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5日，丛台区五星职业培训学校举办线上开学典礼。邯郸市社会组织促进会会长、邯郸市绿色环保联合会主席田尚宏在讲话中说，学校要进一步趁势而上，加快发展。在今后的办学中。学校要面向社会需要、面向时代发展、面向教育进步，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办好让学员满意，让社会满意，让人民满意的职业培训。田尚宏希望同学们志存高远，发奋图强。职业培训是人生旅途中的重要“加油站”。将对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希望同学们珍惜宝贵时光，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练就过硬的专业技能本领，成为造福社会的栋梁之才。田尚宏表示，全社会更加凝聚力量，为职业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突出贡献。2019年2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市社会力量要顺势而为，大有作为，本着社会组织、组织社会、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理念，举全社会之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办更好更强的职业教育。五星职业培训学校校长王平在讲话中说，在今后的培训工作中。学校将以培训为手段，就业为目标，严格按照工作要求，精心做好管理教学工作。河北大学教授王俊杰发言。武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对开班表示热烈的祝贺。平等丨开放丨包容丨分享丨共赢邯郸市社会组织总会将秉着平等、开放、包容、分享、共赢的宗旨，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强化服务为基础、以整合资源为手段，将总会打造成为凝聚社会组织力量，深得市委、市政府信赖，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发挥邯郸社会组织“领头雁”作用，具有创新力、公信力和可持续能力的综合性、枢纽型社会组织。全媒记者：郭金杰

正在消逝的瑰宝，人类需要觉醒

大型访谈节目《康老师访谈录》在人文传媒网首播

久旱甘霖骤然下，电闪雷鸣狂风刮。疑是银河顷碧波，洗罢斜阳飞彩纱。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智慧的积累，是我们民族的根，应该很好地吸收传承”  问：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您出席了座谈会并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请谈谈您的理解。樊锦诗：文化自信，我理解，就是说我们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充分肯定和坚守。文化自信是其他自信的源头，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关系到国运兴衰。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物质，我们的社会离不开经济，可是也不能没有文化。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方方面面。中国特色“道路”、“理论”和“制度”的选择，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根基。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源头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智慧的积累，是我们特有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民族的根，应该很好地吸收传承。像仁义礼智信，以民为本，天下大同等很多好的思想，现在仍有价值，值得我们传承弘扬。现在老提建设小康社会，“小康”这一概念哪儿来的？《诗经》《礼记》里都提到过。我们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未曾中断，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所不可比拟的。我到美国去，别人介绍这位女士是敦煌来的，懂的人立马肃然起敬。这份敬意，不是对我，而是对敦煌的尊重。人们为什么这么尊重敦煌？就是因为敦煌是我们古代文化的宝库。同时代的、留在中国其他地方的传统文化记录不少都被抹去了，只有敦煌留下了，于是敦煌就成了唯一。守护敦煌，就是守护我们传统文化的根，也是守护我们未来发展的根基。当然，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符合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应该很好地弘扬，把它的基本的文化基因跟我们当代社会结合起来，和当今的问题结合起来。外国的好东西我们也要借鉴，但决不能照搬，那样就会水土不服。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根基。问：在最近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领导干部要不忘初心、坚守正道，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您认为党员干部应该如何践行“文化自信”？樊锦诗：刚才也提到，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党员干部坚定文化自信，先得学习、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弘扬对滋养人们的心灵、道德和素质都非常有意义，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我经常说，软实力实际上是个硬东西。我们研究院很多人有个习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洞窟那看看。看到这些美丽的壁画、雕塑，就会沉浸其中，忘却尘世的烦恼，心灵得到一种慰藉。这个过程也是慢慢接受文化陶冶，不断提升自己人文素养、精神境界和道德素质的过程。有句话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说要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咱们的老祖宗在这方面留下来的文化经典浩如烟海，蕴含着丰富的修身处世、治国理政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像“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党员干部如果真能把这些思想融会贯通，他的思想觉悟就会提高，就能自觉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实际上监督也罢，制度也罢，主要是管那些不自觉的人。自己提高了还不够，党员干部还得起带头模范作用，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让更多人学习了解，坚定文化自信。除了优秀传统文化，很多近现代积累下来的其他好的精神和传统也都值得弘扬，比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文化，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等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有了这种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信念，还有什么是干不好、干不成的？所以说，不仅党员干部，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滋养，有了这样一种多层次的、深厚的文化积淀，人的思想境界和素质必然不同。樊锦诗接受本网专访“敦煌是永远读不完的，无论你读书万卷还是学富五车，在敦煌面前，你永远是个才疏学浅的小后生”问：敦煌莫高窟及藏经洞文物，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成果。您说：“敦煌是一部千年的中华形象历史。”请您谈谈其文化艺术价值和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樊锦诗：我先简单介绍一点背景。敦煌有历史记载已2000多年，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敦煌莫高窟是公元4到14世纪，历经10个朝代连续1000年的建造留下来的。它有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2000多尊彩塑。所以这确实是个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的艺术主题是佛教，它是形象艺术的佛教，但它所承载的又不仅仅是一千年的形象的佛教史，还是一千年的绘画史、一千年的雕塑史、一千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所以说敦煌是一部千年的中华形象历史。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审议批准，将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按照遴选条件规定，文化遗产只要达到六条标准中的一条，就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莫高窟符合全部六条标准。这充分说明莫高窟是一处具有全世界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我再说说它的艺术价值。这是连续1000年创造的非常高深的或者有突出价值的艺术。它是多门类的艺术，除了建筑、壁画、雕塑以外，还有书法、音乐、舞蹈艺术。搞音乐，搞舞蹈的人到了莫高窟就太高兴了，这里是音乐宝库，舞蹈宝库。莫高窟壁画内容特别丰富。它为了说明佛教的教义，用各种画去表现，人物画，山水画，建筑画，风情民俗画。此外，壁画里还反映了工农商业，民情风俗，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科学技术，医学，天文，算术，印刷，民族，外来文明等等。所以说它是“百科全书式的宝库”、“墙壁上的博物馆”。比如第156窟有一幅壁画，画里有人推着一辆婴儿车，四个轱辘，跟现在的婴儿车很像。实际上它不是表现婴儿车，而是用母亲推婴儿车来说明父母养育子女，从婴儿出生，到成长成人，父母是如此艰辛，所以我们要知道报父母的恩。再比如说装饰图案画，那也是一千年，人物画也是一千年，山水画也是一千年。敦煌的画有清晰的发展脉络，而且构成了敦煌石窟自己独特的体系。这也都是我们独特的地方，也可以说它的价值。懂艺术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好。国画大师张大千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来到敦煌，一待两年多，就是为了看六朝跟唐代的画。他很有眼光。我们从十六国到唐代，六七百年，这段时间是画家、中国艺术发展特别快、富有成就和创造性的时期，名家辈出，可惜画作多为失传。但敦煌保存了下来，还是真迹。所以从艺术上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藏经洞也是一个宝库。敦煌藏经洞文书，和殷墟甲骨、明清档案、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1900年6月22日，寄居敦煌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积沙时，发现了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初的宗教经卷、社会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献，以及绢画和刺绣文物等共计5万余件。藏经洞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一是新资料。藏经洞发现前，人们所见的书一般都是印刷的，没有什么写本。藏经洞里保存的大都是写本，很多是失传的典籍文献，特别珍贵，既有宗教经典文献，还有《史记》《汉书》等丰富的资料。二是资料范围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宝藏。它包括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历史记录，比如说唐代的法律、地契、债券等，都是对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好多已经失传了的东西在这里发现了。比如白话文、通俗文是哪儿来的？以前是不知道的，藏经洞发现后就知道了，是唐宋时代流行的话本、变文等那儿来的。汉文以外，还有希伯来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吐蕃文等等，对于我们研究亚洲的历史，研究中西文化交往非常重要。所以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说藏经洞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敦煌是永远读不完的，无论你读书万卷还是学富五车，在敦煌面前，你永远是个才疏学浅的小后生。樊锦诗接受本网专访 “越深入了解我们中国古代文化，就越会觉得中华民族是非常伟大的”问：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对于如何激活历史文物资源的生命力，让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真正活起来，您有何体会和建议？樊锦诗：“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我认为就是要把文物和时代相结合，把继承和弘扬相结合，让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原来也不是没有做，但做的还是不够。我想主要有三方面。首先要做好保护，要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必须以保护为基础。文物是古代文化智慧的积累、结晶和载体。它们既珍贵稀有，又脆弱易损，一旦破坏，便不可再生，将永远消失。所以，保护是利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保护根本谈不上利用。其次是整理研究，挖掘价值。我们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而是要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我们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去研究、挖掘历史文物的价值，这是做好传承的基础。你自己都没有弄懂，不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怎么去传承呢？最后是弘扬，也就是让它“活”起来。科技发展到今天，让文物“活起来”的方法手段非常丰富。敦煌研究院也在不断探索，如何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莫高窟的教育弘扬传承功能。一方面，我们精心挑选了不同时代、不同窟型、不同彩塑、不同壁画等代表性敦煌艺术向游客开放，使游客在短时间的观赏中能领略洞窟的精华。另一方面，我们还在莫高窟建设了博物馆和藏经洞陈列馆，进一步解读莫高窟的文化价值。莫高窟是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为了让它发挥更大的弘扬功能，我们主动把莫高窟“搬出去”，让它走出敦煌、走出甘肃、走出国门。比如，利用数字化，将电子版壁画放到网上供大家线上浏览；出版通俗读物；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览等等。我们必须热爱自己的文化。我们有些人，老爱跟西方去比，说西方好，但他们对我们中国古代文化其实并不懂。当他们越深入了解我们中国古代文化，就越会觉得中华民族是非常伟大的。咱们的中华文明，一代一代不断传承下来，博大精深，中国的年轻人都应该好好了解一下，不能让我们老祖宗优秀的东西丢失。 樊锦诗接受本网专访 “‘数字敦煌’的意义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是完整、真实、可持续地保护好敦煌石窟，并传给子孙后代”问：历经千年风霜，莫高窟里的壁画、彩塑等面临着“不可逆”的退化。为破解这个困局，您提出“数字敦煌”的理念，以实现文化遗产的永续利用。请您介绍一下“数字敦煌”实现了您的理想吗？樊锦诗：世界上就一个敦煌，如果没有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就见不着了。我们确实很担心，一直在想办法。开始我也不懂，以为保护就是加固工程。后来我慢慢知道，保护原来是多学科的。特别看到壁画和彩塑退化，我就抓紧做档案，拍照记录。但是照片时间久了会退化和变色，录像会消磁。我想，那就眼看着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慢慢消失吗？总有一天可能洞还在，画却斑驳不清，甚至最后就没有了。为此，我很担心，所以就老在想这个事情。80年代末，去北京出差，人家给我演示电脑，说只要数字化就不会变了。我们就想着把敦煌也数字化。国家还给我们投了专项经费。后来不断试验，慢慢改进。现在做数字敦煌档案都有软件，可以自动校正颜色。也有了一套规范，轨道怎么铺，灯光怎么打等等。但也不是光做档案就行了，还可以拿出来用。来莫高窟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1979年开放，也就一万多人次；1984年是10万人次；1999年20万人次；2004年突破40万人次；2015年已达到115万人次。我想，这么看下去洞窟不就看坏了吗？因为很多洞窟空间不大，而且游客呼吸要排出二氧化碳等，带来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直接影响到壁画的保护。所以我想，对游客的参观一定要有所限制。但游客来了也不能不让看。限制也不行，看坏了也不行，那怎么办呢？敦煌数字化给了我们启示，用电影把敦煌艺术“搬出”洞窟，让游客在窟外看窟。这样洞的压力减少了，而且观众还能看好。通过敦煌数字化，既可以做保护档案，也可以为研究提供资料，还可以为旅游开发数字节目。即使实物退化了，它还在。“数字敦煌”的意义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是完整、真实、可持续地保护好敦煌石窟，并传给子孙后代。樊锦诗接受本网专访 “一切工作都是人在做，有好的人，才能做出好的事”问：敦煌研究院身处戈壁荒漠之中，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却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敦煌人扎根荒漠、默默守护。您曾用“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四句话概括“莫高精神”，请您具体谈谈。樊锦诗：刚才我们也谈到数字敦煌、谈到科技，但这些其实都只是手段，敦煌石窟能不能保护好说到底还得靠人。敦煌研究院成立70多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不竭源泉和强大动力，就是莫高窟人以智慧和汗水积淀下来的“莫高精神”。谁都在坚守，可我们是在茫茫大漠中坚守，那种艰苦条件是难以想象的。过去，这里缺水没电，房子和家具都是土块垒的，门是透风的，天花板是用报纸糊的。进洞没有楼梯，就是靠在一根长木头的左右两侧分别插入短木条的“蜈蚣梯”攀登进洞。洞里黑乎乎的，那时临摹壁画只能靠镜子和白纸反射洞外的日光。现在条件虽然改善了，但与外面相比仍显艰苦单调。甘于奉献，指的是敦煌研究院的人都是“自投罗网”，自愿来到这里的，是“打不走的莫高窟人”。很多人完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谋得条件更好的工作，甚至一些人博士毕业后还有人来挖他，都没走。勇于担当，是讲敦煌研究院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以保护、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开拓进取，就是要讲科学，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创新，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敦煌文化保护好，守住这个文化宝藏。敦煌的条件确实相对艰苦，但我相信，金钱和享受并不是人生选择的唯一标准。敦煌的艺术宝藏，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面对的诱惑比我们那个年代更多，能守住寂寞，不容易。所以敦煌研究院也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创造机会让他们重返大学，攻读硕博学位，出国深造，广泛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等等。我相信，一切工作都是人在做，有好的人，才能做出好的事。世界永远是年轻人的，文物事业始终要交托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一样的道理，我们的文化建设能不能搞好，中华文化能不能可持续地、富有创造性地传承下去，关键同样在人才。问：您扎根敦煌50多年，虽已78岁，仍在为敦煌研究院的事业奔波忙碌，可以说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敦煌。是一种怎样的精神支撑您这样的人生选择？樊锦诗：其实很多事情说白了就是一种习惯。我们家五姊妹从小受家里熏陶，长大后干什么工作都非常认真，不会偷懒。我毕业后服从分配来敦煌工作，父亲开始还写信反对，得知我去意已决后，就只说了一句话：“既然选择了，就要好好干。”自己水平也不高，认真做都未必做好，再不认真，就会做的一塌糊涂。我想总有一天要回上海老家的。什么时候呢？就是自己身体真的不行了，走不动也干不动了，在敦煌研究院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反而成为人家的包袱，那时候肯定就要走。现在做点事情也好，人老不做事情脑子就容易锈掉。 樊锦诗讲解壁画“一个人衣食住行等习惯的养成其实和家风、家教关系最大”问：古人说：“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家风建设是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请您结合自身经历，谈谈家风、家教对一个人的影响。樊锦诗：我觉得家风特别重要。一个人衣食住行等习惯的养成其实和家风、家教关系最大。在家里，从小就得教育孩子懂得礼义廉耻，勤劳俭朴。礼就是规矩，义就是道义，廉就是清廉，耻就是知耻。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到现在都还适用，一点也不过时。如果有这样一种家教，我想小孩的基础就打好了。古人讲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就是说要有规矩。在家讲规矩，出去做事更要讲规矩。小时候不仅要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规矩、学做人。礼义廉耻都是从小事开始做起。不要看不起小事，它会由小变大。我们现在有的党员干部就经不起诱惑，看到别人锦衣玉食，就心生羡慕。慢慢地思想被腐蚀，开始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你只要伸一次手，就敢伸第二次。这就说明小时候家里没教育好，或者他自己本来思想就不怎么健康，经不住社会上的物质考验和诱惑。樊锦诗在陈列馆复制洞窟接受本网专访 “党中央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非常得民心的一件事”问：您如何看待十八大以来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樊锦诗：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非常得民心的一件事。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就盼望有清官，这是民心所向。对不正之风，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心头自然有杆秤。所以，十八大后，大家普遍认为抓反腐抓得好，社会风气也确实有所好转，大吃大喝现象也少多了。这对我们国家今后的发展，对提高党的威信都非常重要。俗话说“公生明，廉生威”。如果我们的干部队伍能廉洁从政，廉洁用权，依法办事，公正办事，那我们的政府就是有效率的，也是符合民心的。反过来，如果领导干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老百姓就会不满。“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党员领导干部是人民中间的骨干，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大家都看着呢。如果他们违法乱纪，用公款大吃大喝，享乐奢靡，那下面也会跟风。作为老百姓，我们也期望政府干干净净，国家健康发展，所以反腐败确实是大快民心。问：请您给广大党员干部题写一段寄语。樊锦诗：学中华传统美德，做焦裕禄式干部。一个学，一个做。党员领导干部一方面要吸收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带头涵养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另一方面要做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焦裕禄确实让人很佩服，我们的干部若都能像他那样做，中国就会很了不起。（采访整理 邢婷婷 摄影 胡思远） 樊锦诗寄语广大党员干部樊锦诗简介樊锦诗，1938年出生，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敦煌学者。冬日的莫高窟采访札记：敦煌的女儿 一生的守望她25岁来到西北一隅的莫高窟，用半个多世纪的执着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她在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管理等领域开拓创新，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敦煌学者。她，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冬日的莫高窟苍凉枯索，别有一番意味。在敦煌研究院办公区，见到刚出差回来的樊锦诗。已近杖朝之年的她在外套包裹下更显瘦小，头发花白，背已微驼。“同意去敦煌”。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坐了两天三夜火车来到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从此再未离开。工作伊始，艰苦的条件令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她“难以想象”：喝的是盐碱水，吃的是“老三片”（土豆片、白菜片、萝卜片），住的是土坯房，上个厕所还得走很远的路。她坦言，“其实那时候没想在敦煌干一辈子，也想过离开来着，结果没走成。后来干着干着就爱上了，就离不开了。”采访过程中，樊锦诗对敦煌的爱溢于言表。谈到敦煌石窟，她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丝毫不像一个老者。对她而言，个人的衰老不算什么，但石窟决不能迅速老去。五十多年里，樊锦诗潜心石窟的考古研究与保护利用，提出“莫高窟治沙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并在全国文物单位中率先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敦煌文物的大规模存储，实现石窟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被评价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千年敦煌面前，樊锦诗称自己不过是个“小后生”，而这样的“小后生”在敦煌研究院还有很多。七十多年来，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几代莫高人用毕生与毁灭抗争，同大自然赛跑，以期让莫高窟保存得久一些，再久一些。他们以智慧和汗水积淀下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始终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政协委员、双百人物、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樊锦诗的头衔荣誉可以列出长长一串。但对这些，她极为淡然。“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是敦煌的荣誉，是大家的辛苦。”在她心里眼里，只有为敦煌多做点事，才是实的。如今虽已卸任院长一职，樊锦诗却退而不休，讲座、研究、学术会议……日程依旧排得满满当当。“只要还能干得动，还能为敦煌研究院起点作用，就继续再干点。”问及有没有回归故乡上海的打算，樊锦诗笑笑说总有一天要回去的。什么时候呢？“就是自己走不动也干不动，成为敦煌研究院的包袱了，那时候肯定就要走。”还是敦煌，她的心里，只有敦煌。（邢婷婷）​文章来源：中纪委网站 

抓住知识摆脱命运的束缚，他纵身跳出了农门；挣脱社会分层固化的捆绑，他弯道实现了超车；直面职场刺骨寒风的吹打，他艰难获得了新生；追赶市场经济发展的劲风，他过渡完成了转型。他是俞敏洪，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尽管已经不断突破尘俗的视界，拓展出属于自己的生命价值，但他仍说，自己始终无法摆脱恐惧带来的疼痛。所幸，他在恐惧的疼痛中，获得力量并变得强大。他高唱着：“黑夜伴着彷徨，前方迷雾漫长；行裹乱了，身体倦了，头依然高昂；别说世界太难，让我走给你看！”因为他坚信：必须要在这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一）时至今日，俞敏洪办公室的墙上，依然挂着一个大幅的“风景照”，照片上是一片荒地和两间残破的瓦房，那是他位于江苏农村的老家。俞敏洪说，每每抬头，照片都会提醒自己：今日的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俞敏洪最初的恐惧，正来源于此。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他深切体会过什么叫“贫贱夫妻百事哀”。他的父母经常吵架，有时候自己放学回家，一推门就正好看到父母在打架，而争吵的原由，不过是诸如柴米油盐的鸡毛蒜皮。如果说，吵架拌嘴尚且能看做枯燥生活的调味剂，那在他2岁那年，哥哥的因病离世，则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了更深层的巨变。从那之后，俞敏洪成了这个家唯一的希望。10岁，他成了他们村上割草割得最多的孩子；14岁，他成了他们公社插秧比赛的第一名；16岁，他已经能开着手扶拖拉机下地干活；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农活儿干得太好了，才知道干农活儿没有任何前途。”年少的俞敏洪，一直在寻找一个契机，他要摆脱在农村待一辈子的恐惧。（二）很多人都知道，俞敏洪毕业于北京大学；但也许并不知道，他曾经两度落榜。在那个经济不发达、民智未开的年代，“三战”高考确实需要十足的勇气。在这场“知识改变命运”的战役里，他需要感谢三个人：母亲、补习班老师以及他自己！他说他想参加高考，母亲说“可以”；他说他想考第三次，母亲说“可以”；他说他一年什么农活都不干了，母亲说“可以”；他说他想去县里上补习班，母亲依然说“可以”。当母亲为了找老师摔成一个“泥人”，俞敏洪清楚地知道：高考成了唯一的出路，他没有别的选择了。尽管母亲并没有什么文化，但时至今日，俞敏洪依然说：“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是我的父母成就了我”。从那之后，俞敏洪进入了一种拼命的状态：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上床之后，依然打着手电在被窝里做题；整整十个月时间，他分分秒秒都在奋斗。他说，人生如果不给自己回头看的时候，留下一些令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那生命就算是白过了！最终，高考分数公布，他超过了北大分数线。填吗？他的目标只是地区师范大学而已；那时候，北京几乎是一个远到不能再远的地方；而北京大学，更是只在报纸上见过的传说。感谢老师的坚持，他夺过俞敏洪的笔，在他的志愿栏上端端正正写下了：北京大学。从此，北大未名湖畔多了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三）所有人都会认为，跨进名校之后，一定是一个幸福的开始。然而，对于俞敏洪来说，那似乎是另一个痛苦的开端，甚至，差一点，这份痛苦就让他堕入深渊。他是班上仅有的两个农村孩子之一，与城里的同学格格不入；他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张口就是蹩脚的方言；他曾经引以为傲的英语，更是一塌糊涂，在C班垫底；他没有文体特长，曾以为自己会游泳，竟只是别人眼中的狗刨。俞敏洪终于发现：原来你进北大，是会被别人看不起的。他只能拼命学习，想要用成绩让人高看一眼；然而，最终却让自己劳累过度，患上肺结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次危及生命的“吐血”生病，却意外让俞敏洪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他明白了，跟别人比，没有任何意义；他也明白了，进步是自己的事情，跟别人无关。《朗读者》的舞台上，他甚至毫不顾忌形象地说：“别人的好与坏，关你屁事！”于是，他用一年时间读了200-300本自己喜欢的书；他用最聪明的方式完成了英语词汇的积累；当他不再关注别人，而是沉迷于自己的进步时，量变到质变，发生了！四年大学生活的最后，他拿到了留校任教的名额。未来的日子，他不仅有足够的时间读书和旅游，还完成了母亲的梦想：成为一个教书先生。但正如俞敏洪自己所说的那样：“生活，总是会无缘无故给我很多曲折。”北大任教的前两年，他再度感受到了恐惧和挣扎。他没有资历，更不懂教学法，所以他成了北大最惨的老师。究竟有多惨？一个班40个学生，最后只剩下3个，但是他不敢用点名“留”住学生，因为在北大，老师点名是对自己的不自信。俞敏洪惊讶地发现：曾经读大学的时候，被同学们看不起；如今当了老师，竟然还会被学生们看不起。骨子里的坚持和不服输，让他决不能向困难低头。他去别的老师课堂上旁听，学习他们的教案；他在备课的时候积极跟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究竟想听什么；他认真研究教学法，让学生真正做到循序渐进；最后，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他一个班40个学生，最后有80个同学来听课。我们常常说，一个人一辈子不可能有大的改变；俞敏洪却说，从自卑到自信，就是绝对的180°的改变，它是真的，让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四）上学，毕业，留校任教，俞敏洪的后半生仿佛已经安排妥当。可是，他不甘心，他想再次追求更有意义的事情。他参加了托福考试，并取得663分的高分，却最终阴差阳错未能成行。但这次托福考试的经历，却给了他新的启发。他从北大辞职，投身到“下海经商”的浪潮中。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母亲甚至以性命相逼。他但凡笃定的事情，绝不会轻言放弃。从北京中关村二小一间破旧的临建房起步，靠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块斑驳的黑板办学，他给别人的培训班打工取经，也沿街给自己的培训班贴过小广告，还曾为了员工陪着公安干掉了几瓶五粮液，抢救了5个小时，醒来之后，俞敏洪第一句话是：“我不干了，我要关掉学校！”不过，那也就是说说而已。最后，他还是坚持了下来。1993年，他正式创办新东方学校；2001年，他注册了“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2006年，新东方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培训机构；如今的新东方，已然是留学培训行业的“巨无霸”。而俞敏洪，也一跃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教师”，接受着大家对“留学教父”的顶礼膜拜。只不过，他又有了新的痛苦，这份痛苦，来源于内心的追求：如何用所拥有的一切，来帮助年轻人的成长和发展？投资大学生创业项目，去全国各大高校演讲，著书立说给年轻人以启发，……俞敏洪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松柏之志，经霜犹茂。对于温室里的花朵来说，痛苦可能是灭顶之灾；但对于松柏来说，痛苦有可能就是莫大的财富。正如俞敏洪在《朗读者》中说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努力，凝聚每一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那散乱的日子，就将聚集成生命的永恒。本文来源网络，如涉及侵权请联系删除

陈来，当代著名儒学家，2015年度“孔子文化奖”获得者，现任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参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哲学。                                          陈来师从国学家张岱年先生，也是近代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助手。1988年，冯友兰为陈来命字曰：“‘来’一言以蔽之‘日新’。以‘来’为名者，以‘又新’为字，方足辅之。”陈来，名副其实，他心系国家，钟爱儒学。2015年12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进行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陈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2015年7月31日，陈来接受中纪委网站专访，提出“执政党要中国化，要更自觉地传承中华文明”。陈来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十分丰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德治为本”，这种思想主要针对当时“以刑法为本”。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是理想的治国方法，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才是理想的社会。因此，从孔子开始，儒家提出了“以德为本”的治国理念。今天“以德治国”的思想根源就出自儒家。同时，陈来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根本就在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六条，就是儒家的基本价值，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所本。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体系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无根之木，不是无源之水。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有根本的，根和本就在中华文化里面，而中华文化里面主要的就是儒家思想里面。陈来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注重历史的传统，很早以来历史的记述不断，而且受到珍视。“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不能割断历史，我们要给予历史一定的地位，要看到中国的今天是从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共产党人做中华文化忠实的传承者，就是要自觉地承担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发展的责任。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对中华民族是有责任的，对中华文化是有责任的。我们要使在历史上传承了五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能够在今天放出新的光彩，让它不断随着时代有新的发展，这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责任。”以下内容，节选自《守望传统的价值：陈来二十年访谈录》，中华书局2018年版。我愿意成为一个儒者 记者（以下简称问）：您对儒学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 陈来（以下简称陈）：从做研究生时确定的，我的研究领域是宋代儒学。在此以前的兴趣是广泛的，对哲学、经济学和其他的人文学科有广泛的兴趣，但是没有对儒学产生特别的兴趣。 问：这么多年学习和研究儒学，对您个人的影响是什么？ 陈：应该是形成了作为“儒者”的一种自我意识，但这是在不断研究文本的过程中无意形成的。 问：大家通常认为儒学是一门知行合一的学问，研究儒学的人，或者说儒者会身体力行去实践一些儒家的学说，如果按照这样的要求称您为“儒者”是否合适？ 陈：“儒者”一词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学术界以外的人来看，好像一个读书人，做一些跟儒家研究相关的事，就可以笼统地称为一个“儒者”。但是从我的内心来讲，“儒者”这个概念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儒者”对自己的人格、理想要有一定的要求。 在人格的风采方面，“儒者”对别人要有所感召。当这些都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自己才能说，我是一个“儒者”。 当然了，这可以作为一个理想，就是说我正在成为一个“儒者”，或我内心认可，我愿意成为一个“儒者”。 问：那说明您对这两个字还是充满了敬畏？ 陈：是这样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国学的概念很大，国学里面包含了哲学。儒学有一部分可以包含在哲学里头，但是有一部分又是哲学包含不了的。作为一个“儒者”，他讨论的是身心实践，但哲学是西方概念，它当中没有身心实践这个东西。所以身心实践虽然是在儒学里边，但是不在哲学的范围里。我们姑且可以说国学这个概念最大，下面有儒学，儒学里面又有儒家哲学。 关于文化保守主义 问：我看有的文章里说您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您觉得有道理吗？ 陈：就某一个方面来说是有道理的。相对于文化激进主义，即为了社会进步不惜破坏甚至全盘推翻传统而言，我认为保守是有意义的。在社会发展的同时，我们要支持传统，要珍视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这当然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 “保守”这个概念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意义好像不是很正面，但是在西方的概念里，“保守”不见得是一个坏词，反而能体现出一个正面的价值，比如西方就有很多保守党派。因此，我们在翻译外国书籍里的文化保守主义概念时，为了体现中国的语境，就不用“保守”二字，而译作“文化守成主义”。 但不管怎么说，文化保守是一种文化态度—珍视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在社会工程方面，不能够随意破坏传统；要使传统不仅能够得到发扬，而且能够得到转化，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哲学家对社会的作用 问：那具体到您个人来说，您所做的工作，对于这个社会的进步，或者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它的作用是什么？ 陈：对我来说，我的写作内容，跟当今社会（从政府到老百姓）所关注的是连在一起的。比如我们现在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组二十四个字的提法就不是平地起高楼，这个价值观有它的渊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定要与中华文明、中华传统的价值观，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相对接，以这些为源头才能成为有根的东西。当然，学术研究不见得每一项都跟老百姓的生活实际有明显的关系。 比如前一段美国的自然科学界发现了引力波，这是物理学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但是这个发现跟普通的社会生活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判断一个东西的价值时采用的标准和观点：要仅仅从实用功能、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就不能了解文化，不能了解科学，不能了解知识。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谈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一定要端正认识传统、认识文化的标准，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传统，才能了解什么是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才能知道什么是人类发展所必需的、对未知的探求。 问：那您觉得这个标准是什么？ 陈：很多的文化是不能直接拿来用的，但文化有文化的价值，知识有知识的价值。最近几十年，大家最直接利用的就是经济。经济能挣钱，但是我们大部分传统文化都不是拿来赚钱的。比如在教育领域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那是用来培养学生的，培养他们的思想、意识、情操、气质和教养，而不是教给他们赚钱的本事。因此，不同的领域标准会不同。 对儒学研究的突破 问：您从事儒学研究有几十年的时间了，也有很多的著作，能不能简单概括一下您最大的贡献在什么地方？ 陈：举个例子，儒学一般是研究孔子以后，但我是研究孔子以前的，因为孔子的思想是有来源的，这个来源就是中国上古时代的正统文化。以前大家研究孔子时，对儒家思想的根源，对它跟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关系关注得比较少。从孔子讲起到现在才两千五百年，但是我做的事情就是把孔子跟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做一个深度的连接，比如夏商周的思想如何通过不断发展，最后连接到孔子。这样就给儒家思想——我们国家古代的主流思想，找到了它真正的根源。 再比如“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甲骨文里没有这个字，所以通过“儒”字本身是找不到儒家思想真正的根源的。在孔子以前的古文里没有这个字，《论语》里也只有一处讲到这个“儒”字—孔子教导他的学生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但是“儒”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近代的章太炎写过一篇文章叫《原儒》，里面说“儒”右边是一个“需”字，“需”的上头是一个“雨”，所以看起来这个字在古代应该是一个会求雨的法师，这样一来，“儒”的根源就变成一种求雨的法事。后来，有一些学者支持章太炎的这种讲法。胡适提出另外一种推测，他说《说文解字》中有言：“儒，柔也。”胡适认为“儒”是一种术士，但不是求雨的那个术士，而是传承思想时拥有“道术”知识的术士。为什么是柔软的“柔”呢？孔子长在宋国，但是从族裔上讲他是殷人，因为宋是殷人居住的封地，所以他的祖先应该是殷人。后来殷商又被西周所取代。胡适就据此推测了一个故事。他说很可能是这样，周武王伐纣，建立了西周，原来那些殷人成了俘虏，俘虏里边有一些有知识的人，相当于殷人原来的教士，但是这些人又是俘虏，他们的身份很低，所以比较“柔”，即柔顺、服从。周代看这些俘虏有知识，就继续利用他们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这就是“儒”的来源。比如说古代很讲“礼”，每一项活动都要有礼仪的仪式，古代的儒家懂得这些礼数，所以他们就帮周朝做礼事。 上述讲法都是猜测。其实，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中的很多思想，诸如重视礼、德、孝等，都是孔子思想的来源。孔子活着的时候，经常梦见周公。等到晚年梦不见周公的时候，他就很焦虑，觉得是因为自己快死了，所以他有志于恢复周礼。这说明孔子思想最直接的来源是周代的文化，那周的文化从哪里来呢？孔子讲，“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因”是继承的意思，所以儒家的文化思想有一个很长的传承过程。先秦有诸子百家，只有孔子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上古文明。 问：那您是把儒学发展往前推了几千年的时间？ 陈：对，应该至少有一两千年。 问：那您有没有找到“儒”字的起源？ 陈：“儒”字的起源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儒家思想的元素在历史上的痕迹，而不是仅仅去看这个字在古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字学家都有不同的研究方法，而我采用了很多人类学，特别是宗教人类学与社会学、历史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这跟以往的单一的研究不一样，取得的研究成果也不一样。“儒”字的含义是一个文字学、语言学的问题，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要通过这些问题在中华文明中找到儒家思想的根源。 问：您早期做了很多关于朱熹的研究，后来做了很多跟现代社会有关系的研究，这样做是希望找到儒学在现代的一个出路吗？ 陈：我是以宋明理学的研究起家的，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以后，我写了七本关于宋明理学研究的书，应该说达到了一个比较受大家推崇的水平，但这只是一方面。同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还要参与社会的文化活动，进行文化思考。20 世纪80 年代我踏入学术界的时候，当时讨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一定要全盘反传统，像新文化运动那样跟传统彻底决裂才能走向现代化。当时的一些人认为传统是封建迷信，我们必须更坚决地反封建，否定“文革”，这样才能走向开放，走向现代。我那时也加入了讨论，我写了一些文章，我的立场是坚决反对把传统完全刨除。一直持续到20 世纪90 年代我还在写这一立场的文章。这跟我的学术研究是平行的，一方面我有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我也不断介入到社会文化思潮的评述中，参与了讨论和辩论的整个过程。 问：当时您支持的这种声音好像是处在弱势，那个时候很笃定吗？ 陈：很笃定。 问：这种笃定来自于哪里？ 陈：因为当时我从美国回来，所以我对美国的社会文化有一些了解。我利用哈佛图书馆的资料，对儒学跟现代化的关系也做了一个综合的研究，对各方面的讨论、观点，包括背后的理论依据都掌握得比较全面。 问：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感觉人们对儒学的态度有变化吗？ 陈来：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可以说是一步一步看着我的主张被认可、被实现。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讲的是“化解传统和现代的紧张”关系，尤其是那种过度的、不必要的紧张应该被化解。从1989 年到1999 年，人们对儒学的态度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改变。 儒学与现代化 问：儒家传统是阻碍现代化的吗？ 陈：不是。1988 年，我在北大和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公开辩论时，有一位知名人士就说，儒家在历史上是最保守的，并批判了儒家的学术观点。我就说，这个观点其实是不准确的，缺乏历史依据。汉代的时候就有儒生跟一个主张黄老思想的人辩论，这个儒生讲“汤武革命”时说，汤革了夏的命，武王革了殷商的命，所以儒家是肯定这种革命的。如果一国之君不是正义的，是昏君，那就可以取而代之，这个就是革命。但是儒生对面的那个主张黄老思想的学者说：“帽子再脏，也是戴在头上的；鞋再新，也是踩在脚底下的，这永远是不能改变的。”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真正保守的并不是儒家，儒家是将正义的、有道德的理念作为其政治思想的。 其实任何时代都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如果某种主导的声音不正确却又很大，如果大家不断地从一种激进走向另一种激进，那就会导致社会处于危险之中。1991 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讲到儒家文化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批判，其中有合理的、理性的分析，但也有非理性的斥骂，这些交叉在一起，使得儒家文化已经从中心退居到边缘。但是我当时又看到近代文化已经走到了谷底，所以认为再往下走就是返回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 我还在一个书评中写过，前几年我们总是纠结于要去解释传统怎么阻碍了现代化，但未来要说明传统怎么支持了现代化。 问：所以您的结论是儒家思想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 陈：有积极的作用。从前我们老找儒家思想的消极作用，未来会更多地找它的积极作用。 问：儒家思想为什么可以促进现代化？ 陈：现代人觉得儒家思想不主张有成就的动机，不主张获得经济利益的那种成就。在孔子、孟子的学说中，确实如此。但是，儒家思想是一种立体的文化，它有很多的层面，它也有直接接近老百姓生活的世俗儒家层面，即我为家庭最大程度地去实现我自己，去取得各种各样的成就。唐代以来，有很多人把谋取科举成就当作人生最大的追求，尽管孔子没有讲过这些，但是这些在儒家思想里是被肯定的。这些思想渗透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延续至今。 儒家思想为什么是促进现代化的积极因素，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创生和模拟”的分别。从理论上来讲，从马克斯·韦伯到现代化理论，无论是东亚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证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在学习和模拟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 问：儒学到底在哪里存在着？ 陈：这就涉及到我们对传统的理解。有人认为儒学也好，儒学的传统也好，都是附着在从前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和经济制度之上的，所以当这些基础没有了，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就有人说，这些东西最好存进博物馆，变成博物馆中的藏品。美国学者列文森就认为应该让儒学走进博物馆，让儒学走进历史，让传统走到历史那边去，让它成为不再对今天还有作用的传统。但我们的儒家思想不是一定要附着于什么东西才能存在，为从根本上来讲，它已经化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道德感知方式和行为模式，它已经内化为老百姓内心日用而不知的东西。不是你想把它放在博物馆就能放在博物馆的，因为它生活在你的心里，内化在你的血液里。 问：儒学的生命力很强，它有跨越时代的继承性吗？ 陈：对。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儒家思想，它作为一种文化、一种观念、一种道德，除了有适用时代的那部分内容以外，一定也有超越时代的内容。超越时代的东西支持儒家思想不断地在伦理上进行传承，一直到今天。黑格尔说，“任何普遍的东西，在历史上存在时，下降为具体的东西”，意思是说这些普遍的思想能够超越一些东西，但是为了在每个时代生存，它也要有跟那个具体的时代相结合的内容。但是，下降后的内容不是它真正的生命，那是个别的存在，而不是本质的存在。孔子讲，“仁者爱人”，他讲的是人和人最基本的关系，是超越了人的具体伦理关系的命题。它超越了父亲和子女的关系、兄弟之间的关系以及朋友之间的关系，超越了特定的人伦关系，变成一切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任何一种传统只有包含普适性的内容，才能够适应所有的时代，才能不断地传承发展。 中国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哲学或者宗教 问：我看您在很多著作中提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您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当中，宗教伦理起到了精神上的支撑作用。那如果想为中国现在的发展，或者未来的发展，找到一个类似于像宗教伦理这样的精神支柱的话，您觉得会不会是儒学？ 陈：马克斯·韦伯这本书讲的是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不是那种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发展的、古老的资本主义。他认为，理性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有很大的关系：做这件事是为了“荣耀上帝”，把这看作是上帝对人的一种召唤，这样一种精神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并不代表新教伦理可以永远做资本主义的支柱。 韦伯有两个基本的观念：一个是价值理性；另一个是工具理性。韦伯是比较悲观的，在20 世纪20 年代，他就认为人类发展好像快进入一个铁笼，价值理性越来越式微，所有的东西都被工具理性所独占，比如说科学技术。韦伯没有提出要重新振兴基督教，尽管他很悲观，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主张加强价值理性的复兴，主张通过对传统的复兴使得工具理性能实现平衡发展。 后来，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教授爱德华·希尔斯写了一本书叫《论传统》。他批评韦伯因为对价值理性的信心不够，所以很悲情，觉得人类要走到铁笼子里边去，但实则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传统还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18 世纪，伏尔泰就曾惊叹于中国作为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却有在基督教国家都达不到的高度发达的道德文明。这说明历史上我们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文明是非常发达的，我们不需要重建一个像西方一样，靠宗教信仰来支持的教化的体系。中国历史上有宗教，我们叫“三教”，只是不注重它的宗教属性，而是注重其教化属性。你信什么不重要，关键在于有没有形成教化的体系，这种信仰能不能劝诫和引导普通人向善，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些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皇帝都非常关注的。所以未来我们仍然想吸取过去的优秀文化的经验，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教化系统。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主要都是由儒家来建构和传承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的价值、核心价值观也都是由儒家奠定的。当然，其他的一些宗教或者思想流派也有一些贡献，比如道教和佛教。就理论认识来讲，应该以儒家为主体，同时关注其他中华文化中有利的部分。 对当今社会的忧虑 问：您多年来研究儒学，面对当今社会，会对很多东西都感到忧虑吗？最忧虑的事情是什么？ 陈：会。对于传统，对于儒家思想，不能说它就是保守的，应该看到它提供的一种人文视野，一种对现实有批判作用的视野。最令人忧虑的还是贪欲的盛行。比如对一些年轻人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成功，至于是什么性质的成功，用什么手段得到的成功，他们不管。对他们来讲，成功就是第一位的，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也仅仅是成功。他们所追求的是可以和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各种道德和价值的观念分开的理想。前一段时间，有消息说一个学生把他的亲生母亲都杀了，在古代来讲，这种情况是很难出现的，因为古代强调对父母的“孝”。如果在古代，你骂母亲一句就已经犯法了，今天有吗？ 当然，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完全回到古代的氛围里面，但是通过这种极端的例子，至少可以看到现代道德教育的失败。从1949 年以来，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道德教育中有些排斥对父母的爱，“五讲四美三热爱”里面没有父母，没有老师，没有同学，如果某些学校的教育再片面些，恐怕就只有热爱祖国、热爱党了。最早的“三爱”是什么？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这个提法与旧社会相比是有先进性的，旧社会看不起劳动人民。但是今天这个观念可能还需要反思，需要讨论。毛主席时代，知识分子一定要上山下乡，要到农村干活，认为这样才能够培养人的道德。其实不见得是这样，会干农活只能说你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是你的道德水准是不是真正能得到提高呢？ 问：如果要让您提出“三个热爱”，您觉得是什么？ 陈：我认为爱父母、爱老师和爱同学，这些应该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培养的。“文革”期间讲，“亲不亲，阶级分”，那个时候不讲亲情，更不要说孝道了。直到今天，在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像我们的前人一样，把我们对亲人、对老师的那一份爱表达在教育当中。 问：您一方面怀着很高的理想；另一方面又看到社会现实当中有那么多跟理想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会不会也有一种“知其不可为”的悲凉感呢？ 陈：我倒不见得悲凉，我相信人做的工作总不会白费，关键在于我们做不做，怎么做，因为做了跟不做就是不一样。比如去过台湾地区的人就感慨那里待人处事的态度，跟我们不一样，这应该归功于他们所受的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与台湾地区政治上的乱象无关。反观我们的教育里面往往没有讲到怎么做人，如果我们只讲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完全消解了人的基本道德伦理的象征，只有一个政治的象征，把人变成一个单向度的人，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出现。 如何塑造中国人的精神气质 问：如果您有机会去影响执政者、决策者，您希望能够把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传递出去？ 陈：应该是怎么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政治建设、法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同时，要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和国民的一种精神气质。 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是让中国大部分国民具有一种儒家的风范和气质，您觉得还需要做些什么，有没有对每一步的设想？ 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教育，第一步就是教育。 问：是读经典吗？ 陈：那不一定。问：您怎么看“国学热”现象，比如小朋友读《弟子规》？ 陈：我们知道小孩子受的教育是家长主导的，“国学热”的现象说明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家长不相信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接受的这套教育。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些问题，使大家开始重新关注儒家的传统，包括儒家文化里的启蒙教育。我们的教育虽然很系统，但是在人格的培养、道德的培养方面，即在培养“完整的人”方面，存在缺失，而国学这种传统教育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所以我们面对的一方面是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是老百姓都关心的伦理道德的重建问题。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精神文明教育如何开展的问题。我们要满足人们对邻里关系重建的信心，要适应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需求，一定要充分利用中华优秀文化的资源，这已经成为从国家到百姓层面的一种共识。很多时候，我们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我们的措施也不够有力。台湾以前有中华文化基本课程，“四书”是他们的教材，大陆对于“四书”进不进课堂至今都有争论。虽然通过民间力量的推动已经有所改变，但是一些高层、知识分子还是用“文革”时期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 问：要重建价值体系，尤其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靠小孩子们读读《弟子规》，靠电视上有些学者做一些推广够吗？ 陈：当然不够。小孩子们读《弟子规》肯定是有益的，但是不能靠它解决全部的问题，这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让幼儿园小孩子去背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而孩子们如果不能全面理解，那就不见得有什么意义，但是让他们背《弟子规》里的三句话就会对他们的生活实践有指导意义。我们不是否定前者，而是应该将现代价值观需要的东西，比如自由、民主和法治与教育相结合，因为教育是一个最重要的途径。教育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经典是要读的，但是也要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纳入到国民教育的体系中，去体现它的价值观和文化修养。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包括媒体建设，媒体呈现的东西，要能跟价值观的目标相配合，为实现目标服务。 我不赞成现在电视上没有道德意识的广告，不考虑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好是坏，像之前什么“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宣扬的送礼文化，我就不认同。现在也是一样，春晚也开始让大家抢红包，我觉得没有必要。抢红包作为个别现象没法管，但也没有必要在春晚这样一个平台上，鼓励大家争抢红包，宣扬这种“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这必然会带来不良心态。现在我们看不到一些真正能够培养国民素质的节目，比如说我们中国游客曾被国外的人批评。我们的媒体什么时候能把旅游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毕竟你出去不仅代表你自己，还代表中国人。再比如，有一些节目搞汉字大赛，最后都变成写一些非常偏僻、很难使用到的字，好像应试教育一样，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应该把一些能体现出国民素质的东西拍出来，做成节目，比如坐电梯要靠右，不能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等等，这样的节目才会有意义。 问：其实不光是到外国去，在自己的国家也应该有这样的规范。 陈：对啊。我们没有一个节目是这样的，比如做一个“公民行为知识竞赛”也可以，但没有这样的节目。 问：这应该是常识啊。 陈：这不是常识。有些时候一个人做出一些行为不是因为这个人不好，而是他不了解，他不知道上电梯要留出左半边给紧急的人用，所以得有人告诉他。我们的媒体整天要不就写一些生僻的字，要不就是搞些抗日神剧，要不就弄什么真人秀，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教育意义。 问：说起来儒学是一个挺大的概念，让儒学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也是一个很宏大的目标，最后还是要落实在一些很具体的行为上。 陈：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的工作性质跟政府部门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提出一些理念，这些理念一旦被政府部门了解，他们就会想办法去落实。学者主要还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具体的措施以及怎么落实由政府部门操作。 问：现在的道德水平其实很不乐观，如果重建靠儒学支撑的道德文明，还能回到从前那么高的水平吗？ 陈：我们也不能笼统说以前的水平就很高，因为它也有不高的地方。今天也是一样，既有水平低的地方，也有高的地方。比如说古代社会的构成以农村为主，农村又以士绅阶层为中流砥柱，所以古代可以通过宗族，或者家族的力量把好的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浸润、传播到基层去。虽然这些士绅也有表现不太好的方面，但是总体还是起到了表率作用。今天我们是有许多不太好的地方，但是也应该看到积极的一面。比方说20 世纪80 年代以前，北京市的公交车很拥挤，大家都不排队，都挤着上车；现在大家都会排队，连小孩子都做得很好。所以不能笼统地说现在水平都是低的，以前都是高的。 问：您对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还是很有信心的。 陈：重建肯定是比不做好，但是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确定。 问：您是一直想要推动儒学在大众当中的传播吗？ 陈：应该说不是。我乐于看到儒学的传播，也会写一些文章去呼吁。但是因为我的主要角色是老师、学者，我主要是做研究，所以我不会把自己定位成传播者。 问：您认为自己第一位的工作是当公共知识分子吗？ 陈：我自己还是要致力于做出第一流的学术研究，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并不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虽然我也会写一些介入社会文化的东西，但是真正我要做的事，还是希望能像理工科学者一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到最好。在这之外，文科学者可以发挥的空间更大一些，因为他们比较容易介入到社会文化的问题之中。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二者的界限有时候好像不是特别清晰，但对我而言还是不一样的。偶尔也会有些外在的东西来拉我，但对我来讲，最重要的还是学术。 文章来源：民间儒行公众号​

“中国是法制文明发达很早的古国之一，中国法律的发展有自己的传统，自成一系”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您一直从事法制史学研究，如何看待历史之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张晋藩：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从未中断的悠久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在50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王朝都有着兴衰的经历。其何以兴，又何以衰，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着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因此，对历史进行研究，首先可以认识兴衰之由。认真地加以总结，就是发挥史鉴的作用，对于当前的国家治理，是很有裨益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研究历史，提倡研究古代的法文化。5000年的中国历史，是一个宏大的智库，有取之不尽的经验，是惠于我们中华民族子孙最大的财富。其次，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便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命题。夏禹建国以后励精图治，重视民间疾苦，倾听民众呼声，终于稳定了刚刚建立的国家统治。然而，他的孙子荒淫无度，招致亡国。古圣先贤从中总结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历史经验。这可以说是适用于古今中外的理性总结。历代为了巩固民本，以求邦宁，都致力于施政上如何得民心、利民生、富民用、教民知。这在法律上也有很多表现。再次，历史可以使民族增强自信心、自豪感。比如，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从未中断的历史，这是世界文明古国，比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所不曾有的。不仅如此，汉唐明清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经济富庶、国力强盛的王朝。所以，中华民族的历史给予它的子孙以自信心、自豪感，鼓舞他们奋发图强地建设国家，奔赴小康。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还可从另一面来理解，那就是侵略者“欲亡其国者先灭其史”。这方面，我有切身的感受。我1930年出生，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小时候在日本统治下度过了十几年，日本侵略东北的时候就篡改了历史，不许你讲中国的历史，只讲所谓“满洲国”的历史。直到今天，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仍然在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掩饰侵略的罪行。问：您曾经说“中国法律的发展有自己的传统，自成一系”，能否加以说明。张晋藩：中国是法制文明发达很早的古国之一，中国法律的发展有自己的传统，自成一系。中国古代的国情，如农本主义的经济形态、重宗法伦常的社会关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稳固的血缘地缘关系等，是形成中国古代国情的各种元素。由于中国是一个内陆型的国家，在古代有西南大山的阻隔，又有海洋的限制，使得中国法律的发展无法与外部沟通交往。所以，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是纵向传承的，具有特殊性、典型性、独立性，同时也带有保守性。这使得中国的法制虽然起源早，有着辉煌的过去，但很长时期始终在封建法制的藩篱内踱步，以致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公认的中华法系，就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原生态法系。由于汉唐以来中国立法、司法的先进性与法律文化的繁荣，使得周边国家，如高丽、安南、日本等，都取法中国法律，以唐律、大明律为范本，因而成为中华法系文化圈内的成员。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社会风气乃至生活习惯在一定时期内都带有中华法系的烙印。近代以来，我国法律的发展，基本上是与传统中华法系渐行渐远的过程。但是，晚清法制改革取法西方的结果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历史经验证明，我们睁眼看世界、借鉴吸收外来法律文化的同时，也需要回头看，检索中华民族宝库中具有超越时空的法律文明要素。当然，我们传承的不是僵化的古代法律制度条文，而是发源于中华民族本土上的，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的理性思维的法律成果。总的说来，就是从现实的国情出发，坚持自主创新，注意寻求古与今、中与外的先进法律文化的契合点，建设当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民为本、诚实信用、求实务实、天人合一等，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具有传世价值的法律传统”问：您刚刚提到：“我们睁眼看世界、借鉴吸收外来法律文化的同时，也需要回头看，检索中华民族宝库中的具有超越时空的法律文明要素。”请您具体谈谈。张晋藩：中国法制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了许多优秀的、具有传世价值的法律传统，我们要重视这些中华法文化的精粹。中国古代很强调以民为本，也可以说是民本主义的法律传统。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很早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是国家的根本，无民何以为国。其一，国家施政要在得民心。其二，保民生，维持民众的生计。中国古代的法典里存在着有关土地的立法、有关水利的立法、有关赋税的立法，都是着眼于保民生的。其三，重民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将死刑犯罪的处决收归朝廷，地方没有擅杀的权力。唐朝的时候提出死刑犯在处决之前要经过三次甚至五次复审。三复审、五复审发展到明清时代进一步制度化，形成了秋审制度。其四，体恤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一般犯罪可以减刑处理，“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罪不加刑”。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恤刑制度，从汉朝起一直延续到清朝，这在世界法制史上也是很少有的。诚实信用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优秀传统。古人将追求诚视作人类的一种修养，认为诚实是沟通天人之间的一个媒介。孟子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国最古老的刑法中有三条，就是“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皋陶是中国最早造律的，昏墨贼杀是皋陶造律时期的主要罪名。什么是昏，“恶而掠美为昏”，就是欺诈罪。欺诈和诚信是对立的。古人也非常重视信，孔夫子讲过“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把信强调得比生命都重要。在法律里，也特别讲求信。唐代著名法学家戴胄有一句话，叫“法者，国家布大信于天下也”。什么是法，法就是国家把最大的信公布于天下，所以要赏信罚必。王安石在诗中曾经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通过这些我们看出，诚信一直为中国古代立法、司法中所强调。重视诚实和讲究信用，这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法律传统。中国古代还讲求求实、务实的法律传统。中国古代的立法者，是立足于生活实际的，不脱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像西方的教会法、宗教法庭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也没有什么神仙、迷信虚妄的。所以，中国古代法条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理性的思维。中国古代的司法还提倡调解息讼，早在汉代就开始实行。由唐至明清，调解不断制度化、规范化，这和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和睦相处、以和为贵密切相关，也与中国古代村落之间经常是聚族而居、比邻为伍的社会条件分不开。还需要提到的是，中国古代不仅提倡社会群体之间的和睦和谐，而且也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就是古代法律所说“顺天行时”，安排生产与生活。比如，《逸周书》里记载，“春三月, 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就是春天不能砍伐森林以使草木生长。出土的《秦简》里还记载有一条，春天的时候不能堵塞水路，因为正是灌溉的季节，同时也不能捕鱼鳖，因为这是它们生长的季节。这些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的法律传统。“惩贪之法历代相承，成为惩治官吏贪赃枉法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问：惩治腐败立法是我国古代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最古老的三大罪中，贪腐就是其中之一。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历代法典中有关惩治腐败立法的有关情况。张晋藩：前面提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贪以败官为墨”，墨就是贪污。到了战国时期，有一部法典叫《法经》，其中贪污罪叫作“受金”。犯了此罪，宰相、将军也得受惩罚。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朝，对贪污罪也是惩罚很严的，贪污罪里面有“枉法贪污”，就是公然违法贪污，犯者皆斩首，有些诸侯国由于贪污，整个王国都被取消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反贪立法也是很严格的。比如，官吏受赃，收一瓶酒、一只羊，则大弊。在晋律里，官吏贪污虽然没判死罪，但是禁锢终身，虽遇赦而不赦。到了唐朝，把贪污罪进一步系统化、法典化了，提出六赃之法，即六种贪污罪。第一种是受财枉法，即贪赃枉法；第二种是受财不枉法，即贪污了但并未枉法；第三种是受所监临财物，就是地方官接受当地百姓给他的财物；再有就是强盗、窃盗和坐赃三种。唐律对此处罚很严，“贪污十五匹则绞”。这六赃之法一直影响了后世，宋、明、清，都有六赃之法。宋朝的时候，因为宋以前的五代时期官吏贪腐很严重，所以宋初对腐败惩处很严格，贪污者要判处死罪，宋真宗以后宽松一些，一般的贪污不判死罪但要刺配。明朝的朱元璋是民间起家的，深知官吏腐败是激起民变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开国之初就严惩贪污。据史书记载，他用剥皮之刑惩罚贪官污吏，现任县官的旁边就摆着前任县官实草的尸体，以此来警戒，而且他允许地方百姓把贪污的官扭送到京师来治罪，这是历代所没有的。朱元璋还亲自选编案例，编成《大诰》，其中很多是关于官吏贪污被处以极刑的案例，这是明初的非常之法。逐渐走上法律正轨以后，就按《大明律》来判罪。按《大明律》，贪污80两判处绞刑。清朝也是这样，80两判处绞刑。总之，从“昏墨贼杀，皋陶之刑”到清朝的惩贪之法，历代相承，成为惩治官吏贪赃枉法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问：自古以来，我国就重视发挥文化惩贪奖廉的教化引导作用。您如何看待这种润物细无声的防范腐败方式？对当下预防腐败有何借鉴？张晋藩：中国古代在惩贪的同时也强调奖廉。就是说一方面用法律惩处贪污犯罪，另一方面鼓励廉洁的官吏，将惩贪和奖廉结合在一起。奖廉这种教育点滴入土，甚至比惩贪法律的影响还要深远，也更加深入人心。中国古代奖廉的一种方式就是在正史中设《循吏传》，记载优秀官吏廉洁奉公的事例。比如老百姓比较熟知的诸葛亮，在临终上表的时候讲到“内无余帛，外无余财”。他十分廉洁，没有多余的钱财，以免有负于国家。还有家喻户晓的包拯，史书说他“笑比黄河清”，意为其笑比黄河水清都难。他惩贪除暴，民间称为“阎罗包老”。还有明朝的海瑞，死的时候家里只有“俸银八两、旧衣数件”而已。被康熙称为天下第一清官的于成龙，死时还靠同僚助资安葬。这些都是在正史上被宣扬的清官廉吏，而且他们也活跃在通俗小说之中和戏曲舞台之上，千百年来，深入人心。这种和风细雨、点滴入土的奖廉宣传形式，不可以忽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制衡机制”问：我国监察制度的历史悠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在您看来，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怎样的价值与意义？张晋藩：在中国古代，官吏负责国家机器的运行，官吏群体的状态对于国家的兴衰强弱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以致吏治的良否被看作是区分开明之世与衰败之世的重要标志。“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我们可以以盛唐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大唐盛世不仅维持了较长时期，还创造了封建时代鼎盛的文明，这种盛世首先要归结于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发展，其次得力于政策的适当与稳定、制度的健全与官吏的秉法执政。而这一切又都是和监察制度的进一步制度化和严密化分不开的，表现了封建时代监察制度的正面效应。可以这样讲，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制衡机制，对维护国家纲纪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以确定的工作对象——官和特殊的工作方式——弹劾非违、纠正缺失，而有别于一般的政权机关。监察机关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渐由品格不高、甚至没有独立衙门的一般监察机关，跃升为与最高行政机关、最高军事机关并列，成为直属于皇帝的极具权威性的国家机关。它的基本任务就是整肃百僚，以充分发挥官僚机构的作用和通过“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实现社会的调整功能。历代监察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不仅有效地纠正百官有司之邪辟，还对古代政治权力的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有价值的是，中国古代无论是监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制度的构建，还是监察活动的规范，都不断地法律化，形成了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它不仅反映了中国本土法文化的鲜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凸显中华法系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监察立法规定了监察机关的职掌，规范了监察机关的行动准则和程序以及监察官的违法制裁，因而是监察机关活动的法律依据，它的权威性增强了监察机关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它的价值不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也给当代的监察制度与法制建设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是土生土长的，它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问：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有着怎样的源起，经历了怎样的沿革？张晋藩：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起源很早，大体上可以分为形成、发展、完善三个阶段。战国、秦汉时期是形成阶段。实际上，有官就有察官，有官就有考课。但是，作为一种监察制度，是从战国时期才开始确立的。战国以前，还是贵族政治。战国时期，官僚制度出现，皇帝任免官员。监察官的制度、名称，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产生的。所以在战国时期，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初步形成，政治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改革。封建的官僚制度取代了世卿制度，作为治官之官的御史已主要执掌监察职能，以适应对官僚系统的监督。《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威王置酒于后宫，召淳于髡并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淳于髡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可见御史的纠察职责对于百官的震慑作用。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以后，六国的残余势力，仍是不安定的因素，因此监察制度建设的重点在郡。郡设监察官郡御史。《秦简·语书》就有这样的记载：“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这可以看作是郡御史的工作对象与职权范围。汉朝的监察系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无论是专门监察、行政监察、特殊监察，既分体运行，又互相交叉，三公九卿、皇室外戚、京师百官、地方长吏乃至监察官本身，都被置于这张网络之中，受到来自一种或多种监察组织的监督，对于贯通政令，整饬吏治，廓清风气，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中央监察机构的最高长官御史大夫“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这就使得以丞相为代表的行政权，与以御史大夫为代表的监察权，处于既相维又相抗的状态。西汉时期还出现了《监御史九条》《六条问事》等中国古代监察立法的奠基之作，开创了中国古代专门性的监察法规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的《巡察六条》，明朝的《宪纲条例》等，莫不一脉相承，习习相因。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乱、大分裂和民族大迁移时期，割据对峙持续数百年。这一历史时期政权的更替虽然频繁，但每个王朝建立之后，都力图运用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手段强化国家的运行机制，也都十分重视监察机关的设置与监察体制的完善。可以举个南梁的例子，南梁是南朝较为重视监察的王朝，也重视发挥监察官职能。梁武帝就曾经下令“今端右可以风闻奏事，依元熙旧制”，并且还提高了御史中丞的职掌与地位，使得南梁出现了诸如“正色直绳，无所回避，百僚莫不惮之”的孔休源等一批敢于弹劾权贵的监察官。唐初统治者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监察机关对于维护国家纲纪的作用，因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重视，建立了一台三院的监察制度。台就是御史台，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长官，下面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台院掌管京官的司法监察，殿院纠弹朝会官吏的礼仪，察院监察地方官吏，其中察院是三院中最重要的职能部门。唐朝又是封建法制臻于成熟和完备的朝代，官修的《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为监察机关的设置、职掌以及监察官的活动提供了大纲大法，加上统治者颁发的有关诏令和专门监察法规，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监察法网，可以说是唐代封建法制完备的一个体现。宋、明、清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完备阶段。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使得监察机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革和加强。御史台、谏院均职掌监察权力，谏官“往往并行御史之职”，台官也兼行谏议之权，所以称为“台谏”，以示合一之势。元朝在监察制度和监察立法上有一些建树，不过由于元朝并不是奉法为治的朝代，监察制度并没有发挥出封建官僚政治自我调节器的作用。但元世祖极为重视监察，他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在元朝，中书是最高行政机关，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关，御史台不仅与之平列，而且还有权进行监督、纠弹，即所谓“医两手”。元世祖的这个评价被称为“重台之旨”，为继任的元统治者所奉行。为了避免重蹈“元亡于吏”的历史覆辙，明代提高了监察机关的地位与职能，创立了影响后世五百余年的新的监察体制，比如创建了都察院制度，设置了六科给事中，给事中属于言谏监察系统，主要用于加强对六部的监督。明代的监察制度，使得监察官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运用弹劾权打击贪官污吏，还发挥了“天子耳目之司”的功能，上情下达为决策提供依据，更是通过谏诤与封驳，发挥了补缺、拾遗的功能，减少政事损失。到了清朝，统治者也十分重视监察制度建设，着意发挥其举发奸邪、弹劾不法的作用。有清一代最重要的监察立法当属《钦定法规》，分为训典、宪纲、六科、各道、五城、稽查、巡察和通例等八类。它是秦汉以来，监察立法之大成，是我国封建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监察法典，也是世界法制史上所仅见的如此完整的封建监察法典。《钦定台规》是以“钦定”的形式出现的，这在中国监察立法史上是首创，突显了台规所具有的权威性。《钦定台规》肯定了监察机构的特殊地位和功能，同时也为监察机构广泛行使监察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使之深入到行政、经济、司法、军事、礼仪、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钦定台规》在结构上已有总则、分则之分。《训典》和《宪纲》应为总则，其他则为分则。不仅从制度层面做出了一系列规定，还从程序层面详加规范，以保证制度规定的落实。通过回顾和梳理，我们感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是土生土长的，它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一路走来，也反映了监察权全覆盖的进程。监察权的涵盖面从重视地方，到中央、地方全覆盖，整个官僚制度逐步都被纳入监察范围，还有就是实现了立法、司法、行政，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国家政务都为监察所覆盖。“御史出巡，巡按地方，对遏制地方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问：我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历史也很悠久，请您介绍一下。张晋藩：的确，我国巡视制度由来已久，秦汉时期就确定了巡视制度，隋唐时期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明清时期进一步完善。我国古代，不仅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固定的监察区和监察机构，以实现坐镇监察的效能，同时还实行监察官不定期地或专项巡察地方的监察方式，以克服单纯依靠坐镇监察的被动性，减少坐镇监察容易出现的虚监、失监的官僚主义现象，使地方上的一些不法官吏及时受到惩治，一些大案冤案及时得到审结。这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的“巡视”监督方式。这种临时与固定相结合的监察方式，成为历代长期沿用的模式。御史出巡，巡按地方，对遏制地方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出巡御史的监察范围非常广泛。一看是否有冤案，二是考察政绩，三是考察经济情况如何，也会深入到民众中间去，考察贤良。其中，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审查案卷，是出巡御史最重要的权力之一。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司，御史出巡可谓无所不监，无所不察，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回道”之后，直接向皇帝奏报。由于监察官是皇帝耳目之司，因此选任条件非常严格。第一要骨骼清硬、不畏权贵。明朝有一个监察御史叫杨继盛，敢于揭露严嵩父子，因此被投到监狱，受了酷刑。他临死时写了一首绝命诗，流传很久，“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有青天。男儿欲上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这就表现了监察御史的品格。我国历史上还有很多像杨继盛、海瑞这样正直刚毅、敢于谏言的御史官员。第二要有学识，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必须科举出身。第三要有地方施政经验，明朝就规定，御史一定要有两任地方县官的经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的需要”问：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您对此有何理解？张晋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受到中外重视。这项改革既吸取了历史的经验，也吸取了我们这几年反贪腐成功的经验，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的需要。为了协调国家监察委员会与相邻机关的权力义务关系，以及它所职掌的职权范围，需要制定一部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细则或者监察委员会的法律，以保证此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反腐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党的力量，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党有能力、有信心解决贪腐问题”问：您如何看待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正风反腐工作？对全面从严治党有哪些建议？张晋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重拳反腐，可以说赢得了党内外全国民众的赞誉和世界的重视。习近平同志率领全党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太有必要了，价值不可低估，在以后回顾历史的时候也会感到其历史的功绩。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党的力量，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党有能力、有信心解决贪腐问题。我觉得应该按中央的指示，惩贪反腐在路上，坚持进行下去，彻底端正党风，建设廉洁有效的政府。反腐使得全党增强了信心，使得党更有权威、更有力量，使得全世界感到中国共产党更有前途，会有更好的光明前景。除此之外，为了加强党的建设，要坚持不懈地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振奋民族的精神、振奋党的精神、振奋个人的精神”问：请您给广大党员干部题写一段寄语。张晋藩：牢记入党初心，永葆进取精神。讲到初心，每个党员入党之前都有一个初心，都有政治上的追求，这个初心除去个别秉持“入党做官论”的人，大家都感觉入党之后分量加重了、责任加重了。你是不是个党员、是不是个好党员，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我说要牢记入党初心，你到底为什么入党、你怎么争取入党的、你想过入党之后要做什么，要牢记入党初心。另外，还要振奋。我觉得在今天，很重要的就是要焕发民族的精神、党的精神、个人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是勤劳刻苦、敢于战天斗地、不畏强暴的奋发进取的民族，这样优秀的中华民族，要焕发精神。全党的精神也要振奋，入的是共产党，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这不就是精神吗？还有个人的精神，到底工作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总要有一种精神的支撑，一个人没有精神，那么就没有了灵魂，人就无所谓了。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振奋民族的精神、振奋党的精神、振奋个人的精神。（采访整理 鲍爽 摄影 胡思远）张晋藩寄语广大党员干部张晋藩简介 张晋藩，1930年生人，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法律史学会专业顾问、中国教育家协会名誉会长。张晋藩教授对古代监察制度、监察法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主编《中国法制通史》《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等多部专著和教材。1986年应邀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1996年、1998年两次应邀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讲授法律课；2012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采访札记： 开中国法制史学风气之先 八十六年，悠悠岁月、风风雨雨雕刻了他的面容，斑白了他的鬓发；六十余载，筚路蓝缕、辛勤耕耘丰盈了他的学术生涯，铸造了他的法史人生。访谈中，他坐在那里，质朴素淡，宽容地微笑，音调和煦却坚定，带着循循善诱、传道解惑的润物之音。 他是温厚长者、严谨学人、法史大家，他是张晋藩。 “中国法制史学是一座宏伟的科学殿堂，我已经望见了这座殿堂的门楣，正在载欣载奔。”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张晋藩就与中国法制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六十余年来，他的工作与生活、思考与写作，也都是围绕着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展开。从1979年到1998年，历时19年，十卷本的《中国法制通史》在他的带领下编写完成，成为法律史学世纪之作。 “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到外国去学习中国法制史”，作为新中国法制史学的奠基人，他将把中国法制史的中心牢固建立在中国作为历史使命。“不敢有一点偷懒，也不敢有一点自满”，他泼墨于中国古代法制史、法律思想史、法律文化史等诸多领域，夙兴夜寐，开风气之先。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历史可以使民族增强自信心”“5000年从未中断的历史，是惠于我们最大的财富”。讲到动情处，先生的喉咙微微颤抖，眼中是化不开的笃定与自豪，见之动容，闻者振奋。他主张“睁眼看世界的同时，也要回头看”，他带我们回顾中华法系的繁荣，为我们分析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形成的原因与特点，领我们追溯以民为本、诚实信用、天人合一等中华法文化的精粹。 他关注着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进展，认为这项改革“既吸取了历史的经验，也吸取了近几年反贪腐成功的经验，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的需要”。早在2007年，他就撰写了《中国监察法制史稿》一书，以后又主编了几本有关监察制度与法制历史的著作。访谈中，他为我们细细梳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经历的源起与变革，讲授御史出巡对遏制腐败起到的重要作用，讲述监察御史不畏权贵的历史故事。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作为一名老党员，先生高度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重拳反腐取得的成果，在为广大党员干部题写寄语时，欣然写下“牢记入党初心，永葆进取精神”这十二个字。 如今86岁的老人，阅读需要用七倍放大镜，仍然每天坚持工作至少四到五个小时。“书生珍重翰墨事，愿留文字在人间”。这，就是一位饮誉学界的法史大家的情怀。（鲍爽） 文章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