉技术，再到海水稻，这已经不知道是他的第几次尝试。 得益于他的坚持，无数人的生命不再饱受饥饿之苦，有些国家的人，更是给他起了一个昵称：Father。在他们心里，袁隆平是父亲般的存在。“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要尊重权威但不能迷信权威，要多读书但不能迷信书本，也不能害怕冷嘲热讽，害怕标新立异。” 从多年默默无闻的坚守，到步入人生的高光时刻，高龄的袁隆平所处环境经历着剧变，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与那片稻田的距离。 他还是坚持在炎热的夏天蹒跚踱步，到田里劳作。中暑是常有的事，他会随身带着药片防止晕倒。凭借着这颗宁静而坚韧的心，袁隆平历经暴风雨般的挫折和困境后，完成了自己多年来的愿望，不让人们挨饿。他还给自己设立了三个任务，高产高产超高产，研发出海水稻和第三代杂交水稻，一秒都耽误不得。 “我曾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长，籽粒像花生米一样大，我和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稻穗下面乘凉……我把这个梦称为禾下乘凉梦。这是我的梦想，是我追求的目标。” 每天不停歇地忙碌奔波，明显感觉他憔悴了许多。袁隆平工作之外心无旁骛，因此出席公众场合、见领导、接受采访，都会令他感到局促。 他很普通，衣服穿得也很朴素，有次接受国外记者的采访，袁隆平摸了摸自己身上几十块钱的T恤衫，问身边的人：“我是不是寒碜了？” 袁隆平可谓是国士无双般的人物，可是聚光灯下，他隐身暗处，踏实做事。 走进他的家，实属让人诧异。 他至今还居住在一个老旧的房子里，家中的家具十分朴素。“我穿的衣服都是超市几十块钱买的，一百多块一件的时候， 我就非常满足了。”虽然已是功成名就，这位老人仍心甘情愿居于一隅，淡泊志弥坚。 网络上谣传他身家千亿，说他是湖南首富，这些谣言他都知道，但袁老选择一笑置之。诸多名誉加身，然而袁隆平一直喜欢称呼自己为“种田人”，曾经湖南省组织部请他出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他果断地拒绝了： “我不适合当院长，这意味着我要离开杂交水稻的研究岗位。”坚守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很难得，那份清寂的执着让这位老人感到安心。 尘世车马喧，独守一方地。愿得一斛黍，消弭天下饥。如果你认为袁隆平是个直男，那么你就错了，他还是个会拉小提琴的文艺青年。 多数时间忙于科研的他，会抽空练习小提琴。时至今日，这位老人还会在午后，安静地听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 曾有人给他拍了这样一张照片：没有人比袁隆平更能诠释这句话的含义：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他天生爱自由，什么事情都想尝试。 读高中时，袁隆平就拿过武汉市百米自由泳的第一名，大学时，为了省钱到江对岸看电影，甚至独自游过嘉陵江，把衣服顶在头顶游过去再穿上。随着袁隆平名声鹊起，和国外同行的交流日渐增多，每次会面他从不怯场。 他的英文水平很高，曾经给来自十几个不同国家的学员讲课。在跟外国记者会面时，有时翻译没说对，他还会自己说出准确的单词，力求严谨。 袁隆平已是这把年纪，却从未停止学习，他仿佛永远不知疲倦。 如今90岁的袁隆平每晚的睡前活动，是打一个小时的麻将，这是他的脑力活动。 打麻将时，他可爱得像个小孩会不停地催人，和种水稻一样认真。袁隆平对自己的大脑很自豪。 医生告诉他，85岁以后的老年人百分之六十有不同程度的痴呆。不运动、不跳舞、不下棋，天天呆在家里就会痴呆。 袁隆平笑着说：“幸好，我今年90岁了，脑瓜子还没有糊。” 90岁的他还能到演讲台上，做三十分钟的报告。 当他发现一篇文章的内容，有点把水稻效果夸大其词，他立马指出错误：“说老实话，我研究的水稻还不到先进水平。”紧跟时代步伐的袁隆平学了不少新词，80岁的时候，他称自己为“八零后”，90岁的时候又笑称自己摇身一变为“九零后”了，像个童心未泯的孩子。 前几天，袁老为了纪念自己的90周岁生日，光顾了自己常去的那家理发店，理发师为其理发时，袁隆平问：“你说我是胖了还是肿了啊？” 老板回答：“您是胖了。”理完发之后，袁老开心地说自己又年轻了五岁，他是可爱的人。接受央视采访，被问及“您觉得自己帅不帅”时，他调皮地笑着回答：“Handsome!”这是袁隆平不为人常见的一面。在很多人眼中，袁隆平是个不解风情的科研小哥哥，鲜少有人知道在妻子面前，他是个浪漫的诗人。 “茫茫苍穹，漫漫岁月，求索的路上，多想牵上一只暖心的酥手； 穿越凄风苦雨，觅尽南北东西，蓦然回首，斯人却在咫尺中。” 1963年，朋友给袁隆平介绍了一个女朋友，见面后，他一看那个姑娘是自己之前的学生邓哲。 两人志趣相投，很快便走到了一起。一个月之后，花50块钱买了喜糖，办了一场素朴的婚礼。 那年，袁隆平34岁，邓哲26岁。 婚后，他们不只是夫妻，也是最默契的工作搭档。 袁隆平与妻子邓哲1965年夏天，袁隆平和妻子头顶烈日、脚踩烂泥，踏遍了安江农校实习农场和附近生产队的稻田，终于找到6株天然雄性不育株。 这些成果，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通报》上，引起轰动。 因为邓哲的陪伴和支持，袁隆平才能安心地研究杂交水稻，走南闯北，收集关于水稻的资料。 在外的袁隆平想到妻子担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操劳艰难，愧对辗转，邓哲则时时安慰。 那一代人对婚姻始终真诚，相扶相持，牵了手就是一辈子。 在邓哲突发病毒性脑炎时，袁隆平全身心守在病床边照顾妻子，一勺一勺地喂妻子热汤、给她讲故事、唱英文歌《老黑奴》，终于用爱把她唤醒了。 爱就是平淡生活中的温情相守，风雨飘摇中的相互安慰。袁隆平与妻子邓哲在袁隆平的心里，一个丈夫如同一片落叶，无论他怎样张扬，怎样由绿变红、变黄，到末了，还是要落到自己妻子身边。 每每外出出差，他都会惦记着妻子。有一次，邓哲收到了袁隆平托人带回来的礼物，那是他赴菲律宾开国际学术会议的前夕，在北京给她买的裙子。 衣服下面还夹着一张纸条：“这是我第一次买裙子，不知什么号码适合你穿，只好买两条供你选择……” 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捂住了嘴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在袁老90岁生日当天，面对着漂亮的生日蛋糕，他也不忘把第一口蛋糕喂给妻子吃。 他们的爱情，跨越了半个世界，依旧历久弥新。袁隆平与妻子邓哲四年前接受央视《面对面》的采访，袁隆平眼含热泪说：“我86岁了，身体不好了。” 早在2010年，袁隆平被确诊为患慢阻肺。90岁的他身体早已大不如从前，有高血压也有心脏病，走路需要人搀扶，可是他却不接受这个事实。 家人都劝他退休，不要再劳累了。 可老人家倔强得很： “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都远离饥饿。我还没有痴呆，那就要继续工作，退休对于我来说是不存在的事。” 不服老的袁隆平，将水稻视为自己的血液，那是独属于他的情怀。在纪录片《时代我》中，袁隆平将有机会见到高层领导人。记者问他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他回答：“搞海水稻，盐碱地。” 他目标简单，低调如初。然而为了一个小小的目标，他可以付出比别人多数倍的心血与汗水，那是可以让这位老人安身立命的地方。 袁隆平的孙女曾以为爷爷的工作，是每天看天气预报。她小时候，并不知道爷爷如此坚持，是为了观察各地的下雨情况，从而判断水稻的生长状态。 如今的他，依然天天关心天气，习惯不改，袁隆平终究要和那片水稻凝视一生。不可避免的是，他也真的老了。他在翻看书本的时候，双手都是颤抖的。在去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袁隆平全程站着做了30分钟的演讲，结束后在休息室，老人家已经累得一句话都讲不出。 还未休息几分钟，众人又将他围住。有人想和他合影，有人想让他签字，有人邀请他去参加会议……可没人问他累不累。 所有人视他为英雄，却鲜有人意识到英雄也是人。人会老，会脆弱，会疲倦，会走路需要有人搀扶。 袁隆平因过度劳累吸氧袁老只能默默打了个哈欠，满面倦容无人知，他身不由己。 可一听说学生们想要合影，已是超负荷状态的袁隆平立马站了起来，拖着疲沓的身躯往外走，主动迎接孩子们的到来。按下快门的瞬间，镜头里的袁隆平站姿挺拔，眼神坚定。 那笔直的脊梁下，是生命里粗粝的内核，在岁月的淬炼下历久弥坚。部分参考资料：    1、纪录片 《时代我》袁隆平   2、纪录片20150312 《为时代而歌 袁隆平》   3、面对面 20131020 袁隆平图片来源：网络、纪录片截图来源于网络

李健消失过很多次。水木年华最火的时候，他选择离开，直到王菲唱了他的《传奇》，直到他一首又一首歌曲被传唱开来。再后来，人们从他更多的歌曲里，知道他去过贝加尔湖，去过抚仙湖，去过有风的麦田；知道他送别了父亲，陪伴了爱人，坚守了自己。世事喧嚣，人间繁华，李健有属于自己的诗和田野。这些年，红过几次后，他再次隐遁在人间，少有他的消息。他又去哪儿了呢？岳云鹏甚至在前段时间发微博追问：李健老师的新专辑啥时候出，有点着急……岳云鹏很着急，我们也很着急。而李健，从来不着急。1993年底，大地唱片的《校园民谣1》正式录制发行，老狼唱了三首歌：《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及《流浪歌手的情人》。在那个纯真的年代，每个大学宿舍都有一段关于民谣的记忆。作品面世后，老狼火得一塌糊涂。一曲《同桌的你》，成为八九十年代一群人的青春记忆。这年，19岁的李健刚刚走入清华大学的校园，碰上草坪文化的盛行时期。每个星期五，操场上都有学生坐在一起弹唱。他静静听老狼唱歌，心里暗生羡慕，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上台。1996年，李健的师兄高晓松发行音乐作品集《青春无悔》。作为内地校园民谣的见证人，李健自己却很少写校园与青春。“没有刻意写青春的，青春不太好写，容易变成一种泛泛的怀旧情绪。”他觉得自己的青春过于普通，没有什么值得一写的。李健认为自己平凡且接受了平凡，起起落落中，轻舟已过万重山。1985年，李健看了一部叫做《路边吉他队》的美国电影。男主角开车弹吉他的样子，让李健着迷。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知道吉他这个乐器，它发出的声音是如此美妙。当时11岁的李健，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可当时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即便如此，李健的妈妈还是咬了咬牙，用自己两个多月的工资，给儿子买了一把红棉吉他。后来李健说：“是那把吉他，改变了我的命运。”少年背着心爱的吉他，走在哈尔滨的巷子里，寻找能教他吉他弹唱的老师。哈尔滨的人们喜欢谈论生活，尤其喜欢谈论遥不可及的事情，甚至是高于生活的形而上的问题。年少时的李健，常常蹲在松花江畔看人画画，观察那些手里捧着书若有所思的人们，他将那些人称为搞艺术的。1993年，李健参加了清华大学为文艺爱好者举办的冬令营，并以一首《说句心里话》获得了全国第一名，为高考加了50分，最终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在大学里，他用大量时间来写歌、学习基础乐理、曲式分析、艺术概论……那些炎炎夏日，男孩们就坐在操场上弹琴，对着夕阳喝酒，扬着一头长发对天空放肆高歌。其实，李健读的专业是电子工程系。在这之前，这个系出了一个高晓松。他觉得读书没意思，索性就在清华退学，去寻找诗和远方。李健不一样，他不会去做让理想撕裂现实的事情。读大三那年，他收到母亲从哈尔滨寄来的一封信：“你不要老想着当歌星之类的，那些都是梦，不现实。咱家人都是老百姓，你要学一门技术，毕业找个好工作，父母不指望你能出名挣钱。”大学毕业后，李健进入广电总局做工程师，打水接人，每天做着相同的工作，朝九晚五的日子一眼便能看到头，毫无成就感。直到有天清华校友卢庚戌找到他，问他还想不想做音乐了。李健重重地点了点头，两人成立了乐队“水木年华”。2001年，水木年华发行首张专辑《一生有你》，曲风质朴清澈。“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这首歌在水木年华的演唱下，一切似乎回到了本真的青春时期。当年，他们横扫整个华语乐坛的颁奖典礼，并囊括了几乎全部年度最佳新人奖。可这样的日子，很快便走到了尽头。2002年夏天，水木年华刚结束一次商演，卢庚戌忽然开口说道：“你如果这样，老想着做你特别喜欢的音乐，那你干脆离开。”李健沉默许久，没有回应。几个小时后，眼看飞机就要落地，李健回答了卢庚戌：“我自愿退出水木年华。”人拥有梦想的时候，通常都是一厢情愿的。于自己如日中天时选择退出，这个决定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有点傻。可是李健心里很清楚，名和利并不是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他不想白白消耗自己对音乐的热情。李健退出水木年华后的日子，不太好过。北京的冬天很冷，由于没钱，他租住在一间长年不见天日的黑屋子里。房间里没有暖气没有空调，需要自己生锅炉取暖。那段痛苦的回忆，是寒冷萧瑟的。比冬天更让他煎熬的是苦闷的处境。李健站在人声鼎沸的街头，看着路上行色匆匆的人，不断反思自己到底是什么身份活在这世上，算是个歌手吗？那段时间他有不少好的作品问世，却没有红起来。2005年，父亲患癌，李健捉襟见肘，凑了半天只能拿出来几万块钱。那一刻，他才意识到，有些时候钱是多么重要。他和姐姐去医院交费时，父亲感动得哭了：“孩子们懂事了，给孩子们添麻烦了。”这句话让本已难受的李健心如刀割，他转过身就泪如雨下。随后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李健送父亲回哈尔滨。火车上，父亲已经很虚弱了，每次去洗手间都需要儿子搀扶或者背着他。有次，父亲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说了句：“原谅爸爸。”那一瞬间，李健强忍住了泪水。这几个字，至今在他的内心挥散不去。2006年父亲去世后，李健写了一首歌叫《父亲》，里面写道：“你为我骄傲，我却未曾因你感到自豪，你如此宽厚，是我永远的惭愧。”后来李健重新录制了这首歌，在最后加了一句：我终于明白在你离去的多年以后，我为你骄傲，当谈起你的时候……离开水木年华的日子，李健沉寂了整整7年。同时期出道的庞龙，凭借一首《两只蝴蝶》火遍大江南北。朋友都劝他，让他多写点类似的歌曲，这样容易火。李健笑了笑，说自己不适合。尽管身边反对的声音很多，可李健仍不为市场失去自我，他始终相信“自我”的重要性：“老有人说，要倾听自己的声音。但是很多人心里是没有声音的，都是‘被活着’，‘被变化’……出现那么多新东西，如果既有的自己不够坚固，那么就很容易被摧毁掉。”这段漫长的静默期，他一直写着自己的歌。直到 2010年，王菲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唱了那首《传奇》。《传奇》火了，大家开始寻找歌曲背后的创作者李健，沉溺的日子终于就要过去了。经历了年少时水木年华的一夜成名和沉寂多年的淡然，李健以一首《传奇》再次迎来了鲜花和掌声的簇拥。突然被置于聚光灯下，他形容自己如同出土文物。面对大家说王菲没有原唱唱得好的说法时，李健说：“王菲唱的是天上的《传奇》，我唱的是人间的《传奇》。”不谄媚，也不过于自谦。一位优质的创作型歌手隐匿多年后，被众人所知。人们急迫地想要剖析当事人，曾经历过的心酸过往。可李健，总是让人失望：“那几年，我过得挺好的，生活水平放低了，但温饱无虞。也不存在所谓的沉寂，一直在发唱片。”之后的他被称作演艺圈中的“清华男神”，温润如玉，人文气息足。文化底蕴让他在流水线的音乐圈里，始终保持清流状态，那些歌是从他心里长出来的。多数时候，他只是静静地抱着一把吉他，低声吟唱。一开口，就让人感到如沐春风般的舒适与惬意。李健的音乐里总有一种脆弱的力量感，暗藏了许多人心底的暗涌。它不愤怒，也一点都不激昂，最后一个字的唱腔总是向下滑，枯燥的生活和隐忍的浪漫，他同时承认。2015年，李健彻底红了。当湖南卫视第三次把《我是歌手》的邀请函，递到李健的手中时，或许是被其诚意打动，他终于没有再拒绝。李健首场选择的曲目是自己的原创歌曲《贝加尔湖畔》，依照赛制，作为补位歌手，他将最后一个出场。这首歌是李健去到伊尔库茨克的贝加尔湖畔后，有感而发创作的。在俄罗斯静思的日子早已远去，彼时在封闭的后台里，没人知道李健在想什么。舞台上的他温文尔雅，那是一贯的诗人吟唱，个性鲜明。唱到动情处，双眼紧闭。                       有人评价他是“火锅里的一碟清粥小菜”，之前多年的积累在这一段时间内喷涌而出。舞台之下，在决赛休息室里，他带了一本加缪的《异乡人》，认真阅读。有网友在温哥华机场偶遇到他，李健没有在低头看手机，而是在看书。有人问李健为什么要读这么多书，他说到：“所谓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让人眼界更开阔，对自我有更清醒的认识，而不至于狂妄。一个人读的书越多，越会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读书，曾经赋予他对于清贫生活的忍耐力，文学教会了他一切。面对称呼他音乐小众的人，李健则认为小众是说明自己没有足够好，如果足够好，一定是大众的。言辞之间，谦逊不已。读书时，清华大学一位老师的话，让他记在了心底：“一个人若能永远保持学生的状态，他的人生就不会枯竭”。也正因如此，李健一直让自己保持一个学生的心态。即便鲜花簇拥，李健仍不骄不躁。无论是在自己的低潮还是巅峰时期，他一直沉稳内敛，保证每个音乐作品的高质量输出。《传奇》从写作到流行中间足足隔了8年时间，这让李健相信好的音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最后被大众发现。2017年，李健在《歌手》舞台翻唱了《父亲写的散文诗》，听哭了许多人。“这是他的青春 留下来的散文诗几十年后 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 老得像一个影子”彼时，李健的父亲已经离开了整整十年。他后悔没有在父亲健在的时候，好好拥抱一下。那代人对父亲都是敬而远之，在表达上存在着种种障碍。尤其在父子之间，但是有种心照不宣的情感，在彼此之间关联。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唱这首歌之前，李健给许飞打电话：“我可以唱吗？”许飞：“没问题。”李健：“我要给你版权费。”许飞：“健哥，用不着。”李健执意要给对方版权费：“你必须要，这是对你的尊重。”许飞当时感慨万分：“很多歌星都翻唱过这首歌，但只有李健老师跟我要授权。”在版权意识如此淡漠的今天，尊重原创，便是尊重音乐本身。他说：“原创歌手就指着这挣钱了，要不然怎么吃饭。”在众多歌者中，李健特别另类。他因《我是歌手》再度爆红，却没有接大量商演，而是飞去了国外，继续安心写歌，放弃很多能为自己带来更多名和利的工作邀约。电视台出高价让他参加真人秀，他说：“对不起，我不适合。”大家常说李健难得，拒绝名利。李健却表示自己不是拒绝名利，只是不想让名利损耗自己对音乐的热情。高晓松曾说：“我们身边的这一波人都不再是当初的模样，只有李健还是当年那个李健。”面对“歌红人不红”的现状，李健很开心。在他看来，人可以为崇高理想而卑微地活着。多年以前，40岁对李健而言是个遥不可及的年龄。如今，他已经不敢再怠慢时间了。他拒绝了所有没意义的社交，有一次媒体问他：朋友相处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李健回答：敬而远之。他从小到大的偶像是苏菲·玛索，有一次电影节，女神来了。一个圈内的朋友对他说：“我可以安排你跟她见面。”李健摇摇头：“不见了，我远远喜欢就够了。”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迎合、不粘腻。他喜欢可控的生活，喜欢隐藏在生活里，喜欢做旁观者。民谣歌手钟立风骑车到了李健家里，他看见一个干净明亮的院子，脱俗明亮。李健与妻子孟小蓓在门口相迎，郎才女貌。客厅里放满唱片与书籍，主人品味一目了然。这个小院和他给人们的感觉有点类似，并不光鲜，具备一种被藏起来的温柔感。“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这首《传奇》背后的故事，便是李健与妻子孟小蓓相遇相爱的浪漫过往。1987年，李健家里来了一个小他五岁的女孩，明眸皓齿，长得像个洋娃娃。她看着他笑了，男孩害羞得脸红了。孟小蓓小时候那一年，李健10岁，孟小蓓5岁。再次相见已是七年后，在一位长辈的婚礼上。李健一眼就认出了当年的那个女孩，两人在楼梯上目光交错，一见钟情。李健叫孟小蓓“小贝壳”，这一叫就是几十年。在李健落魄的那些年，小贝壳陪伴在他身边，与他一起对抗北京难熬的冬天。“与你在一起的日子才叫时光，否则只是无意义的留白。”年轻时，我们都想一生穿着白衬衣，一生只爱一个人。可后来发现，我们都做不到。可是李健做到了。这些年，李健一直在不断地远离。远离浮华的圈子，远离“被要求成为偶像”的枷锁。李健的特别或许在于他的淡然，失过得过之后还是照常，太多人羡慕围观的档口，他是觉得有点嘈杂的。这个时代崇尚速度和更快的速度，每个人的愿望就如同春天的花朵，争先恐后地绽放。而好的故事，总是会被一次又一次轻易拿出来，讲述给大众听。乐此不疲地重复多次后，最终成为这个人身上的标签，甚至会取代这个人本身。一位记者问李健：“当冬天回到北京郊区的胡同，会不会想起当年的苦日子？”他果断地回了两个字：“不会。”来源于网络

德云社的相声听到最后，观众往往都会喜欢上于谦，他早已经被公认为当今捧哏第一人。很多时候，人们会被郭德纲主动出击、节奏紧凑的笑料吸引。但散场后观众能记住的，往往还是于谦垫上的那几句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逗哏抛出来一个包袱，是我打开这个包袱，让观众看到里面有什么”。这是一种对语言节奏要求极高的技艺。下了台也是这样，他对生活的火候，掌握得炉火纯青。万事不如闲在心，一年总见月当空。于谦用一种极高的处世哲学，抚慰着观众、朋友、还有自己。因此就有了那句笑料：于谦，母仪天下。你身边总会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什么人都能搭上话，什么人都交朋友，为人处世圆润狡猾。中国人情社会里，这种人总会被人称赞：圆滑世故。仿佛这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它代表着进入社会后必须学会的生存技能。于谦却体现出另一种处世之道，并坚持下去取得成功。他身上有一种老庄哲学里“清静无为”的道，又有世俗江湖里豪情万丈的气。名利场是是非圈，他却和什么人都能交朋友。监制电影《老师·好》时，张国立、吴京、杨立新、韩童生、田雨、何冰等老戏骨皆来捧场。在内心世界，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喜好：虫鱼鸟兽，文玩字画，喝酒抽烟，无所不精。对了他还是北京摇滚协会副会长，爱唱几句摇滚。2016年德云社二十周年庆典。浩荡的演出会场里，台下坐着冯小刚、张国立、吴京、汪峰、高晓松、沈腾、潘长江等各路明星。这是郭德纲、于谦和德云社的巅峰。当晚二人脸上的笑容，像炸开了一样。人群散去，热闹结束，于谦回到他位于大兴的“天精地华”动物园里，这是最让他心安的地方。看马吃草，给马洗澡，他舒服。2019年，于谦的发展再上高峰。他出现在各大喜剧综艺现场，赢得观众好评；监制、主演的电影《老师·好》拿下2.52亿票房。他却说：“我现在，要是让我到深山老林里住一个月，这是最幸福的。”幸福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回过头来看，于谦的处世哲学，从童年就定下基调。1969年，于谦出生在北京。他的父亲是地质勘探高级员工，母亲是石油冶炼方面的专家。从出生开始，于谦就吃穿不愁。因为工作原因，父母常年在外，于谦被丢给姥姥抚养，同时照顾他的，还有5个小姨。他打小就在泛滥的宠爱中长大。童年于谦童年时，姥姥家挨着北京最大的花鸟鱼虫市场，这是于谦的天堂。他喜欢动物，蹲着看牛反刍，如何把吃进去的东西再倒出来吃一遍。养狗、遛鸟、钓鱼、摸虾……任何跟动物有关的事，他全都兴致勃勃。更重要的是，姨妈和姥姥的宠溺，并没有让他变得纨绔。长于胡同的他身上有种老北京人特有的温厚。唯一的不愉快，是爱的专制。三个女人一台戏，六个女人两台戏。每天在耳朵边“嗡嗡”，于谦受不了这个。为了不给姨妈们唠叨的机会，他时刻小心，将自己包裹起来。不犯错，不挨骂。这种谨慎也就铸就了他多年以后如鱼得水的自然。德云社频频有徒弟出走，舆论风波一浪高过一浪，但始终不挨着于谦。12岁，胡同里提笼遛鸟的小少爷，爱上了相声。那是1981年，相声如日中天的年代。马三立、侯宝林等大师群星璀璨，侯耀文、马季、姜昆等新人辈出。于谦爱相声，13岁便考入相声学员班学习。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每日的贯口、练嗓不能少。别人学得痛苦，他自得其乐。15岁，脑力灵活的于谦，拜师石富宽。这是郭德纲师父侯耀文的搭档，国家一级演员、十大笑星之一。与当下公司制、学员制不同，相声是一门极其讲究出身、师门、规矩的艺术。师徒是终身制的，学生打小住师父家，每日吃喝全归师父管，如父亲一般。2016年郭德纲推出德云家谱时，历时4-5年，遍访各处好友，寻找相声每一派的渊源。于谦、侯耀文（郭德纲师父）、郭德纲学员班毕业，于谦先后在北京曲艺团、中铁文工团担任相声演员。这份体制内的工作，让他吃喝不愁。但很快，他发现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相声没落了。“打着灯笼找不到一个爱听相声的。”回过头来看，对于相声来说，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小于谦4岁的郭德纲，三进北京，每一次都没能找到活下去的路。郭德纲住的地方距离演出地点有30公里，一次错过回家的公交车，他不得不走回去。一路挣扎，回到家，脚底起一串水泡。那时躺在床上，他万念俱灰：“这时候要是咣当有一车祸，一了百了倒也幸福。”于谦没有经历过这种摧残。他形容那段时光是“失望”，而不是“痛苦”。他跟朋友四处钓鱼，到山里捉鸟。每个月演出极少，他也不去单位。工资因此被扣的一个月就剩一块二，他笑呵呵地拿钱走人。就这么一直在团里闲了11年，于谦怡然自得。日后成名，记者总是拿二人对比。郭德纲一路坎坷势必嫉恶如仇。而他自己，命里有的都是善待，谦和，“那些恶的、丑的，我真的没概念”。但临到结尾他又补充了一句：如果郭德纲不是现在的性格，那就没有现在的德云社。于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相声的兴衰荣辱，跟我也没什么关系。”诚然，相声衰微的那段时间，于谦过得并不艰难。剧组的哥们儿介绍他去拍戏，于谦就这么半只脚踏进演艺圈。为此他还专门去电影学院报名导演班学习。那些年的电视剧里，总能出现于谦的影子。大火的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他是傻头傻脑的片儿警。捧红徐峥的电视剧《李卫当官》，他是其中的知府。大红的电视剧《京华烟云》，他又带上小帽成了管家。《编辑部的故事》 剧照在不同的故事里体会不同的人生，这是件好玩的事。也是在剧组，他遇到了自己一生挚爱的妻子。一直到2004年，于谦几乎都不相信靠说相声能挣钱了。他喜欢这个就让媳妇拿着DV，给自己录上几小段，全当乐呵。于谦和妻子2004年，央视戏曲频道主持人白燕生，在饭局问马季：相声是不是败落了，是不是要完了？马季沉默良久说，好在还有一个郭德纲。那一年，是郭德纲正式搭档于谦说相声的第一年。台上二人使尽浑身解数，把观众重新拉回了相声剧场。台下老泪纵横，感慨生活不易。于谦遇见郭德纲，其实是在2000年。那时仍在相声剧团挂职的于谦，以为自己要跑一辈子龙套了。一次团里安排下乡演出，他遇到郭德纲。4年之后，于谦正式加入德云社，成为班主郭德纲的捧哏。那时谁也没想过要救中国相声，怎么才能活下去，吃上饭，才是当务之急。搭档于谦之前，郭德纲换过无数捧哏，要么是搭档老去，要么是不合胃口，一直到于谦，郭德纲知道这是自己上半辈子遇到最好的捧哏演员了。从那时起，二人在北京大栅栏的广德楼德云社，搭档说相声。每周两场，每场百十块钱，日子勉强过得去。当年年底，一个走进德云社的电台主持人，改变了德云社。他力邀郭德纲将相声录入电台，供给北京所有司机听。相声一经播出，德云社门前的售票处，排起长队。观众眼里，郭德纲机灵，于谦愚钝。一个张扬，一个稳重，郭德纲再大的能耐，飞出去于谦总能接得住。这对搭档开始红遍中国。乘风破浪，直挂云帆，历经多年荣辱，郭德纲成了相声的代言人。伴随着郭德纲口中，于谦的父亲王老爷子，于谦的妻子王钢蛋，于谦的儿子郭小宝。这些段子将于谦推向前台。他是那个热爱“抽烟、喝酒、烫头”的于大妈，也是那个能攥着小拳拳唱“学猫叫”的老骚猫，还是每次唱歌部分，都唱崔健、黑豹乐队的摇滚老炮儿。2006年，德云社10周年的演出，是二人的巅峰时刻之一。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他们打出“带着被褥听相声”的口号，连续返场近25次，从当晚八点，一直说到凌晨3点，结束之后，全体观众起立鼓掌近半个小时。谢幕时，郭德纲双手作揖，满眼热泪，这里面包含着多年的委屈、成功的喜悦，掺杂着岁月隐忍之后的功成名就。与之相反，舞台上的于谦也落了泪。但他的内心里，更多是观众重新走回剧场的喜悦。舞台上，郭德纲借段子向于谦表了白：“我很希望我们白头到老。”二人这段关系不仅实现了自我成就，也挽救了中国相声。世人皆知郭德纲嫉恶如仇，但于谦能够看到郭德纲的本质。他说自己和郭德纲骨子里是一种人。温润善良。郭德纲喜静，几乎从不参与饭局，而于谦很多时候也能自得其乐。与郭德纲相处，彼此并不需要互相说太多，十几年里也从未有过争吵。君子之交，懂的人自然懂。2011年，北展剧场演出，于谦中午和朋友喝酒，一来二去不经劝喝得上吐下泻。被孟鹤堂拉到剧场时，灌了好多水才终于能说出话。上了台，于谦完全下意识捧哏，逼得郭德纲在台上使尽全身解数，甚至还给观众翻了筋斗。下了台被小辈们送回家，凌晨三点醒酒，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给郭德纲打电话道歉。而此后，他给自己定下演出前不喝酒的规矩。甚至于谦和郭德纲“互换人质”，彼此的儿子认对方做师父。回过头来看，德云社一路斗争，走到今天，其中几乎看不到于谦沾染是非的影子。2006年，德云社十周年如日中天，北京举办相声座谈会，联手倡议抵制三俗。散会后，有了姜昆李金斗郭德纲微笑握手的照片。郭德纲在博文中追忆：“走出会场，我犹豫了一下，回家怎么说呢?说参加会议去了？交代不下去呀。对，就说去洗头房了，这还体面点。”几个月后，郭德纲折腾出新作品《我要反三俗》。“你不要考虑他乐不乐，爱乐不乐，你的工作是教育人，损失十几亿观众算什么？你的位置站的很稳牢。”于谦站在不远处，就那么笑呵呵地看着郭德纲，从未在作品外说过一句不是。传统相声里捧哏要低调，不可过度张扬自己。德云社历经二十载风云坎坷，有人问于谦，为什么不问郭德纲要股份？他笑嘻嘻地反问：“凭什么要股份？我在这演出，挣一份钱挺好的。”而沉静下来，他也知道。一个相声班只有一个班主，但凡有二心，必定一塌糊涂。因此德云社有人出走、有人辱骂、有人造谣，他统统立身纷扰之外。2009年德云社封箱演出。曹云金、何云伟、刘云天、李菁悉数登台，郭德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到底给你们多少钱，你们才能不走？”轮到于谦，他赶紧说：“我可躲开这道题吧。”一年以后，师弟李菁，徒弟何云伟、刘云天、曹云金出走，外加陷入与北京电视台的纷争，德云社被迫停业整顿。但于谦仍旧对郭德纲充满信心，恢复营业后常拿这事砸挂。2019年，电影《老师·好》路演，到了沈阳站，有观众提问于谦，沈阳会开德云社吗？于谦拿起话筒，颇为严肃地说：“德云社的事不是我说了算。”女观众反问：“您都是皇后了，皇上还能不听皇后的？”于谦接茬开玩笑说：“我就陪皇上睡个觉。”没有态度，并不意味着于谦一味的隐忍。他承认自己内心也有愤青的东西，“看不惯的也很多，只不过我不说”。不说，是他的本色，不争是他的境界。德云社新人一个个急着出头，他像慈祥的父亲一样，看着他们。因此才有郭德纲那句话：“不争名，不夺利，好开玩笑，好交朋友。在他心中，玩比天大。”而到头来，他得到的远远比斗争得到的多。2019年郭德纲长子郭麒麟参加综艺，要求给父亲写封信。这个从小被于谦看着长大的孩子，意外将信写给师父于谦。前面插科打诨，师父睡觉打呼噜，吃饭永远吃不饱，一直是个老小孩。后面则笔锋一转，感慨于谦的为人。一句“此生得立于门之下，我之幸也。”看的于谦老泪纵横。于谦也回复了一封，言语中对少班主、自己徒弟，尽显尊敬与宠爱，分寸拿捏地恰到好处。2018年生日，郭德纲瞒着他送了两匹澳洲好马，于谦更是感慨：今生得一知己，足以。于谦写给郭麒麟的信不争名利背后，于谦有一套自己的活法。2009年开始，他在北京远郊租了个小院，开始养动物。他打小喜欢这个。最初17匹小矮马，他喜欢的不得了。年幼时大人们总问他，你长大愿意做什么。别的小孩都回答说科学家，他却说自己愿意当动物饲养员——这一度被父母认为没出息。长大有了精力，他一定要养一批。从17匹马，到后来繁殖的24匹，再到各式孔雀、猴子、狗……像个动物园一样。玩是于谦从小的习惯。人人以为他有钱才玩得尽兴，他却不这么看。“我就不相信有钱人都比我高兴！我最没钱的时候是我玩儿得最猖狂的时候。”“玩儿”是于谦和世界相处的方式。这么多年，他由衷感谢玩儿。他自称：“玩儿充实了我的生活，填补了我的空虚，使我不感孤独，远离寂寞，躲避了相声业界的消沉氛围，忘掉了事业的坎坷不顺，交到了朋友，学到了知识，认识了自然，体会了友情。”除了动物，于谦三大爱好：抽烟、喝酒、烫头。喝酒对于谦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他的江湖气，也是市井气。相声就是一门街头艺术。三五好友围炉而坐、漫谈东南西北、世道人心。特快乐，特得劲。很多人也曾劝他，酒桌上都是酒肉朋友，交不了心。于谦不这么认为。他觉得“酒肉朋友”特别重要，“烦闷、失意，有人陪着你开怀畅饮，这是一种福分。”没有那么多真正能指点你人生的“诤友”，“再说我也不指望他说一句话我受用半辈子”。一种入世的态度，反而让他交到了太多朋友。拍《缝纫机乐队》，他跟乔杉、韩童生喝酒到早上七点。乔杉日后说：“韩老师讲他们团的事，谦儿哥讲他们团的事，哎哟，热闹极了，听着他俩在那儿说有意思。”他的朋友不分贵贱，三教九流都有。吴京跟他喝酒用碗；摇滚乐老炮儿、黑豹乐队主唱栾树跟他喝醉好几回。喻恩泰、马未都、胡军等等等等。于谦、孙越、吴京喝酒演员胡军这样评价于谦：“能玩到一起，轻松，没负担，干净。”而栾树则说，跟于谦在一块自由、自在。“摇滚乐最核心的精神是4个字，「自由，自在」，其实相声也是，人在笑的时候，也是自由和自在，是共通的。”一次，导演张栾在洛杉矶拍戏，于谦也在。那时于谦已经发誓戒酒两个多月，张栾攒了个局，一堆人聚在唐人街中餐馆里。坐下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劝于谦喝酒。经纪人王海开始翻手机，翻着翻着，突然说：“今天我媳妇她那个三舅的什么什么去世了，这发朋友圈了。”结果于谦补了一句：“那咱们得吊唁吊唁，寄托一下哀思，不如喝杯酒吧。”不仅演艺圈的朋友喜欢于谦，连商界大佬，也对他另眼相待。2019年农道会，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邀请于谦搭档说相声，台下坐着马云等各行业大佬。柳传志拉着于谦，开起了马云的玩笑。插科打诨，嬉笑怒骂之后，柳传志对于谦说：“咱可不敢再编排马云了，再编排他，就是跟中国妇女届为敌。”2018年，一天于谦和许知远喝酒，许知远给于谦听了一首歌，词曲作者是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早年间，北野武是一名日本相声演员，跟着他的搭档住在东京浅草区，一个穷人聚集地。他们买得起同样的衣服，却买不起一样的鞋，在只有两个人的剧场里，期盼着自己红的那天。北野武 左歌曲唱的也是那些年的事。功成名就后，再难找回曾经一起吃苦的兄弟。动人的歌词加上北野武沧桑的声音，于谦听得泪眼婆娑。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本是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的两个人”。2000年，于谦31岁，郭德纲27岁。那时于谦还在体制内说相声，剧团借调郭德纲来演出，二人凑起临时班子。没人爱听相声，领导带着一帮人下农村。早上六点，二人在团里集合，坐着团里的车去农村，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回去的路上，累到说不出话来。于谦常提起这段往事。开阔地中间，二人站在拖拉机车斗拼起来的舞台上，调侃往事，互相拆台。冬天冷，在大褂里裹上军大衣，仍旧冻得瑟瑟发抖。农民也不爱听相声，“宁愿泼粪种地去，也不听相声”。二人就那么傻站着。谁也想不到未来的样子。刚刚合作几次，于谦觉得和郭德纲志趣相投。临别时郭德纲说，我现在这边也不挣钱，你这边有基本工资。等挣钱了，我再来叫您。于谦回他一句“成”。几番风雨几番折磨，德云社红遍大江南北。2004年，郭德纲的德云社已经逐渐成规模，每个周有两场固定演出，郭德纲力邀于谦，一起正式搭档演出。他说这是老天爷赏饭，带给自己这么好的捧哏演员，估计下辈子也找不到了。风风雨雨二十年，二人守望互助，成就中国相声史上一段佳话。2013年，于谦将平时在手机里写下的十几万字，整理成了书，取名《玩儿》。书中记录的大多是他养虫鱼鸟兽，玩古玩字画的事。他爱这个。网友评价，这本书，“文笔幼稚，感情真挚”。但字里行间，于谦其实讲的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为人处世之道。大有《醉翁亭记》欧阳修的感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书写好，于谦拿给郭德纲，邀请他写个序。郭德纲提笔洋洋洒洒几百字，对于谦大加赞赏：“和于谦师哥相识十余载，合作极其愉快。台上水乳交融，台下互敬互重。抛开专业，谦哥在‘玩’之一字上堪称大家……豆棚瓜下，鸟舍马圈，谦哥常常一待就是一天。兴之所至，更邀上三五知己，凉啤酒，热烤串儿，谈天说地，大有狭义之风。”结尾他说，谦哥这辈子挺值，每天都开心……我支持于谦师哥，将玩儿进行到底！而这篇郭德纲写的序，名字叫做：他活得比我值！来源于最人物公众号

《林俊德：大漠铸核盾 芳名千古传》：“我不能躺下，躺下就起不来了”，身患癌症的林俊德院士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还在坚持整理电脑里关系国家利益的文件。他用战斗者的姿态，完成了一名国防科技战士的最后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