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熟练掌握花鸟画的三种技法和形态——写意花鸟、工笔花鸟、没骨花鸟，尤以工笔花鸟画著称。他笔下的花鸟画，一枝一叶、一羽一喙，都描绘着生命的细微之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花鸟画家，保持对自然的鲜活的感受特别重要，因为“不同的花鸟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气质，万物有灵，万物有情”。  你见过雪景荷花吗？众所周知，荷花夏日盛开，到了秋天，就该“留得残荷听雨声”，在哪里雪与荷花能共存呢？我们在贾广健的画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意境。  著名画家、天津美术学院院长贾广健教授，以工笔花鸟画著称，他最爱荷花，也尤擅画荷。而他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品，是一系列以荷塘为题材的作品，最为奇丽的当属雪景荷花，一幅《溪塘过雪》让盛夏与隆冬交错了季节，有了一种独特的美感。贾广健解释：“我想表达的是一种浪漫情怀。雪是写实的，荷花是写实的，雪景荷花不是写实，但情感是真实的，虚实之间是我对作品意境的独特追求。”  贾广健喜欢自然中的花鸟，喜欢朴素自然，这跟故乡的滋养分不开。贾广健出生在河北农村，小时候在姥姥家长大，那里有一个小桃园，春天开花夏天结果，儿时的贾广健每天都认真观察。花儿、鸟儿，童年的目之所及，都成了他笔下的素材。也是从那时起，贾广健知道了“艺术从生活中来”的朴素道理。  儿时的农村条件比较差。上小学时，贾广健最重要的绘画工具，除了一杆铅笔和一盒12色的蜡笔，就是一大本薄薄的粉连纸装订成的本子，他在上面描摹各种他能看到的花鸟鱼虫。  有一次，贾广健从一本厚厚的百科辞典上知道了三个大画家的名字：齐白石、徐悲鸿、叶浅予。也是从那本辞典中，他知道了敦煌莫高窟，看到了飞天的形象。飞天仕女唤起了他无限的想象，开启了他梦幻般的艺术想象力。  这里要插播一个小故事：几十年后，贾广健成为中国国家画院的专职画家。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首任院长是李可染，副院长是叶浅予。当然，小时候的贾广健不会知道，自己将来能和李可染、叶浅予等大师成为同事。  回到小时候。父亲很支持贾广健的爱好，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他带一些“带图画的书”。让贾广健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得到了一本插图版《西游记》，如获至宝，反复临摹。就这样，童年学艺虽没有专业老师指导，但自然生活的启蒙，锻炼了贾广健的观察能力，呵护了一个少年对于艺术的热情。  “从小学到中学，全校都知道我喜欢画画。”贾广健经常给电影队画海报，给学校画黑板报。后来，他跟县文化馆的几位老师学画，开始接受比较基础的美术教育，接着考入河北工艺美术学校、天津美术学院等专业院校求学。  20世纪90年代初，工笔画悄然复兴，极大地激发出一批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热情，贾广健也是在那时从写意花鸟转入工笔花鸟。1992年春天，他在工笔花鸟领域的开篇之作《秋籁无声》，获得全国美展银奖。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从春到夏、从秋到冬，贾广健不断去写生。《秋籁无声》的背后，是他几个秋天写生的艺术结晶。他说：“画中表达出来的意境和感受，是我在写生中获得的灵感。”  贾广健笔下的花鸟，一枝一叶、一羽一喙，都描绘着生命的细微之处，这缘于他长期对自然的观察。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画家，尤其作为一个花鸟画家，保持对自然的鲜活的感受特别重要，因为“不同花鸟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气质，万物有灵，万物有情”。  贾广健的画中，大部分意象都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很少有凋零枯萎的花朵，这是“写生”，更是以画“传情”。他的很多作品都以荷花为主角，百花之中他最爱荷花。别人情人眼里出西施，而他是“画家眼里出荷花”。贾广健眼中的荷花，亭亭玉立，香远益清，不落凡尘，和而不同。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每片荷叶都是绿的，但又有着不同的绿色，“你只有仔细观察、静静品味，才能发现不一样的美”。  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左右，贾广健精研工笔花鸟，之后转向没骨花鸟。没骨技法起源于北宋徐崇嗣，没骨的意思是不用墨线勾勒，而全以色彩点染而成。从工笔花鸟转向没骨花鸟，是因为贾广健看到，在那个年代，画没骨花鸟的人越来越少了，老一辈艺术家的技法几近失传，他要扶危继绝。  在学习传统、吸收传统、消化传统的基础上，贾广健也不断探索创新，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他也在思考，这一代画家能为下一代留下些什么东西。  传统花鸟画从两宋的辉煌到明清的继承，都以“折枝花鸟”为主，画花不画全株，只取折枝，以小观大。这是古人的高明，但又有其局限性。贾广健也许是想起了小时候在天大地大的农村生活的经历，他把花鸟置于大自然中，把整个环境作全景式表现。此外，传统中国画对空间有独特的处理方式，很少画背景，讲究留白，而贾广健尝试用色彩当背景，用色调表达对自然的感受，从而创造出全新的花鸟画的大境界。  “笔墨当随时代，任何一种艺术都离不开它所在的时代，只有符合时代的需求，才会有更大的表达空间。这是规律，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回避不了。让我们用浓墨重彩描绘时代画卷，用艺术之美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贾广健说。 来源：光明日报  

　修旧如旧，保存原有布局、结构、材料、工艺，“个性化定制”修复方案……陈木霖专注修复古厝16年，参与二梅书屋、小黄楼、水榭戏台等10多处国家级文保单位的修复工作。2008年，陈木霖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方案审核专家库成员。在古厝修复过程中，陈木霖始终保有对古建筑、老街区的珍爱之心、尊崇之心，同时注重当下“活化利用”需要，让老建筑与新时代生活实现有机结合。　　　　破片、切削、炒制、烘干……一根3米多长的毛竹，在陈木霖手中短时间化身为一筐牙签大小的竹钉。在福建省福州市三坊七巷曾氏古民居中，古建筑学者陈木霖佝偻着身躯趴在木质地板上，小心翼翼地将竹钉插入地板，木槌轻轻落下，竹钉与地板紧密贴合，宛若岩板一般光滑紧实，一次古厝地面的小型修补就此完成。　　“用竹钉修复古厝木地板，不仅能使其结实耐用不伤脚，更重要的是用原材料、原工艺，能原汁原味保留古厝的历史和文脉。”陈木霖说。2006年，时任三明市正顺庙文物管理所所长的陈木霖，接到了一通来自福州的电话。“三坊七巷部分古建筑年久失修，上级部门紧急在全省各地寻找古建筑修复人才，我就被派到福州担任技术指导。”陈木霖回忆道。　　第一次参与古厝修复，陈木霖就来到了水榭戏台。彼时，在这里从事生产经营的拉链厂为运输方便，用水泥把庭院垫高，房屋中的柱子也被拆除，“整个建筑摇摇欲坠，修复刻不容缓”。陈木霖急在心头……　　为寻找合适的木材作柱子，陈木霖一趟趟地往林业部门跑，甚至亲自回到三明，在可供采伐的经济林中“找大树”，“一点也不能马虎，材料选择攸关古建筑的‘生命’”。为让工匠遵循戏台原有的形制和工艺，陈木霖常常彻夜待在工地或图书馆，把对应年代的建筑工艺自学明白后，第二天一早再讲给工匠们听，“大家都觉得我太‘犟’了，但保存文脉是和千年历史对话，要严肃，要认真。”　　水榭戏台的修复工作，让陈木霖对古厝修复有了新的理解：“修旧如旧，保存原有布局、结构、材料、工艺，每一栋古厝都要认真研究，根据残存的遗迹再现全貌，‘个性化定制’修复方案。”2017年，陈木霖接到了修复曾氏古民居的任务，“主厅倒塌只剩右侧一半，砖瓦残砾到处都是。”　　在第一道工序清理完成后，陈木霖发现了新的情况：“柱子中间较粗而底部较细，这是典型的宋代工艺‘梭柱’；整体建筑虽是明代建造，但工艺却仿宋，这给修复工作造成不小的难度。”　　新情况的发现，让陈木霖立即叫停了修复工作，一头扎到大量的案头工作中去……经过历时一周多的资料搜集和规划调整后，陈木霖重新拿出了修复方案：“根据残存半侧原样复制，关键构件要重现再造。”紧锣密鼓的修复中，曾氏古民居顺利在安民巷中重新矗立，现如今已成为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的重要场所。　　“古厝修复要注意与当下结合，借鉴现代工艺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针对古厝修复后的“活化利用”需要，陈木霖注重同现代生活的结合，“比如，马鞍墙防潮是当下要求，那在墙面上涂刷锅底灰便可实现，既古朴又实用。”　　2008年，陈木霖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方案审核专家库成员。肩上的责任更重了，陈木霖开始注重将自己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年轻工匠。事实上，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福州市持续加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每年举办的工匠培训班，陈木霖总要主动要求去班上讲一讲，“趁着还没老，把经验多传授一些，让更多人懂得这些技艺。”　　“福州保存文脉成效迭出，陈老功不可没！”福州名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胜说。谈到未来，73岁的陈木霖动情地说：“只要我还干得动，就要做好古厝修复这份光荣的工作。” 来源：人民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最终要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如何以高质量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然而，乡村教育目前面临着诸如工作环境差、教师专业发展空间有限、班额大、课时满等问题，重重困难令很多城市教育工作者望而却步。这其中却有一个身影，一次次朝着最偏远山村“逆行”。在2015年退休前夕，大连交通大学理学院教授万维明义无反顾地来到贵州省，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支教教师生活。位于乌江江畔的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县板场镇第一完全小学（以下简称“板场小学”），是万维明教授支教的第二个学校。他在这里待了将近三年，一边做孩子们的支教老师，一边做学校里留守儿童的爷爷。在此之前，他已经在铜仁市的和平乡中心小学（以下简称“和平小学”）支教了五年。万维明的退休生活全部是在贵州大山里度过的，这是万维明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从中感受到的是深深的幸福。从大学教授到留守爷爷视频中的万维明老师，比想象中年轻很多。原以为年过六十并且在退休后会主动去山区支教的大学老教授，会是“心怀天下”、头发半白、气质儒雅的老学究样子。但已届花甲之年的万维明却充满了少年气，他兴奋地向记者介绍板场小学的操场、教学楼，还有常和爱人迟晓恒去遛弯的大山。山区清新的空气、未经人工雕琢的山路、郁郁森森的树林、清澈见底的河流……万维明享受着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无法体验的惬意与自在。万维明用轻松的语调、活泼的气质和悠扬的口琴声告诉记者，他的支教生活不是下乡受苦，而是非常享受。1956年，万维明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个教师家庭。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以后，万维明来到东北林业大学教书，十五年后调到大连交通大学，在这里度过了接下来的教师生涯。2015年，万维明在还有一年就要退休的时候，从海滨城市大连去往千里之外的贵州大山深处——和平小学支教。在和平小学的五年，万维明为山区带去的不仅是自己对于教育的一腔热血与经验学识，还有很多社会爱心人士对学校的捐款捐物，为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尽心尽力。学校里的青年教师也纷纷被万维明对山区教育的热爱与执着所打动，他身上爱岗敬业、勤奋工作、扎根山村教育、无怨无悔的精神，潜移默化地感染着青年教师。“让贫困山区的孩子们走出大山，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这是万维明自费支教这么多年的原因。从2015年至今，万维明支教从未收过学校的一分报酬，吃与行都是自己掏钱，并且经常给家庭困难的孩子们购买书本、生活用品。万维明所教的班级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家人外出打工，家里条件很困难，万维明自己出钱出力，给学生买鞋子、买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周末的时候还到村子里给孩子们补课。万维明对于学生的教育，是先了解，再因材施教。他充分认识到学生之间的差异，有些孩子思辨能力很强，而有些孩子可能连一些基本的加减乘除都不会。因为和平小学是一所寄宿制学校，所以学生们会上晚自习。晚自习时，万维明会给基础好的学生“加餐”，给他们辅导奥数，对基础薄弱的后进生，万维明还会在周末走进村寨，为他们补课。学生们没有辜负万维明的一片仁心，学生莫洪燕曾获得海峡两岸杯铜仁地区预选赛一等奖第一名，后进生们也在万维明循循教导下成绩日益进步。在和平小学支教五年后，万维明选择了去更偏远的沿河县板场镇，在板场镇第一完全小学任教直到今天。万维明深知农村教育的不易，在教书以外，他也在用自身的行动影响着当地教师，让当地教师也能够静下心来，扎根板场，献身教育。万维明和同为大连交通大学副教授的爱人迟晓恒，共同引领着当地年轻教师快速成长，并为中年教师注入活力，重新激励他们在教育上用心用力。他千方百计为当地教育水平的提升做力所能及的努力，包括邀请自己的同学——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高夯，为板场小学的老师们培训，使老师们开阔眼界、对教育燃起更多希望。在板场小学，万维明主动向校长提出多给自己安排课程，他不止教学生们数学，同时还负责体育、美术课程的教学。2020年，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到校期间，万维明不断给学校打电话了解学校和学生的情况。与和平小学一样，板场小学的学生也有三分之二是留守儿童，万维明向老师们一再强调，要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目标、培养远大理想，要合理利用小学这一十分重要的基础阶段，为孩子的成长打下深厚根基。万维明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开设了四个奥数培训班，每周一到周四下午给四个班的孩子进行辅导，所有的辅导材料都是他自己出钱选购。除了上课，万维明还会和他所带班级的班主任持续交流管理班级、培养班干部的方法和心得。无论在和平小学还是板场小学，他的身份都不仅仅是一位支教数学老师。他人眼里的万教授：从新闻联播里面走出来的人物“我是这样评价我们的万老师，万老师是从新闻联播里面走出来的人物，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讲这句话，他是让我唯一感觉到一个新闻中很完美的人、真实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和平小学的龙梅香老师这样说。老师和同学心中的万老师，是个老顽童。上课时，他是学识渊博的老师；在课下，他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万维明走在校园里，身边总会有很多学生围着他转。他为学生理发，在学生生病时，凭借自己曾做过赤脚医生的经验帮学生治病，他不仅是孩子们的老师，更是孩子们的爷爷。和平小学的张慧老师说，万维明初到和平乡小学时，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看着就像四十几岁的人，然而因为刚到贵州水土不服，半个月瘦了十几斤。万维明始终不为艰苦的外部环境所困扰，他坚持着自己的想法——让山区的孩子靠着自己的知识走出大山，并为此不懈努力。在支教期间，万维明曾经因为颈椎病造成严重头晕，老师们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个医院住院，他怕给老师们添麻烦，谎称自己在外地医院。病刚好转一点，万维明马上就返回学校上课，结果没过几天病情反复，他不得不重新住院。几年的支教生活一向如此，对万维明来说，工作是第一位的。曾经有一次，他接到家人电话，得知93岁高龄的父亲病了，但父亲在电话里叮嘱不让他回去探病，他只好听父亲的话留在学校。多年来，爱人迟晓恒长期在贵州陪伴万维明，在生活和工作上给予了他最重要的支持。“一个老师要想真正地出彩，那只有靠自己努力，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才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这是万维明告诉和平小学老师们的道理。在万维明的影响下，和平小学许多老师对上课的态度发生了质的转变——从上课是为了完成本学期教学任务，变成是为了逐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平小学的张慧老师先后获得了铜仁市人民政府授予的“优秀山村教师”“贵州省省级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我从以前一个默默无闻的山村教师，到现在能够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成长，都是因为万老师的引领，我非常感谢万老师。”我只是一位“社会爱心人士传递员”在万维明看来，他人的评价都是过誉，自己所做都是自己所求。初到贵州时的身体不适和水土不服，他只当是任何人都会经历的过渡阶段而已。在万维明心中，自己退休后还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事，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肯定。仅凭这一点，他就有足够的动力继续支教。除此之外，作为孩子们的老师和玩伴，孩子们的进步就是万维明最大的成就感，孩子们高兴他能感受到同样、甚至加倍的高兴。外人眼中吃苦奉献的支教生活，他反而乐在其中。从大学来到山村小学，回归基础教育的万维明最重视的，就是班级里那些基础薄弱的学生。在他看来，贵州山区的教育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家庭教育的缺失。相当多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孩子们缺乏父母的爱与指导，而爷爷奶奶辈多半没有文化基础，无法给孩子们做家庭辅导。针对这种情况，万维明提出了一个方案：在学生所在的各个村寨建一所图书室，等到周末住校学生回到村寨时，可以去图书室多看点书。万维明的支教计划时间是十年，下一步他决定要去村寨小学支教。在大连交通大学支持下，他将在下一所支教村寨小学建立一所图书室。他和妻子将会在图书室轮流值班，孩子们可以去图书室看书、写作业，遇到不会的问题也可以及时询问。在扎根贵州贫困山区支教多年后，万维明对如何振兴乡村教育有深刻的体悟。如今国家对贫困山区的教育扶持力度非常大，有些学校基础设施甚至优于部分城市学校。但乡村教育还是有不足之处，例如一线教师师资依然紧缺。在板场小学，1500名学生仅有60名老师，即使每位老师都拼命工作，课程也非常紧凑。而且，教师们自身也需要自我提升，让山区老师有机会走出去进修、提升业务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但教师人数充足才有条件让老师们分批培训。作为大连交通大学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万维明说“关心下一代工作，不仅要关心在校大学生，还要多关心社会青少年的成长，贵州乡村需要我，我的工作岗位主要在贵州。”万维明带给和平小学和板场小学的许多捐款和物品，都是同事和社会爱心人士通过他献给贵州的礼物。曾与万维明共事过的和平小学校长钱定军，曾为他写过一篇散文《山村里的战歌》，很好地诠释了万维明多年的支教生活和无私奉献的支教精神。“纵然两额冰霜，也要把曾经的梦想燃烧飞扬。五千里的长路，挡不住您坚定的脚步。您把孩子的忧郁和悲伤春风化雨般地消融在您的幽默笑语里，您把外面多姿多彩的地方滔滔不绝地带到了丰富的课堂。”万维明支教多年，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是为了前途铺路，而是为了圆自己支持山区教育的梦想，他用满腔热血向我们展示了一位真正的教育工作者的仁心。看到万维明的经历，我们更愿意相信，在中国大地各个地区支教的教育人士，为振兴乡村教育做着力所能及的一切，为促进中国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保驾护航。来源： 中国网  

一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陈伯元在美去世，享年７７岁，其遗言有三：    一，嘱咐百余亲传弟子，如南阳语言文化学院有教学需要，须鼎力相助，不可推辞。    二，将平生所藏万余册图书，捐赠给南阳语言文化学院。    三，将灵骨交付友人带回南阳，安放于南阳语言文化学院。    三条遗言，字字句句不离南阳，不离南阳语言文化学院。二    陈伯元，名新雄，伯元是他的字，系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    有论者认为，清末民初的国学殿军是章太炎、黄侃，而当代的国学殿军就是陈伯元。陈伯元的老师是林尹，林尹又是黄侃的大弟子，称得上是师出名门、传承有序了。    陈伯元１９３５年生于江西赣县，后随父入台，平生仅到过南阳一次，而令他念兹在兹、寄托着他教育理念和教育理想的南阳语言文化学院，目前尚未最终建成。三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１日－１０月２５日，“陈伯元先生文字音韵训诂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阳师范学院召开，两岸三地与欧美日韩学者百余人参加研讨，中国诗经学会、中国音韵学会、中国训诂学会等负责人与会。    这是陈伯元首次、也是惟一一次到南阳、到河南。    相关会议报道称，“与会学者就陈伯元先生在文字、音韵、训诂、诗词等方面的成就及相关语言学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研讨会是对陈伯元毕生学术成就的一个总结。会上，陈伯元作了《求学问道七十年》主题报告，介绍了自己７０多年求学经历和致思方向。    那时他的肝脏上已发现两个肿瘤，会议期间需服用镇静剂抑制疼痛，但兴致依然很高，与天南海北的学者们一起参观了武侯祠、汉画馆、医圣祠、南阳府衙、董作宾先生故居等处。    “万里飞来白水溪，南阳胜景早铭碑。”越了解，越喜爱。陈伯元赞叹南阳为龙飞之地、中兴之地、朱光飞荣之地－－当年，汉高祖刘邦和平解放南阳，出武关越秦岭，先入咸阳，最终成立大汉王朝；西汉二百年后衰微，又有南阳人刘秀起兵建立东汉；又二百年，刘备到南阳卧龙岗三请诸葛亮，最终建立蜀汉王朝。“朱光飞荣”一词出自汉代南阳人张衡的《南都赋》－－“耀朱光于白水,会九世而飞荣”。四    陈伯元结缘南阳，以及其学术研讨会放在这座城市举办，与一个人密不可分。他就是被陈伯元引为知己的聂振弢。    聂振弢比陈伯元年少１３岁，南阳人，著名文化学者，南阳师院教授。    １９９１年，聂振弢初识陈伯元。    那一年，两岸恢复学术交流，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举办首届“汉语音韵学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当时，聂振弢是中国音韵学会副秘书长，忙于迎来送往的会务服务；陈伯元则是赴台后首次应邀回到大陆的专家。    ３０年后的今天，聂振弢仍记得陈伯元当时的样子：中等个儿，穿着西装，非常儒雅。一登上讲台，整个人像会发光，即兴赋诗，随口吟唱，一时四座皆惊，“我佩服得不得了。”    陈伯元来大陆的次数并不多，聂振弢则因学术交流多次赴台，每次赴台必拜访陈伯元，二人相交日深。陈伯元曾撰词赠曰：“初见便觉情于我。人间世，知音莫过。”    听闻陈伯元学术研讨会因各种困难蹉跎多年仍无法在台举办，聂振弢一力促成其在南阳召开。他认为，“此举必将对国学之研究、学风之建树，有所鼓励，有所推进，亦为惠我一方之学界大事也。”研讨会没有花费校方经费，全凭他一人前前后后筹措张罗。五    陈伯元是学者，亦是一位教育家，他曾说：“个人之生命乃属有限，学术影响方为无限”，他的一生“矢志发扬中国学术，并传之于生徒。”他将聂振弢引为知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理念有相通相同之处。陈伯元曾写信给聂振弢，说：“于教育问题，得一知己，尤为振奋。”    陈伯元先生去世后，聂振弢将两人书信结集，书稿定名为《万里飞鸿尺素书——伯元先生最后的通信》。    聂振弢曾获评“大国良师”称号，多年来奔走各地义务讲学，足迹遍及海内外。在文化界，许多人都知道聂振弢有一个梦想，“办一所国学大学，让更多人能有机会享受优质的教育，为国学教育扎下坚实的根基”。但少有人知道，这一梦想因陈伯元而更加坚定。    南阳研讨会后，聂振弢写信给陈伯元：“弢受教于先生，即决心办一传统语言文化学院。”在他们的理想中，学院是传授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专业大学，培育有扎实国学功底的教师；同时筹办师范小学，集中识字，经典启蒙，诗诵入教，礼乐并兴，再继之初中、高中，以经典古文二百篇为量，熟读成诵，各阶段教育相辅以成。    陈伯元认为此事“如能竟其功，真我中华文化复兴之机运也”，他愿以有生之年追随其后，“从今后、君唱我和。流水高山音袅娜。”六    研讨会后，聂振弢送陈伯元离宛赴郑乘机。    正逢修路，原有的高速路要扩为８车道。见到繁忙的建设景象，陈伯元很惊讶也很振奋，因为从台北到台南的一条路修了几十年也没修好。这位有家国情怀的学者不免感叹：还是社会主义好啊。    也许是受此类场景感染，更或许是出于对聂振弢本人的信任，陈伯元对开办语言文化学院充满信心。“国学之复兴，犹如光武之白水，可能皆当兴起于南阳也。”七    经多方奔波，２０１１年正月初六，南阳语言文化学院在南阳北郊破土动工。陈伯元当时正在美国求医，闻讯喜不自禁，期盼自己身体复原后，能够“为固有文化尽其绵薄”。    开头一切进展顺利，聂振弢遂邀陈伯元出任小学校长及大学荣誉校长。“南阳白水开气象，指点痴迷。不管东西。重振吾华手应携。”陈伯元亲笔题写了南阳语言文化学院和附属小学的校名。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日，南阳语言文化学院附小开学。陈伯元正在医院就医，闻此事仍强支病体，写下数千字贺词，“兴学南阳事业新，所欣因得道同人。”    陈伯元于病榻上筹划着学科设置、课程安排、教育步骤诸事宜。他一面感叹：“传自先师之教育思想，得从南阳再度发轫，使中华文化复兴，而有一线曙光”，另一方面，他“从来未有像此时之强烈希望上苍再加数年，让我看到南阳之语文教育着有成效，中国文化展现强有力之生命力。”。    ２０１１年底，学院主楼竣工，聂振弢寄上数帧照片。病中陈伯元见到，“精神振奋不已，似已痊可不少。”    ２０１２年春节，聂振弢给陈伯元拜年，并寄信表达了自己办学的初衷和决心：“近百年来，国人于吾国文化轻之贱之暴之弃之，以致几代人不知诗书，不爱母语，不知吾国文化优秀之所在，不知民族生衍发展枝繁叶茂之所从来，此诚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叹息者！唯斯之故，弢久意在吾乡之南阳建一学校，开一风气，不计得失，不思成败，一意孤行，一尽吾心而后已。”    聂振弢日前接受光明日报旗下《新天地》专访，该杂志以封面位置和6个页码的篇幅对其进行介绍。    陈伯元接信后感叹：真期望上苍仁慈，加我数年，令我与先生敲敲边鼓，完成振兴固有文化之大任。    此后，聂振弢为学院申请报批一事多方奔走，时向陈伯元函报进程。陈伯元亦随时复信。当年6月初，陈伯元从电视上得知大陆高考结束，不由问询学院是否参加招生。6月13日，还惦记着到南阳一趟：“大概于八月三十日以后就可起程来南阳，到南阳应飞郑州还是武汉，以便早日告知同行诸人预定机位。”    谁也没想到，这一封信，竟是陈伯元写给聂振弢的最后一封信。    2012年8月1日，美国当地时间7月31日，陈伯元在美去世，留下了那感人肺腑的三句遗言。八    三条遗言，目前仅完成了很少一部分。    2012年9月28日，陈伯元先生追思会在台北举行，聂振弢赴台送别。追思会上，陈伯元先生长子跪步向前，将灵骨奉上，聂振弢跪地接过，一时热泪纵横。    此后，聂振弢将老友灵骨暂供于书房。而陈伯元的万册赠书，暂存于台湾辅仁大学；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111名亲传弟子，亦随时听候着南阳语言文化学院的召唤。一切都在等待着这一学院正式开办的那一天。    这些年来，聂振弢常想起陈伯元在一封信中所说的话：如果教育理想能够付诸实现，“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为了陈伯元和自己的办学理想，聂振弢多方求索，四处奔波，曾被人诬告，亦曾遭人冷语，时见暗涡汹涌，又常睹曙光在前，转眼已近十年。来源：愚见世界

当他电脑中47万字的工作笔记被梳理出来，当同事们悼念他的话语被汇总起来，当他在平凡岗位、平淡岁月中的一件件小事被回忆起来，滕启刚，让越来越多人由衷感慨：“他是位好法官！”滕启刚生前为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他扎根基层法院30年，先后从事刑事审判、民事审判、信息化管理、行政审判等工作。2021年6月4日，滕启刚突发疾病去世，终年57岁。今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和辽宁省委召开表彰大会，追授滕启刚“全国模范法官”“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对党忠诚、认真负责——“对每起案件都较真儿”一个8倍放大镜，安静地躺在滕启刚的办公桌上，诉说着过往。那是2019年5月，两名司机行车发生冲突，其中一人动手打人，但监控录像离得远，很难看清实际情况，公安机关没有作出处罚决定，被打的一方就将公安机关起诉到了法院。怎么判？还得看证据。“他买了那个放大镜，一帧一帧反复看视频，短短几分钟的视频，硬是看了整整3个小时，终于发现了一个细微的抬手打人动作。”千山区法院审管办主任黄茜说，由此，滕启刚一纸判决，让公安机关重新作出处罚决定，还被打者以公道。“他就是对每起案件都较真儿，一生坚守公平正义。”“1995年11月的一天，我终于被党组织吸收为一名正式成员了，哎呀！那会儿高兴呀，回家让爱人包了一锅饺子。”在这篇题为《这就是我的忠诚》的心得体会中，滕启刚写道，他的忠诚，是连续3个春节在千山法庭值班；是从担任书记员起，保持自己整理卷宗的习惯不改……在千山区法院收案簿中，有一本格外引人注目。那是2009年在千山法庭，滕启刚当年收结案219件，其中210件以调解和撤诉方式结案。滕启刚的调解方法被同事们称为“滕氏调解法”：办理家庭纠纷用“亲情融化法”；涉及利益分配用“换位思考法”；纠纷激烈用“背靠背法”；矛盾复杂，要依托各类组织，用“外力协助法”……总而言之，12个字：用心调解、用情疏导、用法解疑。在同事们眼里，滕启刚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不是在忙于办案，就是在忙于办案的路上。在法院工作30年，滕启刚承办、参与审理和审核案件6000余件，所承办的案件无一例冤假错案。“到他这个年龄，一般都等着退休，但他仍继续燃烧自己。他是调解的‘王牌’，我们筹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他高兴得直拍大腿，说‘这事儿我来！’”斯人已逝，讲起当时点点滴滴，千山区法院院长金峰泣不成声。甘当公仆、心系群众——“总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想问题、做工作”第一次见滕启刚的场景，让赵恒起记忆犹新，也让他下定决心当一名法官。2007年，还在当律师的赵恒起有次替委托人去千山法庭立案，在立案大厅里，见到了被村民们团团围住、正在答疑解惑的滕启刚。“他接待这么多村民，但不急着立案，而是和村民唠家常。我挺不理解，因为有些问题很浅显，同样的话要重复很多遍，但滕庭长却没有一点儿不耐烦。”不一会儿，赵恒起又开始惊讶——滕启刚没用多久就调解了几件案子，有几位村民带着火气来，离开时却挺乐呵。轮到赵恒起了，滕启刚边看诉状，边自言自语：“这个老李，家里这么困难，请什么律师啊？我都说过帮他调解了！”滕启刚让赵恒起立即联系双方到法庭来，当场调解，几番劝说下，双方竟握手言和；更没想到，滕启刚最后还跟他商量：“老李家太困难了，这案子也没立，律师费你就给退了吧！”“您放心，我一定退！”赵恒起十分感动，决定“考法官！做一名滕庭长一样的好法官！”不久后，赵恒起如愿考进千山区法院，如今已担任千山法庭副庭长，追思滕启刚，他红了眼眶：“他总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想问题、做工作，传递司法的温度。他是我一生的导师！”“法庭是法院系统中最基层的单位。滕启刚是我师父，我跟着他在法庭，学业务，也学做人。”千山法庭庭长吕晋锋说，“师父在千山法庭一干就是9年，经常穿着一件磨得泛白的旧夹克，踩上一双黑布鞋，带着我走村串户，对周边18个村都很熟悉了。”法庭工作，接触最多的是村民。“师父善于和村民沟通交流，从没有任何架子，老百姓觉得他亲切，愿意信任他，这就为调解打下了基础。”吕晋锋说，“农民打官司不容易，师父通过庭前调解，化解了许多矛盾纠纷，为农民减轻了诉讼负担。”“跟随师父办案，我渐渐明白，将心比心，方得人心。”吕晋锋说，“现在，进村访家串户，我也会像师父一样，一句一句，释法解疑。”不徇私情、满怀温情——“做坚持原则的事情，心里没愧”如今，滕启刚的妻子李淑华仍然每天将他的手机充满电，带在身上。“没办完的案子，我想他该放心不下，就拿他的手机，要是有人找，我得跟人说明白，别再等启刚了……”李淑华哽咽道。“启刚平时很和蔼，但涉及工作原则问题，他就变得非常严肃。当上法官那天，他就跟我约法三章：不准收取任何人钱物、不准接受任何人请托、不准过问任何案子。”李淑华回忆，滕启刚的亲戚因涉嫌抢劫被抓，家人找到滕启刚，让他帮忙说情，被他严词拒绝。“后来，亲戚被判了刑。看我有些过意不去，启刚告诉我，做坚持原则的事情，心里没愧！”“在工作中，启刚不徇私情、铁面无私，在生活中却是个满怀热心、温情脉脉的人。”李淑华说，2004年，滕启刚偶然在广播里听到，有个农民工带着孩子来鞍山，孩子的心愿是“六一”儿童节能到公园玩。老滕当即联系到孩子家长，把孩子接到家里住了3宿，带着孩子到公园游玩，还拍了好多照片，现在都还保留着。2011年，逛公园时听到有人落水呼救，只会“狗刨”的滕启刚二话没说，纵身跳进湖中，将人救上来；邻居患有癔症，滕启刚主动帮他种菜卖菜，逢年过节的第一碗饺子总是端给他……“一件案件结案，法官的工作就算完成，但滕庭长始终关心结案后的情况，关心老百姓还有没有什么需要他帮忙做的。”黄茜说。李淑华回忆，10多年前，滕启刚审完一起刑事案件，担心受侵害的女孩子住在工地宿舍，不利于心理创伤恢复，就拜托二嫂把这个孩子接到家照顾，让侄女经常陪她聊天，自己每天下班也会绕道去看她。3个月后，女孩儿的父亲接她回家时，她一步一回头，哭着称呼滕启刚：“滕爸爸！”那一刻，滕启刚也已泪流满面。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带领团结嘎查精准脱贫，接续奋斗朝着乡村振兴加倍努力，85后的玲丽身上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4年多来，她把困难群众当亲人，用真情换真心，用行动解难题，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团结奋斗，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青春之歌。2021年，玲丽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发展产业——为村子谋转型巴彦托海镇团结嘎查，草原上的萨日朗开得正艳。一座座蔬菜大棚连在一起，一块块小菜园生机盎然，一群群走地鸡悠闲踱步。“这些都是玲丽书记出的点子。”脱贫户金长明说，“靠着这些收益，我们家年收入从不足2000元增长到近2万元。”草原的产业转型之路并不平坦。2017年10月，32岁的玲丽被组织选派到团结嘎查担任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团结嘎查人均草场面积小，传统畜牧业发展面临瓶颈。“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拓宽思路，另谋出路。”玲丽请来专家把脉，组建合作社，发展大棚蔬菜。由于很多牧民缺乏种植经验，玲丽带领驻村工作队整日“泡”在大棚里，教大家种植技术。“啥时候授粉，咋调配肥料，都有讲究。”玲丽回忆，盛夏时节，大棚内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玲丽和驻村工作队队员们天天挥汗如雨，忙个不停……队员们的忘我付出，乡亲们看在眼里。不少村民行动起来，一座座大棚拔地而起，紧接着生态养殖、庭院经济、旅游接待……新产业在草原深处开始蓬勃发展。2019年，团结嘎查脱贫出列。玲丽在扶贫日志上激动地写下了一句话：草原最美的花，是火红的萨日朗，在脱贫攻坚一线绽放芳华。脱贫摘帽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脱贫出列后，团结嘎查继续朝着农旅融合加速转型。2021年脱贫群众人均纯收入近1.6万元。“下一步还要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玲丽说。真情奉献——与群众心连心刚到团结嘎查时，因发展不均衡，群众对玲丽和驻村工作队有不少意见。为了打开工作局面，玲丽走到牧民家中，推心置腹了解乡亲们的困难，认认真真听取乡亲们的想法，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把乡亲们当亲人，付出真感情，把贫困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努力去办，就没有脱不了的贫、解不开的心结。”这是玲丽的切身感受，也是驻村工作队的行动准则。在玲丽的努力下，团结嘎查430多户牧民，尤其是57户贫困户的急难愁盼问题得到了解决。25户贫困户告别危房、建起集中供水点……一桩桩民生实事为乡亲们排忧解难。“乡亲们开始热情地叫我书记。”玲丽说，“看似简单的问候，却给了自己不少力量。”接续奋斗——为乡村振兴做出新贡献“玲丽书记是我们的贴心人！”去年团结嘎查村民关连柱在工地干活时意外受伤，检查发现有脑梗风险，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关连柱的孩子还在上高中，妻子身体也不好，一家人的日子一下子紧张起来。玲丽主动上门，联系医疗报销，申请临时救助，为他们家办理低保……这些让关连柱一家在感动中重燃对生活的希望。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村民外出打工受阻。为此，玲丽积极奔走，推动以工代赈——硬化村组道路，带动46人就近务工，累计发放劳务报酬60万元。“路好百业兴，家门口有了工作，群众的日子才能过得更踏实。”玲丽说。刚驻村时，玲丽的女儿才满4岁。为了全身心投入脱贫攻坚事业，玲丽把孩子交给年迈的父母照料，对于家人的愧疚和歉意，玲丽都深埋在心底。被任命为巴彦托海镇镇长后，玲丽说：“我会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带领全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乡村振兴事业接续奋斗。”谈及未来，编制规划、筹建幼儿园、打造文化中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玲丽说自己会把激励化为动力，为乡村振兴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1岁零7个月的安安，是个健康活泼又可爱的小男孩。胖嘟嘟的脸蛋，圆圆的眼睛，特别是一笑起来像极了自己的妈妈——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三级主办谢丽惠。2017年夏，谢丽惠医学硕士毕业后进入海关工作。2020年1月，3年没有回过老家的谢丽惠放弃了原定与家人团聚的春节假期，投入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一线。由于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被海关总署记个人二等功。那时，谢丽惠已有身孕，直到生产前，她一直坚守在旅检一线，医学排查、口岸流调，身着防护服的她敏捷矫健，让旅客常常察觉不出她是一位准妈妈。“请问，您这两天是不是有点咳嗽？”“谁还不会偶尔咳嗽两声、清清嗓子，我太久没喝水了。”2020年1月23日11时30分，一名旅客通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卫生检疫通道时，触发红外测温仪报警。几句简短的对话后，谢丽惠立刻按照海关总署口岸疫情防控技术要求，做好自身防护，并让该旅客及同行人换上N95口罩和一次性手套，然后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医学排查工作，同时呼叫了救护车。随后，谢丽惠用温度计为该旅客进行体温复测，显示该旅客体温为38.5摄氏度，为发热状态。深入流调之后，发现该旅客来自曾报告有病例的地区，且在该地区有聚集性活动。在等待救护车到来的过程中，她一直为旅客疏导压力。随后，救护车到达现场，该旅客转运前的一句“辛苦了”，让几个小时身穿防护服滴水未进的她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后来该旅客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这是全国海关在空港口岸排查出的首例确诊病例。她将排查经验与同事们分享，大家纷纷对她的细致与专业表示赞叹。2020年初，随着境外疫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留学生、在外务工人员回国，机场旅检工作压力陡增。尽管如此，谢丽惠仍把海关的守卫责任时刻放在心中，用耐心的态度和专业的服务给广大旅客送去温暖。一次，一名留学生在入境时主动申报自己咽喉疼。在对该旅客进行排查时，发现她拿笔的手有点颤抖，谢丽惠猜测她可能是有些紧张。为了缓解旅客的情绪，她温柔耐心地开导。“您在国外主修什么专业？”“平时外出活动时是怎么防护的？”在拉家常式的攀谈中，谢丽惠顺利获得了流调表上相关问题的答案。后来，这名留学生将自己在首都机场的暖心经历发布在微博上，称她为“温柔的医生”，引来数万网友点赞。不断改进与旅客的沟通方式，以聊天的形式拉近与旅客的距离，这是谢丽惠的一个工作小技巧。从“您最近14天是否去过某地”变为“请您回忆一下最近2周都去过哪些地方”，从“最近是否吃过退烧药”变为“最近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有好转吗，是因为吃了什么药吗”，这样的问话方式消除了旅客的紧张情绪，旅客们纷纷称赞谢丽惠的工作“有温度”“有情感”。身穿防护服、戴着口罩和面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天下来，累吗？谢丽惠平静地说：“肯定是累的，但守好国门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觉得虽然很累但有价值。”在北京国际航班分流后，根据海关总署的统一部署，谢丽惠作为旅检现场卫生检疫业务骨干被编入北京海关疫情防控技术支援九组，赴西安咸阳机场海关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援和交流工作。从每次上班前认真了解最新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做好测温设备校准，防护用品、单证的准备工作，到自己总结提炼的有温度有情感的特色排查法，无论做什么，她总是冲在最前面。谢丽惠细致的传授经验，帮助海关检测人员提高了工作水平，在海关的“外防输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一致好评。如今，谢丽惠又作为科普讲解员，参加“全国海关科普讲解比赛”并获得二等奖。她将开展流调和旅检现场的工作经验，以科普讲解的方式介绍给大家。“海关一线就是我的舞台，我愿意在这里发光发热。”谢丽惠说，“我是学预防医学专业的，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埋头苦干，贡献更多力量。”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2年9月，刘培超升入山东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攻读机械工程学。这个喜欢捣鼓小发明的日照男孩，本科期间就多次参加创新创业大赛。成为研究生，刘培超走进实验室的机会更多了。他发现大家每天都要在摇烧瓶等一些重复性动作上花费大量时间，于是突发奇想，“能否制造一种智能机械臂，来当人的助手呢？”硕士毕业时，适逢双创热潮涌动，一直在琢磨智能机械臂的刘培超，毅然决定南下创业。2014年10月，刘培超说动两位同学，一起来到深圳，租了一套不到40平方米的公寓，客厅就是他们的工作间。“当时，说到机械臂，映入脑海的就是工厂里那些笨重的大家伙。但培超要做的是能放在桌子上帮人干活的小帮手，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这种产品。”山东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贻斌对自己学生的创意赞赏有加。第一台样机做出来了，刘培超兴奋不已。但看到这个机械臂笨拙迟缓，画个圆圈歪歪扭扭，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痛定思痛，刘培超和团队全力改进：一是自行设计零部件，像制作工艺品一样精心对待每个关键零件。二是改变算法控制，将复杂的计算公式变成简单的计算公式加数据库，提高计算性能、降低控制器成本。2015年7月，刘培超和团队成功开发出首款桌面型智能机械臂。凭借轻量级智能机械臂这个全新创意，该产品在国外众筹平台大受欢迎，收到一千多台订单。首款产品的成功让刘培超有了自信，他决定放弃眼下作坊式的工作方式，成立自己的公司“越疆”，把事业做大，朝着“用技术创新树立民族工业品牌”方向努力。越疆刚成立，便站在十字路口。一条路是像多数创业团队那样，专做智能硬件，挣快钱。另一条路是在现有产品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精度，研发工业级机械臂。大多数投资人和合伙人都希望走前一条路，但刘培超决定走后一条，因为工业机械臂是制造业升级的关键，而这一领域的国产品牌寥寥无几，且关键零部件80%依赖进口。曾在工业机器人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技术总监郎需林深知技术的难度、投入的风险，所以反对声最大。“咱们当初来深圳创业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想造出能替代进口的国产机械臂吗？现在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如不坚持，将来会后悔的。”平常爱笑的刘培超，此时异常严肃。那段时间，他四处奔走，极力游说优秀的人才前来加盟，电话打爆，口舌费尽。更难说动的还是投资人。面对各种质疑，刘培超没有动摇。漫长的研发过程就像刘培超爱跑的马拉松，特别考验耐力。在成功将动力学算法应用在工业机械臂上后，他又开始琢磨：机械臂上有六个轴，每个轴都有电机，每个电机都需要一个伺服驱动，再加上控制器，整个机箱有电冰箱那么大。能否用一个伺服驱动来拖六个电机，然后再将其与控制器高度集成呢？得知有中国企业正在研发这种轻量化的工业机械臂，国外同款机械臂在中国市场的价格迅速从20多万元降到12万元。外国人可真“贼”啊！目的就是要挫败中国同行的热情，长期占领中国市场。“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刘培超暗暗发狠，夜以继日地专注技术攻关。团队画过的图纸，摞起来有1米多高；团队写过的代码，加起来有几百万行。闭关三年，不闻窗外。2018年3月，越疆研发的工业机械臂终于量化投产，机箱只有电脑主机那么大，价格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一半。这几年，刘培超一直沉浸在机械臂的世界里，带领团队累计申请机器人领域相关知识产权1140项，其中PCT国际专利35项、中国专利817项，填补了桌面级机械臂行业的多项技术空白。他本人则先后获评深圳市十佳创业英才、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深圳市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不管业务取得多大进展、个人获得多少荣誉，总是穿件黑T恤、爱泡测试间的刘培超都是淡然一笑：“我要让国产机械臂更聪明，做到有感知、能思考、会决策。”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