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普洱市深挖文化内涵，积淀文化财富，大力弘扬普洱茶文化，用心讲好普洱茶故事。　　打造文化平台。报刊联合发力，打造优质平台。《普洱》杂志自2006年创刊以来，致力于服务普洱茶产业发展，成了沟通普洱茶科学、文化、产业与消费市场之间的桥梁。在办刊过程中，《普洱》杂志不断创新思维，推动杂志向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在传播普洱茶文化的同时，也带动了普洱茶产业多元协同并进。2010年开始，创造性地推出了每年一次的“全国读者俱乐部茶山行”活动。2016年，与加拿大《茶之旅》杂志合作，使普洱茶文化通过《茶之旅》杂志传播到国外30多个国家。截至2021年11月，《普洱》杂志共计出版156期，累计出版发行近420多万册，累计读者群达6000多万人次，发行覆盖中国的34个省会城市、直辖市以及行政区，是目前中国发行量最大的茶专业杂志，被业界誉为“中国茶文化第一品牌、云南的文化名片”。2021年8月16日，《普洱》杂志普洱茶文化拉萨传播中心在西藏自治区揭牌成立，此次与拉萨市净云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普洱茶文化拉萨传播中心，秉承“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发展、文化传承、健康共享”的宗旨，着力打造成西藏各民族群众了解普洱茶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窗口以及普洱茶文化的重要IP，为茶产业提供精神支柱和文化滋养，促进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2022年1月，普洱日报《普洱·茶视界》栏目创刊，设立“茶事新知”“茶道新生”“茶味新鉴”三个子栏目，传播普洱茶的新认知、新行动以及普洱茶界新鲜事，展现新茶马古道的新发展、新变化，引导消费者树立健康有机的消费观念，喝出健康、喝出时尚、喝出“新”味道，取得了良好传播效果，赢得了业界和读者的广泛赞誉。　　编撰文化作品。普洱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聚焦普洱市最具历史意义、长远意义和较大文化价值的重要内容，以“古茶、古府、古道”为主题，成功策划出版普洱茶文化系列书籍，即普洱茶文化三部曲：《普洱古树茶》（第一部）、《普洱府史料》（第二部）、《普洱茶马古道》（第三部）。《普洱古树茶》（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普洱古树茶资源的概念、分布、特点等内容，为进一步挖掘、保护和利用好古茶树资源，擦亮普洱茶“金字招牌”，依托古茶树资源发展壮大普洱茶产业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普洱府史料》（第二部）深度挖掘普洱府时期的第一手史料，极大地丰富了云南古代和近代史的内容，彰显了普洱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为进一步展示普洱深厚文化底蕴和构筑坚定文化自信的普洱力量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普洱茶马古道》（第三部）用历史与现实赓续存在的事实，再次确认了茶马古道的源头在普洱，证实了从普洱起源向国内外辐射的5条茶马古道与著名的“丝绸之路”一样声名远扬的论断，为进一步丰富和推动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传承茶马古道精神和申报茶马古道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普洱茶文化三部曲”的成功编撰，是近年来普洱文史资料编撰的一个重大突破，为进一步弘扬普洱优秀历史文化、普洱茶文化、普洱茶马古道文化，抢占普洱茶文化、普洱茶马古道文化的制高点，掌握普洱茶文化、普洱茶马古道文化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普洱作为普洱茶文化之源和普洱茶马古道之源的影响力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　　重视文化人才。为茶文化传播者发挥好自身优势和作用提供了广阔平台。肖时英被业内称为“云南无性系茶树良种之父”，荣获“云南省第二批云岭工匠”等称号，多次获得“云南省政府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黄桂枢编著出版了《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普洱茶文化大观》等著作。杜春峄是澜沧古茶创始人、澜沧古茶有限公司董事长，荣获“普洱茶传承工艺大师”“云南省优秀民营企业家”等称号。他们长期致力于普洱茶良种繁育、加工工艺提升和普洱茶文化研究、传播，为弘扬普洱茶文化、发展普洱茶产业、打响普洱茶品牌做出了积极贡献。普洱市普洱茶研究学者杨中跃和普洱市职业教育中心国家一级茶艺技师张义贤曾受邀访问韩国世翰大学孔子学院，参加该学院举办的“首届韩·中茶文化讲座及品茶会”。杨中跃作了普洱茶文化知识专题讲座，张义贤作了主题为“茶香，归处”的茶艺表演，与韩国的普洱茶爱好者进行了深入交流。普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创办了“小小茶艺师”培训班，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抓手，结合普洱茶产业发展，依托独特资源，培养本土人才。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共培训了3200多名“小小茶艺师”，在推进茶艺培训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相融合，以及弘扬普洱茶文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张国营 卢磊）来源：普洱日报  

1000多年前，东阳木雕就已广为流传。传统的东阳木雕属于装饰性雕刻，大多在住宅中出现，技法以平面浮雕为主，有薄浮雕、浅浮雕、深浮雕、高浮雕、多层叠雕，层次丰富又不失灵动，造就了雕梁画栋、琼楼玉宇之美。东阳木雕不施深色漆，保留原木天然纹理色泽，一般采用颜色比较淡的椴木、白桃木、香樟木、银杏木等作为雕刻用材，它们纹理细密，木质清香，硬度适中，也被称为“白木雕”。　　据东阳地方志记载，唐代时，东阳境内兴建了100多座寺院，极大地带动了东阳木雕的发展。明成祖朱棣建造紫禁城时，从全国抽调许多能工巧匠，其中，东阳木雕师就有好几百人，皇帝宝座上的龙就是东阳木雕艺人雕刻的。清代修缮皇宫时，400多名东阳木雕艺人负责雕制龙椅、宫灯和装饰摆件等，这是东阳木雕最为繁盛的时期。　　时光荏苒，杜云松、黄紫金、冯文土、陆光正、黄小明等一批大师，创作了无数件响当当的作品，也让东阳木雕技艺在接力中不断发展。黄小明出生于东阳工艺世家，从小耳濡目染，既有做学徒时打下的扎实功底，又接受过专业院校的浸染，有别于其他传统的东阳木雕艺人。2005年春，故宫博物院大修，准备复制乾隆皇帝的龙椅，黄小明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雕刻蟠龙是其中最关键的工艺，方寸之地，姿态各异的蟠龙腾空盘旋，刀功纤毫毕现，每个构件精致而复杂，需多种手法配合才能完成。黄小明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工，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不断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东阳木雕，成为表达中国文化的一抹亮色。杭州G20峰会主会场陆光正雕刻的大型壁雕《锦绣中华》、黄小明雕刻的《忆江南》大型屏风以及青岛上合峰会主会场黄小明的37幅东阳木雕挂屏作品，惊艳世界。在创作这些作品时，工艺大师们在表现题材、创作手法和审美意境等方面，均有较大突破。　　近日，我慕名走进黄小明的木雕博物馆，立刻就被那里浓浓的诗意和艺术氛围所感染。“人与自然”展区里，一股自然之风扑面而来，那里有傲然挺立的胡杨林，也有憨态可爱的南极企鹅，一件云南大象的群雕作品更是引得参观者们驻足细看。据介绍，如今，大到殿堂庙宇，小到案头摆设，东阳木雕无所不及，改变了传统木雕造型较为单一的特点，任何有趣的、美的事物都可以凝聚在一方木质天地中，更加贴近自然，贴近生活。据了解，东阳还通过互联网在全球广招人才，不断丰富东阳木雕的样貌和气韵。　　一直以来，东阳木雕被看作东阳乃至江南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正是有了东阳木雕艺人不懈的传承、探究和创造，东阳木雕这一跨越千年的艺术才始终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宋玫）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新社贵州三都7月24日电 题：“水书先生”杨胜昭：先让非遗水书活下来　　中新社记者 蒲文思　　与杨胜昭约定的采访时间恰逢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记者不禁担忧这位年近七旬的长者身体是否吃得消，但电话那头的回复很爽快：“不要紧。水书先生答应别人的事，一定会守约。”　　图为杨胜昭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　蒲文思 摄　　见到杨胜昭时，顾虑也随之打消——一件白色POLO衫搭配休闲西裤，虽然发须发白，步履依旧矫健。　　13岁师从祖父和伯父学习水书，22岁之后就开始独立主持当地水书习俗活动。在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提到杨胜昭，无人不知晓。水族地区大大小小的占卜、择日、祭祖等民俗活动几乎都有杨胜昭的身影。如今的杨胜昭是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书习俗代表性传承人。此外，他还是一名教育工作者，自1970年在家乡羊瓮小学任教。　　图为杨胜昭主持2016年三都水族端节“开端大典”。　潘石高摄　　“水书先生是一项神秘且令人敬畏的职业，水族人婚丧嫁娶、立屋建房，甚至春耕开种的时辰都要请水书先生根据水书中的提示来决定。”杨胜昭介绍说，水书是水族创制的文字，亦是记载着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历法、历史、哲学等信息的古老文化典籍。　　说到这，他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本祖传水书古籍向记者展示，泛黄的页面上，是一列列混杂着象形字和类似楷书反写、斜置的手抄体，可谓一部令人费解的“天书”。　　图为杨胜昭与三都县水书文化研究院工作人员一同翻译水书。　蒲文思摄　　事实上，水书早在2002年就被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作为重点民族古籍文献进行收藏。2006年经中国国务院批准，水书习俗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水族文字的发现早于甲骨文，它只有几百个字，但一字多音，一字多义，一义多用。”为便于记者理解，杨胜昭指着水书卷本中的一段文字吟诵起来，短短十几个字，他竟抑扬顿挫地吟诵了数分钟。“你看到的这段水书文字只是一段凝练的内容，它背后还有大量的口传部分，包含着对这段文字的解释和实际运用方法，这部分内容保存在水书先生的头脑中，如没有水书先生解读，即使你认识水书里的文字，也无法破解书中的秘密。”　　图为杨胜昭招收学徒举行祭祀仪式。　潘石高 摄　　“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是水书迭代传承的“铁规矩”——水书先生只能从家族中挑选品行好、悟性高的男性作为学徒。　　然而过去十余年，由于规矩森严，水书先生难觅合适的传承人，加之年长的水书师相继离世，口口相传的水书内容也随之消失。此外，随着很多年轻人外出求学务工，水书传承出现了断层现象。　　“现实如此，那就先让水书活下来。”2015年，杨胜昭顶着压力打破千百年来的规矩，首次招收女徒弟，轰动一时。　　杨胜昭给学生上水书课。　潘石高 摄　　其实早在1998年，杨胜昭就在羊瓮小学开设水书传习班，教小学生认读水族文字、吟诵水书歌诀。直到从羊瓮小学校长的职务上退休之前，这里的水书传习课没有间断过。　　让杨胜昭感到欣慰的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抢救性保护”是目前三都县乃至整个贵州民族文化学界正在做的事，水书文化进校园，水书译注、水书申遗等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杨胜昭与水书文化研究专家、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潘朝霖一同录制水书教学课程。　潘石高 摄　　2015年退休后，杨胜昭全身心投入水书习俗社会实践、翻译、研究和传承工作中。这些年，他领衔翻译出版了中国珍贵古籍名录水书《六十龙备要》，指导并帮助研究人员翻译了水书古籍十余卷。2018年，杨胜昭被贵州民族大学聘为特聘研究员，是目前中国唯一被高校特聘的水书先生。　　让杨胜昭高兴的是，目前黔南州水书申遗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已进入受理阶段。“余生我将尽我所能，守护好我们水族的宝贵文化。”说完，杨胜昭合上手中泛黄的水书，小心翼翼地放回包中。来源：中国新闻网  

大方漆器讲述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方彝族漆器髹饰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高光友　　大方漆器，是最早在国际上获奖的“贵州三宝”之一。　　我们大方县盛产优质生漆，彝族先民从明代便开始制作皮胎漆器。漆器绝大多数用的是木胎、布胎，而我们是用牛羊等动物的皮做胎，硬度和张力更佳，也更经久耐用。漆好、胎好、纹饰好，让大方彝族漆器“好上加好”。　　大方漆器被誉为“雕琢时光的技艺”，一是学艺时间长，过去曾有“学三年，做三年，帮三年”之说，我从25岁学艺，到现在已经33年了，依然还在学习呢。二是制作时间长，一件漆器，需要历经制漆、制胎、灰底、漆底、装饰5大工艺，至少58道工序，起码得半年时间。　　将优质黄牛皮胎底风干成型后，让大漆充分渗透；紧接着用粗灰、中粗灰、细灰髹涂在胎体表面，每道灰底干后粗细打磨；再用生漆和色漆髹涂6至12道漆底，再进行描金填彩、蛋壳镶嵌、打捻等装饰工艺；最后用食用油等反复擦拭推光，直至亮如镜面，触如婴儿肌肤。一件漆器2至6年后，方能达到兼具亮、光、滑、嫩、浑厚为一体的形态。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走遍了贵州台江、丹寨、关岭等少数民族地区写生采风、收集素材，借鉴油画、版画、剪纸等艺术表现形式，陆续创作《古彝夜舞》《索玛花开》《图腾捧盒》等作品，并多次在国内外展演。我们还与贵州师范大学等高校合作，建立漆艺教学与创作基地，并定期开展传承人培训班，先后传习授艺200余人次。来源：光明网  

“书 医”讲述人：湖北省非遗装裱修复技艺（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 盛兰　　老话说，纸寿千年。纸张就像人一样，也有生老病死，会罹患霉变、虫蛀、鼠啮、酸化、老化等“病症”。　　我们古籍修复师，就是“书医”。修复一本（套）古籍，时常要花好几个月。你这段生命，便和它难以割裂。往小了说，修书就是修行修心；往大了说，修书就是赓续民族文脉。　　治病要千人千方，古籍修复也讲究一书一策。古籍纸色装帧不一而足，破损原因各有不同，残破状态千差万别，必须要有相适用的修补方案。　　拿到一本待修的古籍，首先要核查、拍照、除尘，检查书籍的版本、册数及破损情况。然后测纸张酸碱度、厚度、拉力、白度，进行配纸。　　接着是拆书皮、撤捻、分离书叶、书叶去污、修补书叶。用针锥、竹启等趁手工具，把古籍拆解开，用衬纸、黏合剂或者纸浆补书机，一处处、一页页地为残纸做“外科手术”。当一张张纸得到修复，就要喷水压平、折叶、剪齐、撴平、捶平，再穿纸捻、装书皮、打书眼、订线，还原古籍一册册的样貌。　　我的体会是，古籍修复最难的，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取舍，使之呈现出岁月里最本真的姿态。从国家图书馆藏“天禄琳琅”，到湖北省图书馆的庋藏古籍，再到民间族谱，我修复古籍数百册。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尚栩 杨骏司源)中华文化艺术在海外有着很多“知音人”。而如今，中国年轻人不仅能与外国朋友面对面交流，还能通过海内外社交媒体更广泛地“链接”受众，把自己所理解并深爱的“国风”传递给世界。在新华社记者牵线搭桥下，请“云欣赏”一场跨国联动的“国风对话”——　　身穿汉服、弹拨琴弦，一把古筝、一枚中国结，留学法国的中国“古筝姑娘”彭静旋在巴黎塞纳河畔、波尔多街头广场传递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令当地听众折服。　　凌空飞旋、身姿俊逸，一把红扇、一副水袖，执教英国的中国舞者马蛟龙在伦敦塔桥、特拉法加广场展现中国传统舞蹈的风采，引发当地观众惊叹。　　为何要传播“国风”？彭静旋的答案是，“我爱国风”，“相信中国传统乐器的魅力”，希望介绍给世界上更多朋友。　　如何理解“国风”？马蛟龙的答案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基础，经过现代化创作的一种国有风范”。　　彭静旋自小学习古筝，已在法国求学多年。她说，自己在法国街头表演古筝的初衷非常简单——“分享美好，分享音乐”，同时也期待“将古筝作为一个桥梁，让更多法国人认识和了解我们的乐器”。　　彭静旋说，初次在法国街头弹奏古筝时“还比较忐忑”，大多选择《高山流水》《渔舟唱晚》等传统曲目，但随着渐入佳境，她的尝试越来越多元，用“中国风”形式演绎了很多西方作品。“当地观众反应都很积极，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她说。　　一些民意相通的瞬间格外令她感动。她回忆说，“会有小姐姐画下我，还把画送给我，告诉我很开心能在美丽的午后与我相遇。还有人在我的演奏结束后告诉我，能从音乐中感受到中国的山山水水，很想以后有机会去中国看一看”。　　除了继续通过街头表演的窗口展现中国文化，她还期待着今后有机会与其他音乐人合作，“探索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　　来自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马蛟龙几年前被公派到英国教学。他的教学工作一度受当地疫情影响而改为线上，但一名舞者必须坚持训练，而住处空间又有限，很多舞蹈动作施展不开。他的“街头国风秀”就在这样机缘巧合下上演。他在热门旅游景点格林尼治公园录制了一段舞蹈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后，受到很多人喜爱。　　马蛟龙说，他很喜欢在户外跳舞，不仅更亲近大自然，也让很多当地人对他的舞蹈产生兴趣。如今，制作并分享视频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向更多观众、尤其是海外观众展示中国古典舞。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街头表演，“而是一个中国舞者手持红扇、水袖等传统道具，与西方风景和建筑的融合，这也像一种不同方式的对话”。　　他认为，希望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他的英国学生不是简单模仿舞蹈动作，而是将学习中国古典舞作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来源：新华社  

中新社北京7月14日电 题：“画郎中”如何令海外中国古画重见天日？　　——专访大英博物馆资深高级修复师邱锦仙　　作者 金旭　　在大英博物馆第91a号展厅，《女史箴图》被小心翼翼地珍藏在量身定制的展柜里，每年仅有6个星期的展出时间。作为该馆最著名的中国书画藏品，《女史箴图》也曾一度“支离破碎”。如今，春蚕吐丝般的绘画笔法和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去一睹真容，它的新生离不开古画修复师的精心呵护。　　作为进入大英博物馆工作的第一位中国人，资深高级修复师邱锦仙“抢救”了很多重要的中国古画。近日，她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海外古画修复师如何用妙手拨开历史尘埃，重现文物往昔光彩，如何以仁心延续文物生命，让历史一隅得以在一丝一缕、一笔一画中保存流传。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文物修复师被形容成“择一事，终一生”的职业。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第35个年头，您一共修复了多少中国古画？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留在大英博物馆？　　邱锦仙：在大英博物馆工作那么多年，经我修复的古画数量早已记不清，应该有200多幅，其中有100多幅来自敦煌藏经洞的绢画。现在馆藏中还存有一张未修复的敦煌绘画，这堆起酥的碎绢片原封不动地放在盒子里，用于再现古画修复前后的对比。　　1972年，我进入上海博物馆裱画组，先后师从徐茂康和华启明两位师傅学习裱画技巧，成为我书画修复生涯的开端。1987年，一位伦敦古董商有很多古画急需修复，我也希望能有机会了解国外裱画技术，增长见识，于是我和上海博物馆约定去英国工作两年。　　机缘巧合下，我认识了英国著名汉学家、中国艺术史学者韦陀教授(Roderick Whitfield)。他于1968年至1984年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现亚洲部)任职，负责中国古书画的管理。经过韦陀教授的推荐，当时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罗森教授(Jessica Rawson)邀请我去演示中国传统的古画修复技艺。那天，韦陀教授和负责管理中国文物的白珍女士(Jane Portal，现亚洲部主任)拿了两幅画让我修复，其中一幅就是傅抱石的《金刚坡》。　　我用了两周时间，演示修复傅抱石的作品，这幅山水画有好几个大破洞。我先看了画的颜色，确定遇水不会掉色后，便决定用烧开的水在画卷的正面冲洗，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十分惊讶。5次洗画后，我把画卷背后的腹背纸揭掉，重新托上命纸并上好浆，补好破洞再全色。修复后很难看出有修补痕迹。这次演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两年留英期满，罗森教授对我说：“我们太需要你了，你不在，库房里的中国书画就没有机会重见天日。”于是，我决定继续“抢救”中国古画。　　中新社记者：日本的书画装裱技术在英国有一个多世纪的传承，在您去到大英博物馆之前，中国古代绘画经常用日本的方法修复。中国传统的古画修复技术和西方技术有何不同？　　邱锦仙：日本的书画装裱工艺源于中国唐宋时期，例如常见的“惊燕”就出自宋式裱，是附着于画轴上的飘带。中国的古画修复技艺历史悠久，自唐代以来不断改进，“惊燕”也从“活贴”改为“实贴”固定。就绢本画来说，日本的修复方法偏向从画的正面补洞，多用“仿古锦”，材料较厚。我们用的材料薄，绘画卷起来较柔软。我们一直在背后补洞，采用刮磨细补法，等画心干后，就可以刮磨洞口，用毛笔将清洁的厚浆水在洞口上刷匀，然后把补绢的经纬丝对正，再刷上一层浆水，干透后用马蹄刀或钢片刀刮平，去掉多余的补绢。修复好绢本画心后，我们用绢和绫子来做镶料，根据绘画的底色，挑选素静的颜色与之匹配。　　我去大英博物馆时，那里的修画师掌握的大多为日本的修画技艺，没有装裱、修复中国古画的经验。在看到我用中国的传统方法装裱中国古画后，他们会和我交流、探讨和学习。　　中新社记者：修复古画的过程中会面临哪些困难？在国外如何找寻修复绢画所需的材料？　　邱锦仙：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时大英博物馆没有补绢让我犯了难。补绢时，我们要求其纹路、结构、包浆、全色都要跟画心一致。补绢的材质有稀疏厚薄之分，绢又分为单丝绢和双丝绢。即便是同样的补绢，旧补绢年代久远，相比于新补绢来说，光泽较暗，质地较为疏松。根据绢本画的材质去寻找拥有同样经纬丝的补绢，是让修补看起来天衣无缝的关键。　　我的师傅给了我很多珍贵的补绢材料带到英国，才能抢救那么多重要的中国古画。我每次回上海也会为博物馆采购裱画材料。如需特殊材料，我会请上海博物馆的同事们帮忙购买然后寄往伦敦。可以说，古书画重现光彩的背后凝结了很多人的努力。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让《女史箴图》唐摹本、明代朱邦的《北京宫城图》、元代盛懋的《映雪读书图》等恢复生机？　　邱锦仙：如果是绢本画，我首先看画掉不掉色：不掉色，就用热水来洗；掉色，就用温水或冷水洗。　　由于受损程度和原因不同，每张书画的修复技法也不尽相同。初次看到《女史箴图》时，绢和托纸已经分开，布满裂痕。由于外国化学糨糊无法适用于这幅千年古画，我将其与日本淀粉糨糊混合起来对画进行修复，这样既能保留弥合画卷的黏度，又不会留下糨糊痕迹，我和助手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修复后的《女史箴图》再保存数百年也没问题。　　而元代画家盛懋的绢本《映雪读书图》是一张整绢托的画，画纸纤维十分“酥脆”，画卷中间还有一条明显的断裂痕。于是，我选择将肉眼能看到的破洞一个一个补好，再用质地偏厚的糨糊慢慢渗透到画心，然后用颜色纸把画心托显出来。　　中新社记者：中国传统修复技术有着上千年历史，古画修复的工艺往往是师徒相承，您如何给您“洋徒弟”传授本领？　　邱锦仙：我到大英博物馆工作后，一共带过4名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学生，也带教过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实习生。他们在慢慢接触中国古画修复的过程中，也在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　　学习中国古画修复技艺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每张等待修复的书画需要用到不同的修复工艺，因此修复工作无法标准化，只能靠传统的言传身教。清洗、揭、补、托、全这几大道工序需要从基本功开始练习。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会从制作钢片刀等工具、如何磨刀、如何打糨糊开始教他们，哪怕是最简单的裁纸，也需要苦练好几个月。其次是手腕功夫。中国宣纸纤维短，很容易在刷糨糊的时候破掉，所以我会要求他们手不离刷，反复进行“刷墙练习”，感受排笔与纸张之间的触感，以培养出“心中有数、手上有度”的软硬力道。这是一份需要时间沉淀、经验积累和耐心的职业。　　中新社记者：古画修复师被称作“画郎中”，您怎样看待这份职业？您觉得在海外修复文物对增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方面有何帮助？　　邱锦仙：古画是修不完的。从我到了大英博物馆以后，中国绘画慢慢有机会开始在陈列室里展出，以中国绘画为主题的展览也会定期举办。我想尽自己所能“抢救”更多古画，延长文物生命。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我希望那些曾经满目疮痍的历代书画能通过我的双手重见天日，和走进博物馆的人们“对话”，让世界感受到深藏在艺术品中的中华文化。同时，文物保留下来，就可以供学者研究当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对还原历史有重要意义。　　这些年来，中国、新加坡、美国等国家的学术机构、企业或个人都在帮助、支持我修复中国古画，让我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文物、热爱文物，我们的历史遗产能更好地传承延续。　　从上海博物馆到大英博物馆，罗森教授说我搭建了两馆交流的桥梁，加深了友谊，也促进了中西方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交流。我在这里工作的35年间，遇到了很多来博物馆的实习生，他们对文物修复怀着好奇心和满腔热情，我对他们倾囊相授，让他们感受中国古画修复背后“十年磨一剑”的手艺魅力，这就是意义所在。(完)　　受访者简介：　　邱锦仙，上海人，大英博物馆资深高级修复师，1972年进入上海博物馆裱画组工作，1987年在大英博物馆担任中国古画修复师至今。2002年，与上海博物馆裱画师诸品芳老师合作，修复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画，共裱成116件；2007年，修复明代名画家吴伟《九天玄女图》绢本画；2012年，重裱元代画家盛懋的绢本《映雪读书图》立轴；2013年，重裱(传)元代画家赵孟頫的绢本《双马图》立轴和明代画家朱邦的绢本大中堂《明代宫城图》立轴；2014年，与日本同事及学生们一起修复《女史箴图》唐摹本来源：中国新闻网  

光明日报记者 张文攀 王建宏　　7月9日上午9点半，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姚伏镇的农贸市场，一辆大篷车改装的舞台上，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开演。台下300多名观众摇着扇子，不一会儿就被带入那段波澜壮阔的移民史，短暂安静后，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在宁夏，一辆车、一群人、一台戏……1984年，宁夏话剧团将拉演员和道具的“老解放”改装成流动演出的大篷车，38年来，送到群众家门口的演出已有8000多场次，足迹遍及宁夏所有乡镇。　　宁夏“文化大篷车”紧跟时代脚步、触摸时代脉搏，充分发挥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播种机”、群众文艺工作“轻骑兵”的作用，把时代精神嵌入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养分，把精神食粮送到千家万户，成为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　　如今，大篷车已升级到第三代，设备也越来越齐全。流动舞台迭代的同时，大篷车的足迹逐渐从农村向厂矿、工地、校园和城市延伸，剧种从农村剧向儿童剧、都市剧、语言类小戏等拓展，内容更丰满、内涵愈厚重。　　“你们的戏必须对群众的胃口，真实反映今天的现实生活，才有人看”　　无论酷暑严冬，大篷车下乡演出时，总有一位特殊“观众”，拎着凳子最早到场、最晚离场，却不看台上只看台下。这就是81岁的原宁夏话剧团团长、编剧王志洪。　　“我就看观众的反应怎么样，什么时候笑、哪个节点哭，根据这些对作品打磨提升。”王志洪说。一部剧已巡演数百场，修改了无数遍，他仍会根据现场的反响不断完善。　　1983年，王志洪刚接过宁夏话剧团的接力棒，就赶上一场“遭遇战”。改革开放带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电视机逐渐普及，剧院演出面临“无人问津”的尴尬。那一年，宁夏话剧团只演了8场戏。　　当时的宁夏话剧团仍执着于通过城市话剧打一个“翻身仗”。1984年，一部精心创排的《但愿人长久》公演，台上大幕拉开，赠出的1080张票只换来两位观众，一位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一位是自治区文化厅艺术处副处长。全团人的心一下子凉了。　　上哪儿找观众？接下来如何生存？城市没人看，农村行不行？大伙儿为话剧团的出路争吵不休。最终，王志洪拍板：“到农村去！”　　他带着两个干部骑自行车跑了银川周边的9个公社，这一趟，看到了希望，“改革开放了，老百姓不愁吃不愁穿，就说一样不好，文艺不下乡了。这就是咱话剧的机会啊！”　　城市“转战”农村的第一站是银川市芦花台公社，演了两个老剧目。演出还没结束，观众就走光了，他们都说“来了个走江湖的班子”，正好碰见村头耍猴的，老百姓说“猴子比话剧团演得都好”。　　当时银川郊区党委一位朱姓干部的话点醒了话剧团：请你们来演戏，不能瞎对付。你们的戏必须对群众的胃口，真实反映今天的现实生活，才有人看。　　“我想起了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怎么服务好人民呢？首先得无条件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王志洪说，走向群众文化需求更加强烈的农村、把话剧送到农民家门口，既是满足人民的需要，也是发展转型的需要。宁夏话剧由此迈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　　“你们的戏和庄子里的事一样一样的，一会儿让你哭，一会儿让你笑，还受教育”　　2020年底，文化和旅游部“庆祝建党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公布，宁夏话剧《高沙窝脱贫记》《闽宁镇移民之歌》分别入选“百年百部”创作计划、“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排计划。　　“这些年我们创排了20多部农村题材话剧，宁夏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节点，都有话剧补位。”宁夏演艺集团话剧院院长蒋全洲说。　　1984年，话剧团第一次到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体验生活。那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已激起无限的奋斗力量，宁夏偏僻的山村却还没有完全被改革的春风沐浴。与农民同吃同住，王志洪以贫困懒汉古秋林变自立自强模范的故事为原型，编写了剧本《包产到户》，排演前一遍遍讲给农民听，让他们指出哪些地方与事实有出入，不断修改完善。演出后，干部群众反响很好，当场就包出去26场戏，每场演出费500元，比城市话剧满场挣得还多。　　戏有人看了，新的问题又来了。观众都是农民，得送戏到家门口才行。就这样，第一辆大篷车诞生了。在乡镇集市、农村晒场、学校操场，只要人多的地方，大篷车就开演。有人端着饭碗吃着看，有人干脆爬到树上看。　　没有奢华布景、炫目灯光，演员们苦练“内功”、精益求精，打磨出一个个文艺精品，送到田间地头，送进群众心坎。　　《铁杆庄稼》演出后，许多农民争着报名外出务工；在工地上，《工会主席》的装台还没撤，农民工冲到后台找“工会主席”的扮演者，恳求帮忙维权；《农机站长》全区巡演，很多农机车驾驶员跑到后台，争着报名参加培训考证……　　群众是创作的源头活水，也是最好的评判者。闽宁协作是东西部对口协作的典范。王志洪带领创作班底先后8次深入西海固和闽宁镇，听移民讲搬迁的故事、遇到的困难、经历的痛苦以及过上好日子的激动和幸福……历时3年创排了《闽宁镇移民之歌》。　　“你们的戏跟庄子里的事一样一样的，每个人在村里都能对上号，穿着打扮、行动坐卧，连说话的表情都一样。一会儿让你哭，一会儿让你笑，还受教育，美得很呀。”闽宁镇原隆村村民冯秀清说。目前，该话剧已在宁夏、北京、上海、福建等地巡演300多场。　　38年来，话剧这个艺术形式通过大篷车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些年，老百姓精神面貌的改变是真真切切的，通过他们，我看到了话剧的生命力。”演了几十年话剧的宁夏话剧院副院长苏黎说。　　“我们是‘文化大篷车’的继承者，也要做未来的开拓者”　　宁夏话剧院一间办公室内，编剧曹东政和同事正在就儿童剧创作碰撞灵感。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编剧团队，都是曾活跃在大篷车流动舞台上的话剧演员。如今，他们正为宁夏话剧另辟新路。　　这些年，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民知识结构发生变化和“线上”的渠道多了，观众对文艺作品的需求更加多元化，这决定了话剧的服务半径要扩大、作品内容要细分。　　在移动“文化大篷车”行进的同时，宁夏话剧院还打造了固定的“文化大篷车”。在银川建设的“100℃小剧场”里，他们自创自排的儿童剧广受欢迎。但很快，因编剧人才紧缺、剧目储备不够，儿童剧出现断档。招不来编剧，这些曾经只擅长乡土题材创作的编剧们就泡到儿童文学里、扎进孩子堆，不断体验学习。他们与电视台合作，录制儿童剧教育的“空中课堂”，普及话剧知识，培养潜在观众。　　“今年‘六一’，我们尝试首次将爱国主义题材的儿童剧《少年英雄》搬上舞台，很多孩子都看得热泪盈眶。那一刻我觉得这个职业是神圣的。”曹东政说。　　这些年，“文化大篷车”演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大篷车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精神一直在坚守中传承。　　“我们是‘文化大篷车’的继承者，也要做未来的开拓者。既深耕话剧主业，又要把话剧创排与党的创新理论、党史学习教育以及当前的民法典、反诈等主题宣传结合起来，以创作周期短、形式灵活的小戏小剧，走进群众心间。”蒋全洲表示，要用好“文化大篷车”这个精神符号和有形载体，推出更多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文艺精品。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