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教育部举行“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采访活动的第六场新闻发布会，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发展成就。发布会主会场设在教育部，分会场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本场发布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快跟教育小微一起去看看吧——发布会上，周为司长、田立新司长介绍了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年改革发展成就，跟教育小微一起来看——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语言文字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安全资源、战略资源。语言文字事业是一项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全民性事业，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强国必须强语，强语助力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语言文字战线胸怀“国之大者”，砥砺奋进、开拓创新，推动语言文字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成就。  这十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语言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语言文字事业发展举旗定向，提供强大思想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为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中央、国务院对语言文字事业作出重要部署。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2020年，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四次、新时代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批准调整新一届国家语委，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高度重视。这十年，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推广通用语言文字的成功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努力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十年来，语言文字战线依法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定不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国普通话普及率从70%提高到80.72%，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比例超过95%，文盲率下降至2.67%，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各民族参与伟大复兴进程和共享伟大成果贡献了力量。实施推普助力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与国务院扶贫办等开展“推普脱贫攻坚”战略合作。不断加大投入，面向教师、青壮年劳动力、基层干部、语言文字工作者等重点人群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十年来培训逾千万人次。建立东西部合作机制，组织开展东西部对口支援，实现“三区三州”国家通用语言培训全覆盖。组织动员青年力量，开展推普志愿服务，中央财政专项支持986支团队1.1万余名大学生，辐射带动数十万高校大学生深入中西部推普一线。2019年召开“中国语言扶贫与人类减贫事业论坛”，发布《语言扶贫宣言》，建设“语言扶贫”APP等学习资源平台。帮助贫困人口通过学习普通话走出大山、走向社会，实现就业、脱贫致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了语言力量。实施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助力推进共同富裕。按照“聚焦重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的新时代推普工作方针，开展民族地区推普攻坚、农村地区推普助力乡村振兴，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普及“三大行动”。重点开展面向中西部重点省份实施的“一地一策”，面向民族地区的学前儿童普通话教育专项计划，面向广大农村地区的语言文化助力乡村“五大振兴”方案，面向城市地区的语言服务能力提升等项目。目前，该工程计划全面实施，民族地区幼儿园已基本实现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保育教育活动，为实现2025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85%的目标打下良好基础。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学校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阵地，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制定《中小学语言文字工作指导标准》，持续开展语言文字工作达标校建设，33万多所大中小学达到建设标准。实施“语培计划”“优师计划”“国培计划”等项目，加大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能力培养培训力度。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更加规范、育人环境更加优化，教师教学能力、学生语文素养显著提升，语言文字工作在铸魂育人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加强规范标准体系建设，为满足语言文字应用需求提供基础保障。组织制修订31项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规范标准覆盖领域不断拓展。2013年国务院颁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集数十年汉字规范之大成，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主导修订完成国际标准《信息与文献——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进一步提升汉语拼音的国际影响和作用。发布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英、日、俄文）系列国家标准，为交通、旅游、文化、体育、餐饮等10多个服务领域常用的公共服务信息提供规范译文，为全面提升外语服务能力提供支撑。2018年，《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国家通用盲文方案》发布实施，我国3300多万听力和视力残疾人有了自己的“普通话”和“规范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家通用手语方案》满足听力残疾人手语使用者在奏唱国歌场合，规范、统一、严肃使用手语表达国歌的愿望。累计发布13批外语词规范中文译名，有效引导社会规范使用字母词。汉语拼音拼写、古籍印刷字形等一系列规范标准，满足社会语言文字应用迫切需求。这十年，深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向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致贺信，指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贺信引起强烈反响，催人奋进。语言文字战线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在立德树人、文化传承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2017年，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召开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制定《“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总体规划》报党中央、国务院审定，联合中央宣传部等八部门，启动工程实施。整合全国优势力量搭建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深入挖掘阐释古文字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首批共有16家高校和文博单位入选，42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工程建设。推动“强基计划”实施，促进古文字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古文字研究呈现有人做、有传承、有发展的可喜局面。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打造系列品牌活动，连续举办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涵盖“诵读中国”“诗教中国”“笔墨中国”“印记中国”四大赛事。策划举办七季中国诗词大会、三季汉字听写大会和成语大会，掀起全社会学习中华经典文化的热潮，全网累计播放量超过40亿人次。打造经典优质资源，建设近2万分钟从先秦到当代的“中华经典资源库”，免费向社会开放，满足广大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邀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余位播音员主持人录制“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为广大师生奉献“最好听的语文”。实施“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整理译写1000余条反映国家和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中最核心、最本质的思想文化术语，出版四大系列图书，建成5个开放的思想术语数据服务平台，形成“图书+数据库”的立体化产品体系。开展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大赛、戏剧化课堂等品牌活动，吸引10多个省份100余所学校3万多名师生参加，极大丰富了青少年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与“一带一路”沿线28个国家开展32个语种的国际版权合作，助力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实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自2015年起，开展对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共完成1700多个田野调查点的调查，范围涵盖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的120余个语种及其主要方言，收集原始文件数据超过1000万条，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库，打造系列标志性成果。其中，《中国语言文化典藏》（20卷）和《中国濒危语言志》（30卷）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分别获第九届中国出版集团出版奖和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021年，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打造全国大学生党史知识竞答大会，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辉煌历程，在全国观众特别是在大学生群体中掀起党史学习热潮，全媒体传播最高突破10亿次。组织编写《人间正道是沧桑——百年红色印迹手绘本》，手绘了近400处重要革命旧址，生动描绘中国革命发展历程，献礼党的百年华诞。加强与港澳台地区语言文化交流合作。服务港澳普通话培训测试，与港澳15所高校（单位）合作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6万余人次。举办港澳中小学教师普通话培训、港澳学生语言文化夏令营、两岸大学生汉字创意设计大会等活动，覆盖10余万人次，进一步增进港澳台同胞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建立两岸语言文字交流合作协调机制，两岸共建中华语文知识库网站，合编《两岸常用词典》《两岸通用词典》《中华科技名词大词典》系列工具书，举办系列学术研讨会等，解决两岸民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语言沟通问题。制作《潮平两岸阔》纪录片，追寻两岸共同的语言文化根脉。这十年，主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十年来，语言文字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实际行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等研究成果，语言工具书、语言数据库等语言服务系列产品，助力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通过京津冀语言文字工作协作机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机构等举措，整合优势资源，构建合作机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提供语言助力。研发跨语言冬奥术语库、冬奥智能问答系统、语言翻译服务系统，为北京冬奥会代表团按中文笔画顺序入场提供标准服务，有力提升北京冬奥会语言服务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特别是建成8个语种对照、包含13.2万条术语的跨语言冬奥术语库并组织编写《冬奥会体育项目名词》，纸质内容与术语库融合联动，系冬奥语言服务历史首创，两项成果作为北京冬奥会文化遗产，将服务未来更多冬奥盛会，为促进冬奥文化传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全面开展国家应急语言服务。2020年初，针对援鄂医疗队伍遇到的方言障碍，指导北京语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联合相关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和出版机构，自发成立“战疫语言服务团”，推出“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疫情防控外语通”等应急语言服务产品，服务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指导29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为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中急需克服的语言障碍提供语言服务。推动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发展和资源建设。紧紧围绕信息时代语言生活需求，实施“语言文字信息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工程”，成立语言智能研究机构，推动智能语音、智能写作等技术深入发展，加大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力度。上线包括35款历代书法名家字体的“中华精品字库”、转换准确率达99%的“汉字简繁文本智能转换系统”、涵盖古今各个时期8万多汉字的形、音、义、用、码信息的“汉字全息资源系统”、收录各类语言资源近千项的“国家语委语言资源网”等平台资源，积极促进语言智能技术服务国家需求和社会发展。建设国家语言资源服务平台，有力推动语言资源开放共享，打造国内汇聚语言资源的权威网站、国家语言服务能力建设的示范平台。建设全球中文学习平台，为国内外中文学习者提供优质学习资源和智能化学习路径，建成两年即发展用户600万人、覆盖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平台总访问量突破亿次。这十年，持续深化语言文字交流合作，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十年来，语言文字战线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推进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制定发布首个面向外国学习者、全面评价其中文水平的规范标准《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并积极推动走向世界，已向海外发布8个语种对照版，与20多个语言教育机构进行标准对接。建立海外普通话水平测试站，打造中文水平考试（HSK）品牌。中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随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而显著提升。截至2021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等10个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将中文作为官方语言，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6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外国正在学习中文人数超2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人数近2亿。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014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苏州共同举办以“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为主题的世界语言大会并发布《苏州共识》；2018年在长沙共同举办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发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海外出版英、俄、日、韩文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扩大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国际影响力。加强双边和多边语言文化交流。推进中俄、中法、中德以及中国与东盟等双边和多边语言文字国际交流合作，进一步扩大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国际朋友圈”。举办中俄语言政策论坛、首届中国—东盟语言文化论坛，填补中俄、中国与东盟高层次语言文化交流的空白。举办中法语言政策与规划研讨会，签署国家语委首个双边合作协议《国家语委与法国文化部关于语言政策交流合作协议》。自2017年，以“语言，让世界更和谐，文明更精彩”为主题，成功举办三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和“语言科技与人类福祉”等系列国际语言文化论坛，填补世界华语区空白，吸引近百位国际组织代表和外国驻华使节参加、近千位专家参与交流研讨、十余万人次观展。这十年，加快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语言文字工作格局不断健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十年来，语言文字战线坚持固本强基、守正创新，不断提升治理水平。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确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管理体制。国家对语言文字工作的统筹力度不断加大，国家语委委员单位由18个增至30个。语言文字法治建设不断完善，形成以《宪法》为根本依据、涵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法》《地名管理条例》《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等80余部法律、法规、规章和单行条例的语言文字法律法规体系。党政机关、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网络新媒体、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语言文字应用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建立省级语委语言文字工作报告制度，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各地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加强语言生活引导。连续举办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确定“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普通话诵百年伟业，规范字写时代新篇”等主题，营造良好氛围。全国普通话水平测试机构发展至1700余个。十年来共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6200余万人次、汉字应用水平测试22万余人次。研制发布《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等“4+N”类43本语言生活皮书，开展年度“汉语盘点”活动，引导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提升科研保障和引领能力。成立第三届科研规划领导小组，基本建成以课题研究、机构建设、人才培养为重点的语言文字科研工作体系，全面提升科研工作的创新力、服务力、引领力、影响力。聚焦国家发展需求，设立1000余项科研项目。印发实施《国家语委科研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国家语言文字智库建设规划》等文件，构建由24家科研机构组成的融中心、基地和智库为一体的国家语委科研机构集群。夯实人才队伍基础。建成122个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打造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优秀中青年学者研修班、民族语文应用研究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中青年学者出国研修班、中青年学者协同创新联盟、优秀中青年学者论坛的“三班一盟一论坛”中青年人才培养框架，开展15个培训研修班次，培养700余名中青年学者。举办18期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考核班，培养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2135名，不断壮大骨干力量。回顾十年来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历程，我们深切体会到，实现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并贯穿语言文字工作全过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语言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确保语言文字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必须坚持服务大局、服务人民，始终坚持把语言文字事业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把不断满足群众的语言需求作为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坚持遵循规律、分类指导，准确把握我国语言国情，妥善处理好各类语言文字关系，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统筹推进，顺应时代发展、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要求，与时俱进推进语言文字工作的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实践创新、科技创新，形成多方合力，掌握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成就鼓舞人心，使命催人奋进。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精神，深入实施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科研规划，推动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语言教育和语言服务需求，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经验做法立足壮乡实际推进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壮族自治区语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立足壮乡实际，发挥特色优势，不断推进语言文字事业快速健康发展。普通话普及率增速喜人。连续十年开展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举办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和汉字听写大赛。2020年，普通话普及率达85.68%，超过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近5个百分点。语言文字工作服务乡村发展亮点频出。推普助力脱贫攻坚，2018年将群众“是否会讲普通话”纳入脱贫攻坚精准帮扶手册统计内容，截至2020年底，全区83.03%的脱贫人口能够使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交流。大力实施以语兴村，2012年以来，各地充分利用“壮族三月三”“瑶族盘王节”等民族节日开展特色文化活动，推动方言歌谣、民谚俗语、曲艺戏剧等走进千家万户。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面向全区2万多所学校广泛开展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目前有近80%的学校完成了建设任务。建成国家、自治区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和民族文化特色学校329所，培养语言文字骨干教师2万余名。2021年各设区市全面启动县域语言文字规范化乡村建设，着力打造乡村“推普之家”。语言资源保护工作硕果累累。2015年，在各设区市铺开县域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截至2020年底，共完成213个语言资源保护调查点项目建设，调查收集原始文本约1679万字、音视频数据约124万条，基本实现广西世居民族语言全覆盖。语言文字成果展示工作精彩纷呈。2016年，贺州学院建成全国首个实体语言博物馆，2019年，广西民族大学建成语言博物馆，两个博物馆已经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研习基地。语言文字体制机制建设卓有成效。2014年，广西完成国家一类、二类、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2021年，广西在全国率先完成县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专项督导评估，111个县（市、区）完成评估任务。“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语言文字管理体制日益完善。发挥高校智力优势服务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北京语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立足语言文字核心事业打造学校竞争优势，主动服务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一是围绕重大决策部署，提升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能力。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积极参与推普助力脱贫攻坚行动、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为部分地区量身定制培训课程。主持研发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持续面向港澳地区开展普通话教学。主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需求，先后牵头发起“战疫语言服务团”和“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组织研发《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疫情防控外语通》等语言服务产品。研发冬奥术语平台、机器翻译系统和智能问答系统。开展中国语言文字数字（网络）博物馆建设。同时充分发挥智库资政作用。二是聚焦中文国际影响力，提升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能力。牵头研制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研发来华留学生考试评价体系，不断创新发展国际中文教育。成立“一带一路”研究院、中华文化研究院，建设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等，持续提升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能力。建设2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建立40个海外国际中文教育对口支持基地（中心），与哈佛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联合开展人才培养项目等，积极拓展语言文字国际交流合作渠道。三是完善学科专业体系，提升服务教育和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能力。率先自主设置语言智能与技术、语言资源学等8个语言类二级学科。积极开展语言认知科学、语言病理学等前沿交叉科学研究。加强语言学期刊群建设，改革语言文字科研评价体系。创建国内首个语言学系、语言康复学院以及以心理语言学为特色的心理学院，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汉语国际教育成为国家级一流专业，教学团队被教育部授予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加强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语言科学院、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等科研机构的内涵建设，支持其汇聚高层次人才，推出重要科研成果。专家点评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十年改革发展成就评价黄德宽党的十八大以来，语言文字战线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一系列新发展成就，具有五个鲜明的发展特点。一是站位更高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之大者”的重要论述，深入把握语言文字作为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安全资源、战略资源的深刻内涵，将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理念提升到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语助力强国的高度。主动对接国家安全、祖国统一、大国外交等党和国家大局中的语言需求，以大情怀、大视野构筑大格局，全口径推进语言文字工作，全视角关注社会语言生活，全方位提升国家语言能力。这十年来语言文字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二是初心更坚定。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宗旨，自觉融入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洪流，自觉融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主动服务人民群众的多样化语言需求，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的奋斗目标，推出一大批服务社会应用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和信息化资源平台。这十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党的语言文字事业百年历程中熠熠生辉。三是内涵更丰富。拓展事业发展内涵，加大语言文化建设力度，将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传承、发展、弘扬、传播作为新时代重要工作任务，通过一系列重大语言文化工程，不断在全社会掀起“汉字热”“诗词热”“传统文化热”，产出一大批基于专业研究、可以传之久远并走向世界的语言文化成果。这十年来语言文字事业主动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四是视野更宽广。坚持胸怀天下，树立全球视野。世界语言大会和《苏州共识》、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和《岳麓宣言》、双边多边语言文字国际交流与合作、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服务、中文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机制建设，亮点纷呈。这十年来语言文化国际交流合作取得重要突破，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五是体制更完善。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署，坚持大语言文字工作思路，积极向现代治理转型。国家语委委员单位不断充实、体制机制不断完善，语言文字法治建设取得突破，语言文字科研体系日渐成熟，人才队伍体系建设更加有力，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基本形成，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其中，语言生活皮书在推进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十年来，语言生活系列报告即皮书从1种快速发展到“4+N”类，京、穗、沪等先后推出城市和区域语言生活皮书，打造皮书系列方阵。皮书全面报告语言文字的政情、社情、学情和世情，向社会传播和谐语言生活理念，为社会语言文字应用解疑释惑，向政府各部门提供语言文字决策参考，向学界推广语言研究理念、提供扎实权威的研究资料，资政、启民、育才的功能全面显现，为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岁月不居，未来可期。“十四五”时期是语言文字事业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相信语言文字战线一定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秉承家国情怀，努力开创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新局面。来源：微言教育

演讲人：胡可先 演讲地点：宁波图书馆 演讲时间：二0二二年五月　　胡可先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著有《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欧阳修词校注》等二十余种。  宋代的著名文人往往集官僚、学者与文学家于一身，举其荦荦大者，就有范仲淹、欧阳修、宋祁、晏殊、王安石、苏轼、范成大、陆游等等，若要在这里举出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无疑要数欧阳修。  欧阳修是北宋集政治家、文学家与学者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从政治上说，北宋前期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都与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文学上说，他对诗文词赋等各种体裁都具有开拓性；从学术上说，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目录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卓著的贡献。欧阳修作为北宋士大夫的代表，他的生活是多侧面的，也是多元化的，我们本次讲座的重点，主要从政治生活、学术生活、日常生活、文学生活四个方面介绍欧阳修。欧阳修的政治生活  欧阳修生活于北宋的多事之秋，他的政治生活一直是动荡不定的，从入仕到退居，经历了多次从中央到地方的迁谪。我们今天就从科举入手，大致谈一下欧阳修的政治生活。  1.科举  欧阳修的科举特点，我们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就是“三试得第”。第一，乡试黜落。他第一次参考科举考试是天圣元年（1023）参加地方乡试。其中一道考题是《左氏失之诬论》，要求考生论证《左传》的荒诞不实之处。欧阳修熟读《左传》，列举了《左传》鬼怪神异之说法不可信：“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非常切题。但欧阳修这次“乡试”未中，原因是试诗时疏忽大意，押韵的字超出了官韵限定的范围；第二，礼部黜落。天圣五年（1027）欧阳参加礼部考试，又被黜落。但欧阳修此时的影响已经很大，落第离京还乡的时候，很多朋友为他送行。当然，对于欧阳修来说，落第的心情还是忧伤的，故而在归途经过江州时，他作了《琵琶亭上作》深为感叹：“九江烟水一登临，风月清含古恨深。湿尽青衫司马泪，琵琶还似雍门琴。”以此抒写自己的孤寂悲愤；第三，礼部登第。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又赴京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是时任御史中丞的词人晏殊。考题是《司空掌舆地图赋》，按照“平土之职，图掌舆地”依次用韵。欧阳修写的是四六骈文，平稳工整，获得第一名，成为天圣八年这一科的省元。殿试考题是《藏珠于渊赋》《博爱无私诗》《儒者可与守成论》。结果欧阳修取得第十四名。“三试得第”之外，值得称道的是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1057）的礼部贡举，排抑“太学体”险怪奇涩之文，从此改变文风。这次知贡举，录取了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曾巩、曾牟、曾布兄弟三人，成为文坛佳话。  2.升迁  欧阳修进士及第后，就进入了仕途，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中途曾经担任过几任地方官，而最重要的地方官是镇守扬州和权知开封府。我们选取知扬州情况叙述一下：他在扬州为政宽简，吏治井然有序，所以离开扬州以后，扬州人民非常怀念他，就为他建了生祠，同时他在扬州文学影响很大，被誉为“文章太守”。  欧阳修在扬州还有一项值得称道的事务，便是建了平山堂，高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壮丽为淮南第一。欧阳修晚年回忆时还写了《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此作亦成词中经典。  3.贬谪  欧阳修一生的政治生活，经历了多次贬谪。这里我们选取两次贬谪加以说明。一次是贬官夷陵。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贬谪的原因是谏官高若讷等挟私诬陷。一次是贬官滁州。原因也是在官场受到杨日严的报复。无论是在夷陵还是滁州，欧阳修都接受以前的教训，“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宋史·欧阳修传》），出言审慎，行事稳健。欧阳修的学术生活  在中国学术史上，欧阳修于文学、经学、史学、金石学、目录学、谱牒学等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政治生活之外，他的学术生活是非常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现就经学、史学、金石学三个方面谈谈他的学术生活。  1.经学  宋代是经学发达的时代，欧阳修置身其中，其重要贡献与影响力，一直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突出表现是《易》学和《诗》学。《易》学的代表作是《易童子问》，论述以《易经》为正，而怀疑《系辞》。《易经》是孔子作，“其言愈简，其义愈深”，而《系辞》《文言》则意思前后重出，相互抵牾，其说自相乖戾，彼此矛盾，故而不是孔子所作。在《易》学史上，欧阳修是非《系辞》的第一人，并且论述较为完备，开了宋代疑古从疑经开始的风气。《诗》学的代表作是《诗本义》十五卷，其体例是不录经文，皆作论体。主要论《诗序》及毛、郑是非，讲述诗篇大旨。这部著作，与以前《诗经》章句注疏之学完全不同，开宋人以己意说《诗》之端。其后新说日出，旧义渐微，实际上是欧阳修打开《诗经》学研究的新局面。  2.史学  欧阳修史学方面的代表作是《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新唐书》是欧阳修与宋祁、范镇、吕夏卿合撰的著作，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其书初成时呈宋仁宗审阅。仁宗觉得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令欧阳修删改修饰。欧阳修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没有修改。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说：“旧例修书止著高官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于我为先辈，且于此书用力久且深，何可没也。’遂于纪传备著之。宋公感其退逊。”这两件事说明欧阳修学术上的坚守和谦逊。《新五代史》是欧阳修所撰的一部私修正史，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提倡“春秋笔法”，将作者的意见贯穿于历史的叙述当中；二是设立类传，如《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欧阳修是大古文家，《新五代史》是一人所撰，故而文学才能在史学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3.金石学  《宋史·欧阳修传》记载：“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欧阳修的生活一直与金石学联系在一起，他在跋《唐孔子庙堂碑》时说：“余为童儿时，尝得此碑以学书，当时刻画完好。后二十余年复得斯本，则残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终敝，虽金石之坚不能自久，于是始欲集录前世之遗文而藏之。殆今盖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谓富哉！”可以说欧阳修一生的生活，是与收集金石联系在一起的，故而《集古录》成为金石学开山之作。欧阳修的日常生活  欧阳修在《六一居士传》中说：“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他的政治生活是规则的，而他的日常生活则是艺术的，也是丰富多彩的。有关金石、藏书，上面已经述及，这里再讲一下欧阳修的琴、棋、酒。  1.琴  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称“有琴一张”，成为生活的重要部分。他的《三琴记》说：“吾家三琴，其一传为张越琴，其一传为楼则琴，其一传为雷氏琴……其一金徽，其一石徽，其一玉徽。”三琴都是著名的古琴。“尤爱《小流水曲》。平生患难，南北奔驰，琴曲率皆废忘，独《流水》一曲，梦寝不忘，今老矣，犹时时能作之。其它不过数小调弄，足以自娱。”他的诗作有《江上弹琴》《弹琴效贾岛体》《赠无为李道士二首》，文有《三琴记》《试笔琴枕说》。在这些诗文当中，后人可以看出，琴之于欧阳修，不仅有养心功能，还有养生功能。  2.棋  欧阳修热衷于棋，其《刘秀才宅对弈》诗说：“六著比犀鸣博胜，百娇柘矢捧壶空。解衣对子欢何极，玉井移阴下翠桐。”这是欧阳修对弈的情景。欧阳修《新开棋轩呈元珍表臣》诗：“竹树日已滋，轩窗渐幽兴。人间与世远，鸟语知境静。春光霭欲布，山色寒尚映。独收万籁心，于此一枰竞。”这是开轩下棋的环境。有关弈棋欢乐之事，欧阳修还经常回忆，他在《集古录跋尾》卷九中说：“六人皆知名士也。时余在翰林，以孟飨致斋《唐书》局中，六人者相与饮弈欢然，终日而去。盖一时之盛集也。”这一段是回忆担任翰林学士时与吴奎、刘敞等六人相与饮弈的情况，盛集弈棋，为人生的一大乐趣。  3.酒  欧阳修与酒的关系最为密切，他自号“醉翁”，就是他将酒融入人生、融入生命的见证。他在《醉翁亭记》中说：“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是欧阳修与酒关系的夫子自道。他的作品中到处有酒，词作《渔家傲》：“酒阑莫遣笙歌放。此去青春都一饷。”《浪淘沙》：“花外倒金翘。饮散无憀。柔桑蔽日柳迷条。此地年时曾一醉，还是春朝。”酒盏、笙歌、青春都与酒相互连接在一起，通过酒而及时行乐，是欧阳修人生的重要部分。近年发现的欧阳修佚简96封中，有一封说：“前日饮酒殊欢，遂至过量，醉中不能相别，还家遽已颓然。小儿生六七岁者，未识乃翁醉，皆惊呼戏笑之。凌晨食肝生，颇觉当年情味犹在，但老不任酒力矣。”这是欧阳修记述酒与日常生活的生动文字，也因为爱酒之心，影响其性格，铸造成风格。因为与酒的关系，使得他在失意贬谪的时候，也能够保持心理的平衡。欧阳修的文学生活  欧阳修在诗、文、词等各个方面成就都很高，在讲座中我们有所侧重，这里重点讲其词。  顾随《驼庵词话》卷五云：“宋代之文、诗、词，皆奠自六一，文改骈为散，诗清新，词开苏、辛……欧则奠定宋词之基础。盖以文学不朽论之，欧之作在词，不在诗文。”在词的发展历史上，欧阳修堪称一位继往开来的领袖人物。他虽以余事作词，但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诗文与其政治活动紧密相连，而词则有所不同，往往是个人生活与情感的流露。  1.将写词作为闲暇之余的游乐活动  他最著名的组词《采桑子》就是这样的典型，这组词吟咏颍州西湖，篇首《西湖念语》交代作词缘起：“况西湖之胜概，擅东颍之佳名。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这里的“薄伎”是指写作词和演奏词，“聊佐清欢”则说明了词的演唱功用和效果。词所表现的是欧阳修官场以外的一种生活状态。这组《采桑子》词，并非一时所作，但可以连缀起来，作为联章歌唱，以“聊佐清欢”。如其中两首：  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   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  平生为爱西湖好，来拥朱轮。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  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  前一首描写西湖风光，表现词人游赏时心与物游的精神境界。后一首抒发二十年后重归西湖的感受，既有富贵如云之叹，又有物是人非之感，更有家国乡园之思。这些词是欧阳修生活的表现，也是情感的流露，并在友朋聚会时让歌伎们配乐歌唱，以增添游赏的兴致与欢乐的氛围，这是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士大夫日常生活情态的一种展现。  词由于演唱的因素，宋代词人与歌妓的关系也就非常复杂，由词而产生的有关欧阳修的诗酒风流之事也就常见于文献记载。如宋钱世昭《钱氏私志》载：  欧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钱惟演）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即《临江仙》），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钗，戒欧当少戢。  这一记载说明，北宋词产生的背景是筵席上的轻歌曼舞。酒筵上自由放浪的气氛下，为了娱乐效果，宋初的文人词往往掺杂着樽酒娱宾的成分，并以艳词作为重要的内容。欧阳修在政治生活之外，醉心于这种欢畅热闹的娱乐，他也毫不辜负这类信笔骋才的场合，以致为其政敌所利用而作为政治攻击的对象。北宋词史上很少有文士出身的词人像欧阳修一样因为写作艳词而遭受诟病与调侃，也很少有词人能像欧阳修一样拥有为数众多且层出不穷的辩护者。  2.欧词表现的真实情感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将别洛阳在离筵之上撰写的这首《玉楼春》词，正是欧阳修心声的迸发。顾随《驼庵词话》称：“‘恨’是由于‘情痴’，于‘风月’无关，即使无风月也一样恨。”欧阳修的词，无论是写人，写虫鸟，写山水，都一样的用情，情的蕴涵，情的流露，是其词的生命力所在。他没有为作词而作词故弄技巧的地方，也没有为言情而言情无病呻吟之处，他以风流自命，甘为“情痴”，这是欧词情感底蕴最为真切也是最为生动的一个侧面。且看下列词句：  青门柳色随人远，望欲断时肠已断。洛城春色待君来，莫道落花飞似霰。（《玉楼春》）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踏莎行》）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朝中措》）  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临江仙》）  《玉楼春》见柳色而思归故土，是写乡情；《踏莎行》在春色中却远别佳人，是写离情；《朝中措》挥洒为文，尽情饮酒，人至暮年而思及时行乐，是写豪情；《临江仙》忆及当年进士及第，意气风发，而今天涯远隔，沉沦下僚，人生慨叹，莫过于此，是写愁情。欧阳修的词，无论何种题材，何种格调，无一例外地都有着“情痴”的表现。  3.欧词的情感表达具有伤感加热烈的特点  较诗而言，词是锐感灵心的细腻表达，因而总体上以伤感为基调。词人要凸显自己的个性，就不能仅局限于伤感方面，而要力求在伤感的基调上呈现创新。顾随《驼庵词话》卷五云：“冯延巳、大晏、六一，三人作风极相似，而又个性极强，绝不相同。如大晏多蕴藉，冯便绝无此种词。惟三人伤感词相近。其实其伤感亦各不同：冯之伤感沉着（伤感易轻浮）；大晏的伤感是凄绝，如秋天红叶；六一的伤感是热烈（伤感原是凄凉，而欧是热烈）。”这里点出了欧阳修词的最大特点是热烈，确实抓住了欧词的精髓。伤感和热烈本是两个范畴的情感，却在欧阳修词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这在中国词史上是较为独特的现象。  对酒追欢莫负春。春光归去可饶人。昨日红芳今绿树。已暮。残花飞絮两纷纷。  粉面丽姝歌窈窕。清妙。樽前信任醉醺醺。不是狂心贪燕乐。自觉。年来白发满头新。  ——《定风波》  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  白发戴花君莫笑，六幺催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樽前。  ——《浣溪沙》  清明上巳西湖好，满目繁华。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钿车。  游人日暮相将去，醒醉喧哗。路转堤斜。直到城头总是花。  ——《采桑子》  前面两首的总体基调是够伤感的了。《定风波》一首，昨日红芳今日变为绿树，只有残花飞絮伴随着将逝的残春，作者惊呼，不要辜负青春，而须对酒追欢，他一面欣赏“粉面丽姝歌窈窕”，一面“樽前信任醉醺醺”，无论是景物还是情感都是动态的，都是热烈的。《浣溪沙》一首，写垂暮之年而游览西湖，面对美景也非常伤感，但作者既目击拍堤春水，又观赏岸上秋千，由此激发童真之趣、行乐之思，故而“白发戴花”“六幺催拍”、频繁传盏，这样的情怀仍然是热烈的。《采桑子》一首则基调与情怀都是热烈的，热烈到了“满目繁华”“醒醉喧哗”，即使是回来的傍晚，经过了“路转溪斜”，见到的仍是满路繁花。  欧阳修词的好处，就在于热烈，伤感加热烈。伤感是秋天，而热烈既不是秋天，又不是春天，而是夏天，但欧词却又能给人以春天的清新。其主流是夏天，而又融合了春天和秋天的情怀。故而欧词在北宋初期词坛最为杰出，与晏殊相比，晏殊仅有伤感而无热烈，故显得衰飒，其于宋词的推进，当然不如欧阳修。宋代士大夫生活举例  欧阳修之外，我们再选取晏殊和苏轼作为实例谈谈他们的生活。欧阳修的词与晏殊并称“晏欧”，晏殊对于欧阳修有知遇之情，又作为官场同僚、文坛巨擘影响着宋代政治的走向和文学的发展。苏轼是欧阳修的弟子，一生都在追慕欧阳修，为人、为学、为文都以欧阳修作为楷模，文学上同作为“唐宋八大家”的领袖，并称“欧苏”。  1.晏殊  晏殊也是宋初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他的生活看起来虽然没有欧阳修丰富，但其政治生活与文学生活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晏殊自幼能文，真宗景德初，他还是十三四岁的少年，因张知白推荐，以神童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仁宗时位至宰相，他执政时在人才的识别与汲引上，是很值得重视的。因此也被称为贤相。晏殊一生，遍历华要，掌管朝廷政务、军事、财政、监察等最高机关职务，位高望隆。北宋的政治革新与文学革新，与他有极大的关系。主张新政的代表人物范仲淹，核心成员富弼，以及欧阳修等人，或为其门生，或为其爱婿，尤其是思想政治主张上的相近，聚合为一股进步的政治势力。随着晏殊的罢相，新政也随之消亡了。  晏殊的政治生活是平淡的，规则的，他的家庭生活是多样的、艺术的。他的许多小词，就产生在政治生活以外酒后歌残的环境里，大多是流连光景、抒写个人情怀和表现游乐生活的作品，格调婉约柔媚。他的词，善于捕捉瞬间情景，并且通过锤炼语言，将情景表现得十分深细。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外离愁三月雨”，“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都是运用清新的笔调，写出动人的形象。叶梦得《避署录话》卷上说他“惟喜宾客，未尝日不燕饮”，而且每宴饮都有“歌乐相佐”，就是他日常生活艺术性的记实。而参与宴饮的文人，也常常作词让歌女演唱。这与欧阳修词产生的背景是异曲同工的。  2.苏轼  苏轼在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中了进士第二名。欧阳修以其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轼始具草，文义粲然。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诰。后来得直史馆。熙宁时期，王安石推行变法，苏轼与王安石思想存在分歧，自觉朝廷难于立足，遂请求外任，担任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又知湖州。在湖州时无端被谤，遭逢“乌台诗案”，受到逮捕下狱。出狱后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贬谪黄州。于黄州垦荒种田，躬耕陇亩，自号东坡居士。元祐元年（1086），苏轼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在朝四年，主持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选拔毕仲游、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任馆职，后又荐举秦观、陈师道等调京，一时才士毕集，相互酬唱，成为文坛盟主，其所擢拔之人，都斐然有声，称为“苏门学士”“元祐词人”。此时苏轼和旧派发生矛盾，觉得在朝难以立足，故而求做外官。元祐四年（1089）三月，出知杭州。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轼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不久被派知颍州。次年二月改知扬州。不到半年又召回汴京。元祐八年（1093）秋出知定州。绍圣元年（1094）四月，章惇、吕惠卿、曾布、蔡京等报复元祐旧臣，诬陷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贬知英州，又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宽赦元祐旧臣，苏轼始得内迁，海南父老携酒馔送行，“执手涕泣而去”。建中靖国元年（1101），北归至常州，于船上染病。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常州孙氏宅院之中。  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他的政治生涯起伏不定，日常生活丰富多姿，文学成就登峰造极。他的政治起伏也造成了他思想很复杂，儒家的思想、庄子的哲学、佛家的解脱、陶潜的诗理，都能有机地融合。他的思想也影响了他的生活。他胸襟开阔，气量恢宏，以顺处逆，以理化情，形成豪爽明朗的性格、达观快乐的人生观和文学上豪放不羁的风格。作为北宋文人的代表，苏轼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作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四大家”。我们阅读他的作品，如“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江城子》），都能够纵情放笔，气概豪迈，表现出超逸绝尘的性格和旷达乐观的情怀。结语  欧阳修的生活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最有代表性，他的政治生活是规则的，他的学术生活是充实的，他的日常生活是适性的，他的文学生活是真诚的。他的生活从早年到晚年，各个阶段也会有所不同。他自称“六一居士”的六一，着重是他晚年的生活。  我认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大多可以从欧阳修的身上找到影子，但较少有欧阳修这样全面的人生。比如晏殊是欧阳修的老师，他在政治生活和文学生活方面与欧阳修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但没有欧阳修那样的起伏动荡。再如苏轼是欧阳修的学生，政治生活的起伏过于欧阳修，心理的平衡也受到欧阳修的影响。但无论是晏殊还是苏轼，虽然也都有学术上的贡献，但与欧阳修相较则有较大距离，而另外的文人宋祁、司马光在学术上有较大的贡献，但其他方面却没有欧阳修那么丰富。来源：光明日报  

　　在西南交通大学的家庭探访活动中，四川省都江堰市万汇学校的2名学生在练琴。　　北京语言大学主讲老师熊湘懿（左）带领北语附小的同学在故宫直播。　　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培优”项目课堂中，英国学员在展示“汉服鉴赏与绘画”作品。　　北京语言大学中外教师直播探访位于北京前门的一家书店。　　日前，“汉语桥”英国“中文培优”项目学生线上夏令营闭营。　　图为夏令营期间，英国学生在上课。　　为期两周、1500余名英国中学生参加的“汉语桥”英国“中文培优”项目学生线上夏令营日前闭营。其间，分布在11个中国城市的16所中方院校围绕“熊猫与动物园”“运动与现代生活”“校园生活”“历史与文化遗产”四个主题，为英国学员提供了直播授课、视频游览、民俗体验、音乐晚会、家庭参访等多样化的中文教学形式和文化体验。　　“在线学习安排密集，学生有机会、有时间进行专注的互动式学习。他们非常喜欢和中国同龄人交流，与中国人说中文时也非常兴奋，这为学生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有效窗口，让他们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有了更直接的体验。”参与该项目的一所英国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领略中国城市独特风采　　城市探访直播活动是本次线上夏令营的重头戏，受到不少英国学生的青睐。　　夏令营开营第二天，在直播视频中，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重庆靓丽登场，灵动秀丽的山城美景映入大家眼帘。跟随主持人的脚步，热辣的火锅、诱人的串串、喷香的小面等一一亮相，让学员们直呼，“一定要早日到中国品尝美食”。　　领略过重庆的独特美景，学员们跟随浙江师范大学的主持人，线上“云游”杭州——欣赏中国茶艺并与英国的茶文化进行对比；到实体直播间一探主播风采并了解其运作模式。融汇了古老与现代气息的杭州，不仅给学员们留下深刻印象，还让其发出“迫不及待地想要到中国”的感叹。　　“云游”的脚步不停，当巧夺天工的铜车马、闻名世界的兵马俑等出现在直播视频中时，学员们在未来中国城市游览计划中，再添一城——西安。在40分钟的主题直播中，主持人带领英国学员云游了西安城墙、永兴坊、兵马俑、长安十二时辰和大唐不夜城等名胜古迹和知名景点，让大家领略了西安作为古都的厚重与繁华。　　北京是此次夏令营城市探访直播活动的最后一站。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主持人从文化入手，带领学员们沿着中轴线走近北京，从永定门到正阳门，从天安门到景山……大家直言感受到了北京的历史魅力和勃勃生机。　　在镜头中展现出不同特色的中国城市，让远在英国的学员立体、直观地了解了中国，感受到了现代与传统相融的独特魅力。正如一名学员所言：“‘云游’中国活动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文的理解，还让我们近距离走近了中国。”　　不少学员也纷纷在直播现场留言，表达“想到中国看看”的愿望：“我们爱中文，爱中国人，希望能到中国实地看看。”　　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　　在此次夏令营活动中，中文教学无疑是重点。参与的各所中方院校都组织了优秀的教师团队，将中文教学和中国文化教学结合起来。通过两周的沉浸式学习，英国学生不仅对中文产生了浓厚兴趣，还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了解，更是通过中文听说练习提升了中文交际能力。　　在“中文诗歌与节日习俗”文化活动课上，作为“汉语桥”英国“中文培优”项目的参与院校，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聚焦中秋佳节，从“圆”的形状出发，带领学员了解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来历与习俗并向其介绍各式各样的月饼。英国学员纷纷表示，第一次知道月饼有如此多的口味可供选择，也了解了中秋节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今年是云南师范大学第二次参加英国“中文培优”项目，该校国际汉语教育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学院着力打造全方位沉浸式语言+文化线上体验，希望通过多元互动的丰富活动，让英国学员提升语言技能，开拓文化视野。　　在云南师范大学举行的结营典礼上，来自3所英国学校的学生代表表示，跟着中国老师和语伴一起学习讨论，提升了自己的中文水平，增进了对中文、中国的认识。这也是不少参加夏令营的学员的共识，很多学员在结营后能用中文表达自己入营两周的收获更是有力佐证。　　感受真实、立体、生动的中国　　2016年9月，英国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中文教学项目“中文培优”项目（MEP），支持英格兰中学中文教学，并确立了明确的培养计划。到目前为止，已培养了不少优秀中文人才。作为该项目的重要环节，每年参与该项目的学生会在掌握一定中文基础后，参加访华夏令营进行集中研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1年的夏令营通过线上平台举办，今年仍延续了线上模式。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在今年夏令营开幕式的视频致辞中表示，帮助两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学习对方的语言，一直是两国教育领域的重点工作之一，希望英国学生通过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过去、读懂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与参加夏令营的中国学生分享成长经历、建立真挚友谊，并在合适的时候到中国实地感受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中国。　　虽然只有短短两周时间，但参加夏令营的学员表示收获满满。一笔一画书写汉字，一词一句练习对话，制作创意百出的熊猫折纸作品，分享屏幕两端的校园与家庭生活，唱响心灵相通的动人乐曲，探访横跨古今的中国历史名城……每一个瞬间，都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该培优项目的主办方之一，伦敦大学学院校长迈克尔·斯宾塞表示，希望参加夏令营的学员通过两周的学习，将来更喜欢学习中文，更了解中国文化，交到更多的中国朋友。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静炜表示，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在汉语水平考试（HSK）中取得好成绩，使用中文流利对话，了解、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哲学文化，成为中国与他们各自国家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使者。（张赫珈）　　（本文配图均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提供）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指明了路径。本期学术版刊发4篇文章，围绕这一主题进行阐释。　　——编 者 　　对于宇宙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丰富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宇宙观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理念，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对整个宇宙以及人与宇宙万物关系的根本看法。讲清楚天人合一的内涵和意义，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国人的宇宙观及其对当今时代的重要价值。　　关于人与宇宙的关系，中国古代不同思想家有不同主张。经过长期交流交锋，天人合一逐渐成为主流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人与宇宙的互动与和谐。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主张把对亲人的爱推及邻人、推及百姓，乃至推及万物万类。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人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以“与天地精神往来”。《周易》中的“道”，综合天道、地道、人道，其中“天地”是万物之母，一切皆由其“生生”而来，“生生”是“天地”内在的创生力量。天道、地道、人道既是一个不断创生的系统，也是一个各类物种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这就从自然规律的角度阐释了天人合一如何可能的问题。此后，宋代理学家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即百姓是我的同胞，自然万物都是我们的兄弟，倡导要爱人类，也要爱自然万物。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认为人的仁心仁性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要把爱给予他人和万物，使爱具有遍布于人与万物的普遍性。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一体之仁”说，把人所具有的仁爱之心由“爱人”扩展到“爱物”，从而把人与天地万物有机结合起来。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从万物相互联系出发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观点，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人不是孤零零的存在，人与草木、鸟兽、山水、沙石同在。按照这样的宇宙观，人与天地万物属于同一个大的生命共同体，这样就把人类的生存与宇宙万物的生存联系起来。当然，讲天人合一，并非把天与人直接等同起来。很多思想家认为天是天、人是人，天人合一是有区别的统一。例如，战国末期的荀子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即自然有自然的规律。他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即认识到天与人的职守不同；强调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唐代刘禹锡认为：“天与人交相胜耳”。柳宗元则强调，天与人“其事各行不相预”，即天与人各有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彼此作用不可相互取代。可见，中国古人在讲天人合一时，也包含“天人相分”的意思，即有分有合、先分后合。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生存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这一理念与西方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截然不同。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认为人是主体，人以外的生命和自然界均为客体，是人认识、利用和改造的对象。受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影响，人类自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建立在对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同源的体悟之上，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共存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倡导人们对自然万物持有仁爱之心，将天地万物视作同自己紧密相连的存在，从而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提供了重要价值论参考。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不存在所谓绝对独立存在的客观自然，自然不是外在于人的“他者”。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是共存关系，相即相容、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共同维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提供了重要关系论参考。此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还明确了人对于天地万物的责任和义务，为人的行为划定了红线，强调人类应当善待自然，按照自然规律活动，对自然心存敬畏，对自然资源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维护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寻求永续发展之路提供了重要实践论启示。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智慧，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来源：人民日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广大文艺工作者应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不少高校艺术人才培养重动手实践之“术”、轻思考明理之“学”——老师们希望学生尽快掌握创作技巧，并在艺术实践中发挥直接作用，却忽视了文化积累对于艺术创作和艺术研究的深远意义。重“术”轻“学”导致一些艺术从业者文化素养不高，不仅限制了他们个人事业的发展，也对整个行业造成不利影响。比如，很多演员在表演中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句苏轼《明月几时有》的词时，完全是陈述语气。可这句话分明是苏轼对时间的思索和对青天的追问，无疑应该是问句。再比如，表达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的“一夜鱼龙舞”时，很多演员把眼睛望向水里和空中，说“看到了鱼在水里游，龙在天上飞”，可这里的“鱼龙”指的是鱼灯和龙灯，描写的是元宵夜众人耍灯的场面，表达的是古代人们的狂欢。还有一些创作人员，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和敬畏，创作出的作品严重脱离史实，甚至架空历史、歪曲历史，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陷阱。凡此种种，皆跟文艺行业从业者在接受艺术教育过程中，把时间和精力多用于对创作技巧的学习而忽视文化积累有关。  要想解决文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全面提升文艺工作者的素质，而要全面提升文艺工作者的素质，则应从艺术教育这个“根子”抓起。因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等艺术教育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近年来，由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课程力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等艺术教育融为一体，用实际行动探索破解艺术人才培养“术”与“学”相脱节的难题。经过多年探索，《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课程成效初显，引发业界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开始参与这门课的讲授。这对于高校艺术教育破解重“术”轻“学”难题具有启示意义。  课程体系的构建，会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就艺术创作而言，艺术始终与求道、明道紧密相关。有“东方黑格尔”之称的晚清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艺者，道之形也。”对高校艺术专业的学生而言，若只看到“器”的价值，而看不到“道”的意义，敬畏学术便无从谈起，艺术之路也很难行稳致远。  《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面向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类全科博士生开设。课程内容涵盖易、儒、释、道、唐诗、宋词、宋明理学、古代戏曲等国学经典，以美学为隐线，勾勒出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的宏阔气象，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不同面向的研学之窗。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原汁原味、回归原典的讲授方式，赋予了课程敦厚雅致的品格。通过学习这门课程，学生们培养了“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品性情怀，涵养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气度修养，进而为承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担当做好准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大量塑造理想人格、建设社会秩序、构建礼仪道德、塑造国政民风的内容，这些共同构筑起学生们的精神家园，能够在学生们未来的艺术之路上支撑起他们德艺双修、以德为先、以德养艺的价值追求。  回归原典，绝不意味着故步自封，而是要“自出精意，自辟性灵,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为此，《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每节课上，授课老师都会给学生留一定的提问交流时间。在这一环节，学生们往往能够摆脱现有研究的束缚，转而根据自己的专长、兴趣、经历，联系个人听课的体悟，结合当代审美追求，敞开心扉、提出问题、深入交流。例如，在一次关于民间文艺的课上，一名来自影视专业的博士生反映，她在做中国偶动画的民族化研究时受到质疑，有人跟她说：“业界最热门的是数字动画研究，你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那位博士生曾有过动摇，但通过学习民间文艺课程，她认识到自己的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坚定了信心，并通过与授课教师的交流，进一步拓展了研究思路。  新时代，建构新型学科关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等艺术教育真正融为一体，不仅是满足当下文艺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还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时代要求。高等艺术教育要承担起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使命，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在多元文化思潮的激荡中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夯实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和美学基础，培养出更多植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教育、理论评论与创作人才，续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来源：光明日报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这里孔子所说的“成人”，也可以解释为全人，也可以说是人世间的全才。子路问怎样才是全才，孔子说，要求一个全才太难：第一个是智慧，像臧武仲，这位鲁国的大夫，智慧高，知识渊博。其次要像孟公绰的清心寡欲，什么都不要，本身非常清高、廉洁。光是有清廉的德操，智慧的修养，还是不够，还要有勇，如卞庄子。卞庄刺虎，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当然不止是打老虎的勇敢，主要在有决心、决断，需要牺牲的时候就敢于牺牲的大勇。就是有了智慧、清廉、勇敢还不够，还要有冉求之艺，文学艺术的境界，样样才能都会。这四个人的优点：高度的智慧；道德的涵养，没有私欲，没有火气，心平气和；品德好的人，往往有点像废人一样，所以又要加上勇敢、决断、侠义的精神，这样还不能算是全才或全人，还要加上文艺境界，与高度的礼教修养，这样几个条件合拢来，就可以为成人了。这该多难!但是要注意，原文“亦”字用在这里的重要意义，孔子说了如此等等，还是用了一个“亦可以为成人矣”的“亦”字。由此可知他认为还并没有完全到达理想中成人的那个程度。读到这段书，我们要记住，这一段孔子所提出的，可说是讲国家大才的标准，也可说是讲中国文化，讲人格教育修养的标准。但是孔子所要求的太高了，然后自己转了一个弯，对子路说，时代不同了，不一定要把我这个观念拿来做标准。现在只要做到“见利思义”，看见对自己有利的事，能多考虑一下义的方面。义就是宜，看看这个利是不是合理、合情、合法。“见危授命”，既然身为负责人，为大家做事，要能做到临危时，接受任命，为达成任务，宁可牺牲自己。甚至交朋友也能如此。还有平时所说出的话，不管经过多少时间的考验，何等环境的考验，纵然过了很久很久，都能言行一致，说得到的一定做得到。有了这几点，在这个时代里，已经是了不起的人才了，何必要求太高呢？我们拿“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这句话，看现在的社会，有时很好笑，发表任何政见时，要如何如何，一旦到那个位置以后，所说的话都不见得兑现了，哪里能够做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看现代可以证历史，看历史可以懂现代，如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我们说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孔子当时社会风气也一样不好。有些同学到外国留学回来，开口就是外国如何如何好，我就告诉他们，古今中外都是一例，没有外国如何好，中国如何坏。以贪污来说，美国有许多地方，贪污得更厉害。外国人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十几年以前有些年轻同学去美国留学，我制了棉被送给他们带去。有位外交官说太落伍，在美国用不着。可是这个同学因为是老师制赠的，还是带了去。我又要他们带了些宫灯之类的小礼物去，要他们保持中国的礼貌，逢年过节时要对老师表示敬意。他们也曾说外国人不喜欢这一套，后来两样都对。圣诞节去向老师行个礼，送一盏小宫灯聊表敬意，说明是中国礼貌，外国老师高兴得不得了，说所教的各国学生，只有中国学生最好，最有礼貌。至于棉被，碰到冬天停电，大家冻得要命，而他们穿棉袄，盖棉被最舒服，这都是中国文化。因此也了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人，感情思想是一样的，绝对没有两样，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处理一件事，要注意到古今中外，包括未来的时代，人情世故是一样的。纵然观念两样，其实原则还是一样，换一个角度讲就通了。譬如说某件事在道德上不通，有些外国人不会理解，说成没有价值，他马上赞同这句话。不过把道德与价值两个名词换用了一下而已。因此，我们教育子弟，不管什么时代，中国文化的人格标准，绝对是高的，绝对是对的。我们现代的人格教育，能够使每一个人，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二条“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就很了不起。再讲一步，如果能够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一条，集智慧、人品、胆识、才艺于一身的人，那就太难得了。——《论语别裁》东方出版社

编者按： 孩子从小学习文言文，打好文字基础，并运用经史合参的方法，读诵中国典籍，可以熟悉祖国的深厚文化传统，更能建立一生做人做事的准则。适逢世界读书日，我们分列中国文字、中国经典与中国历史三个主题，选编南怀瑾先生再三推荐的相关书目，以供读者参考。01 中国文字《幼学琼林》《千字文》我们祖先，晓得人类的语言，三十年一变，如果用白话文把古文记下来，到现在五千年，这个书是没有办法读了!所以把语、文分开，把语言变成一种文字。因此我们五千年的文化，用古文保留下来，只要学两年的功夫，一个孩子学通了中国文字，就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个文化一下就懂了。 ——《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东方出版社 有一本书《幼学琼林》，你们国学院的同学们要特别注意，你把这一本书会背的话，什么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经济，你大概会知道了。都是很有韵律的文章，要朗诵，要念出来，要会背，全部都背做不到，就背一些重要段落章句。《幼学琼林》的编者是四川西昌人，这些人都是默默无闻的。古人著书不是希望赚钱，不是希望版权，他希望把自己的心血传留给后面的人。不像现在的人，到处向钱看，看到钱，魂都掉了，读书人人品都没有了。古人不是这样，这些人贡献多大啊！——《漫谈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在中国文化方面，我想你们的底子也不一定扎实的，这还是客气话。你们可以趁着在这里教书时，专读一本书，《幼学琼林》，而且要读下面的小字。这一本书全部读完，你们的国文就有扎实的基础了。 ——《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东方出版社 说到古文，大家说：怎么那么难读?其实不然，我记得我只花了半年时间，已经把它弄懂了，后来学外文也是从这个方法来。当然，我不喜欢外文，喜欢中文啦!只注重中文，特别喜欢!中文只要学一千多个字，最好是读一本《千字文》。 这个《千字文》，你们大家知道的，要会背……大家知道《千字文》的来源吗?是梁武帝的时候，一个叫周兴嗣的大臣写的。梁武帝是无锡常州一带的人，这个江苏常州这一带啊，历史上出了十几个皇帝了。 传说周兴嗣有一天犯了错误，梁武帝气得要杀他，可是实在是不忍心杀他。所以把他关起来，罚他一夜之间，用一千个不同的中国字，把中国文化的纲要，写一本书出来；拿我们现在讲叫“上纲”了啊!他就一夜之间，用一千个不同的中国字，把文化系统，由哲学、宗教、科学、人文、经济、政治，什么都包含进去了，写成了《千字文》。第二天，房门一打开，周兴嗣须眉一夜之间全白了。梁武帝一看《千字文》，服气了，说算了算了，不要杀你了，一切都照旧。《千字文》就是这样来的。 假定现在把《千字文》念懂了，再加上自己多用一些工夫认字，你读古书就很简单了。古书读会了，读中文其他什么政治、经济，那就看小说一样看了。我们当年读书的方法，习惯是这样来的，书是“读”的。所以我主张读书，今天给你们做一个贡献。   ——《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东方出版社 02 中国经典四书现在都晓得古代人教《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百家姓》等等，其实不一定，像《千字文》等等还是很普通的。对于乡下那些孩子先学会认字来读的，真正准备读书的，还不一定从《三字经》《千字文》开始，真正的入手，或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从宋朝所编的四书入手。这里头有个道理，《三字经》《千字文》这些，一方面教你认字，一方面是好玩，三个字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那个好玩，又容易念。但是这样在家塾教书，一个孩子一天读得了四句，不过只会念念，要会写都很困难。大部分这些孩子，读完《三字经》《百家姓》，据我所知道，长大一点什么都忘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都是白读的。真正要读书的孩子，老师和父母就选择了，先读《大学》《中庸》《孟子》，《论语》还是其次的。为什么呢？像他们现在测验下来，幼儿园的学生背《大学》很快，个把礼拜就会了，叫幼儿园学生背《三字经》就很困难，这是他们集中告诉我的数据说，到了小学背《三字经》《千字文》快，但是背《大学》就困难。这有道理。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大学》《中庸》《孟子》《论语》的文章，我常常讲，这些是代表中国上古齐鲁的文化，北方的文化，也就是中国文化真正重镇，东汉以后是属儒家的文化，文字非常美，而每个字都不浪费，而且态度很文雅，文章的气势，背了以后慢慢会启发人的思想，这是齐鲁文化的特点。 因此中国孩子们开始准备向读书这条路，乃至求得功名、做官，贡献于国家的人，多半是先读《大学》《中庸》《孟子》。这些文章一背来了以后，开始老师们也不大讲解，所以我当时问老师这是什么意思，老师说：“不要多问，去背，将来长大了会知道。”我对这个答复，非常反感，心里想大概这老师自己也不懂。后来我长大了，晓得这老师的教育，传统这个办法是对的。如果他当时讲了以后，你不过认识几个字，只懂了一点点意思。其实每一句话的内涵太多了，等你长大人生的经验多了，背出来以后，启发很多思想，很多道理，所以要儿童先从《大学》《中庸》背诵来，跟着你人生的历程，长大对人处事有经验，自己因为背来，不用思想，会自然启发悟到很多道理。不像你们现在背书，不叫作背书，叫作强记，勉强记下来的。若是背来，脑筋都不用，自然就出口了。像我的习惯，有时候跟你们讲话，一边讲话一边背来的东西就出来了。你们去考试，看了题目，因现在都是强记的，拼命想，结果考完试屁用都没有。——《南怀瑾先生关于经典诵读的漫谈》 03 中国历史《纲鉴易知录》 我十二岁一个人在山上庙子里读书，不是读《资治通鉴》，是读《纲鉴易知录》，一年两个月当中已经读了三遍，基础打稳了，所以对历史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注意，而历史与文化是整体的。 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你们许多人在大学里也读历史，你问要看哪一个教授写的，我不加意见。有些人看中国经济史、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学史……我就笑了，看这些书等于钻牛角尖，没有全盘了解。因为这是一般读书人在读了历史以后，站在某个立场观点写的。真要写的话，我刚刚给你们讲的那些话，内容很多，已经有一百个博士论文的题目，又可著书变成学者了。 我们的历史，单讲正史，留下来的有二十五史，每一代的历史都有详细的记载。如果加上这一百年，成了二十六史了。清朝三百年的历史，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写成啊！譬如你们现在研究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我当年在台湾，有些文官武将在我家里听课，我住的地方一到晚上，门口两边都站满了宪兵。我鼓励他们读《资治通鉴》，但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写到唐末五代为止，因他是宋朝人，他本朝的人都还活着，没有办法写。另有一部《续资治通鉴》，是清朝毕沅（号秋帆）作的，他是太仓人，乾隆时状元，学问非常好，曾做过河南巡抚、湖广总督，他邀请一班大学者，历时二十年，编了《续资治通鉴》，从宋朝以后继续写下来，很有见解。 为什么这一些大官都注重历史？不注重历史你就不懂政治，不懂经济，也不懂商业，这些学问经验历史上都有。有人问我，我们推翻清朝到现在是九十九年，再一年就一百年了，一百年以后你看中国的前途怎么样？我说要想了解现在这个时代，你去读历史，古书上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想知道未来，要知道过去，不懂得历史你怎么晓得未来？更别谈想懂人类社会文化是怎么演变的。这是告诉大家历史的大要。 ——《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东方出版社来源：南怀瑾东方讲堂

晚年的聂先生，常常谈起师大的一些往事。记得他曾经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位教育部领导对师大学风的评价，有“师大博而厚，在厚积中创新”的说法。其实，聂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或者说他正体现了这样的学风。代代学人，薪火不尽  先生讳石樵，1927年生，2018年逝世，山东蓬莱人，1949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为新的北京师范大学，聂先生当时为四年级学生，次年毕业留校，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师。此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直至九十年代退休。  聂先生曾回忆，刚入学不久即随学校的队伍参加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开国典礼，心情无比振奋。三年后两校合并带来的变化，给聂先生的印象是深刻的。辅仁大学建校略晚，学校的规模不大，著名教授却不少。校长是史学家陈垣先生，文学院院长是余嘉锡先生，国文系主任是顾随先生，在他们的主持下，国文系的课程设置重在传统学问。到了北师大中文系，名教授同样也不少。民间文学方面有钟敬文先生，文学理论方面有黄药眠先生，外国文学方面有穆木天先生、彭慧先生，古代文学则有刘盼遂先生、李长之先生、王汝弼先生和启功先生。聂先生1953年毕业留校入古代文学教研室，教研室诸位前辈，学问各有专长，并乐于帮带年轻教师，关系十分融洽。聂先生回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刘盼遂先生、王汝弼先生和李长之先生。聂先生说：“他们对我的培养决定了我一生的学术生命。”  聂先生常常回忆起刘盼遂先生。刘先生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业师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同时又从黄季刚习《文心雕龙》，精通小学，善治诸子、文学之书，有《天问校笺》《论衡校笺》《后汉书校笺》等大著存世，是真正的“大师”级学者。聂先生记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人们讨论《胡笳十八拍》是不是蔡琰的作品，有的说真，有的说伪，刘先生的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发表，争论马上停息：刘先生的文章说，《胡笳十八拍》用的是“唐韵”。我们至今犹记得聂先生讲这段往事时的神情，语音提振，眼光闪亮。聂先生还说，刘盼遂先生当年徒步从西单来到自己挂满尿布的斗室里，与他谈生活，谈治学。谈到生活，刘先生提醒不要因生活压力耽误了治学；谈学问，刘先生强调，第一是经书，第二是史书，第三是小学，这是文史工作者学问的根，是基础，还说，清代许多大学者都治经史。刘先生还把自己收藏重了的图书送给聂先生，像图书集成局校印的二十四史，商务印书馆藏版的《资治通鉴》《十三经注疏》等五六种珍贵典籍，都是刘先生曾用过的，上面还留有他的墨迹。五十年代，《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很有影响力，这份副刊就发表过刘先生与聂先生合写的文章，聂先生也因此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这就是师大的老师，他们先进带后学，就是这样尽心竭力！  对刘盼遂先生，聂先生一生怀有拳拳之心。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聂先生一边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一边以一己之力搜集整理刘盼遂先生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整理出版了《刘盼遂文集》。说到刘先生晚年的悲惨遭遇，聂先生又有无尽的哀伤。  王汝弼先生曾师从钱玄同、高步瀛、黎锦熙诸先生，主要承袭高步瀛的治学道径，长于对古书的笺释。说到高步瀛先生，聂先生认为他最重要的著述是《文选李注义疏》。我们也是从聂先生这里听说，当年鲁迅先生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选学”那一句，指的就是高步瀛先生。其实，鲁迅的骂，主要针对的是他们的政治立场，而“选学”之骂，反而“骂”出了高步瀛先生的学术擅长。高步瀛先生治学“采摘宏富，剖判入微”，王汝弼先生继承来了这样的长处。聂先生说自己注释李商隐的诗，就是受王汝弼先生的影响，间接地也是受高步瀛影响。聂先生注解的李商隐诗，出版时书名为《玉溪生诗醇》，王先生除了注解一些诗篇外，还帮助他润色稿件，对稿子中的有关词语、典故做过修润和加工。书初版时，王先生已经去世，聂先生还是郑重其事地将王先生署名为第一作者。  “我不动情感是不能写作的。”这是聂先生回忆的李长之先生的话。聂先生说，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和他的新中国最早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略稿》都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影响。  聂先生与启功先生晚年的友谊也是一段佳话。谈起与启功先生的关系，聂先生常说的话是：“五十年的师生啊！”启功先生去世后，王宁先生组织召开关于启功学术的讨论会，年事已高的聂先生把自己收藏多年的几页启功先生手写的稿纸交给会议，后来还印在论文集里。聂先生介绍说，当年曾就诗词格律问题请教启功先生，启功先生就把对问题的回答写在了这几页纸上。看着那稿纸上清秀的字迹，年深日久而发黄的稿纸，人们关注更多的可能不再是纸上内容，而是这纸上年深日久的情谊。百余年的师范大学，代代学人，就是这样薪火不尽。文学史家，一代通儒  聂先生的著述，搜集整理为《聂石樵文集》，共13册，20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此书来看，聂先生的学术成果既有收入《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古代诗文论集》（均与邓魁英先生合作）中的学术论文，也有《屈原论稿》《司马迁论稿》这样的专题性研究，还有《楚辞新注》《杜甫选集》（与邓魁英先生合著）、《玉溪生诗醇》（与王汝弼先生合著）等对经典的注解，再有，就是《先秦两汉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古代戏曲小说史略》这几部文学史著作。在13册《文集》之外，还有一些著述，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册，聂先生为主编，又如《诗经新注》，聂先生主编，等等。  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上，聂先生是通儒，这有他和邓魁英先生合著的《古代小说戏曲论丛》为证。现在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师，讲究分段研究、分段教学，聂先生他们那一辈就不然，作为古代文学的教师，要对文学史上下两千多年有“打通”的研习，聂先生正是这样“打通”的学者。上述聂先生的各种著述，从先秦两汉南北朝一直到元明清，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古典文学几大主要文类，他都有专深的研究，单就这一点说，也是后学的榜样。《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初版时，启功先生为之作序，其中还专门介绍说聂先生和邓先生是学术界一对贤伉。  聂先生对《楚辞》的研究兴趣始于上大学时期，后来教学，每有发现，都写成札记，积累渐多，对《楚辞》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为经典著作注解，在古代是主要的著述形式之一，所谓“我注六经”。对经典著作的专深研究，必经的路子是对经典本身的字句篇章作深细的触摸和体味，而对古老经典的研究，又像采集多年的矿井，要通过很长的巷道才能到达可以采集的掌子面。聂先生对《楚辞》的研究，对杜甫、李商隐的诗歌研究，都曾下过穿越巷道到达掌子面的大功夫。读者读《楚辞新注》，除了收获注解者的新见，还可以领略《楚辞》研究那漫长“巷道”的曲折。有了对经典作品本身深细的体会，才有《屈原论稿》的纵横议论。这两本书出版的时候，笔者还在读大学，看到当时一次“《楚辞》研究学术会议”的简报，称这两本书是“《楚辞》研究的新成果”。1982年《屈原论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著名学者、编辑家周振甫致信聂先生说：“论《离骚》作于初放汉北时，论点极为正确。就这一点说，我认为您超过一代大师鲁迅、郭沫若，一代《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说超过，指这一点说。您对于其他论述，也都见您广泛地阅读历代《楚辞》研究者的著述，博观约取，立论精辟。”后来，著名《楚辞》研究者马茂元先生在他主编的《楚辞要籍解题》中评价《屈原论稿》“善于将文、史、哲互相贯通，深入考察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汤炳正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也称赞《屈原论稿》对于屈原思想儒法之变的分析。  聂先生年轻时与王汝弼先生合作注解李商隐，王先生说既然注就要“把李义山诗注活了”，这也是聂先生注杜甫诗的追求。《杜甫选集》是他与邓魁英先生合作的。老二位在那特殊的年代属于“白专”，都是“靠边站”的，教学停止，有一段时间聂先生还为自己争取过一个烧锅炉的工作。后来邓先生让我们几位学生看家里老照片，有一张就是聂先生烧锅炉时照的，头戴一顶大棉帽子。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聂先生与邓先生一起选注杜甫。做这样的工作，聂先生后来说，本是不指望发表、出版的，只为一点精神上的寄托。以情感寄托、精神致敬的方式著述，是聂先生论著的一个特点，由此他还写了《司马迁论稿》。有一次师生谈话时，聂先生说，《史记》是字字血泪的。对这位两千年前的大文学家、大史学家，聂先生力图准确理解与评价。他曾说起司马迁在新中国学术界的评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问题争论比较激烈，分歧也比较大。聂先生说，司马迁写史，“不虚美，不隐恶”，评价司马迁，也应该这样。既要说明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哪些新思想、新问题，又要看到他的不足；既要陈述他对史学和文学等各方面的贡献，又指出他的历史局限性。聂先生说，他是注意从史学、文学统一的角度进行评价的。以历史、文学的统一关注作家，关注文学，是聂先生一以贯之的治学风范。  几十年师大老师，聂先生常教的是文学史。像我们这些九十年代师从其学习的人应该都记得，老师常常嘱咐：不要跟着那些新理论乱跑，要注意基本典籍，注意对作家作品的熟悉。我们当时心里多少有些不服气，越到后来越觉得这不是老生常谈。聂先生之所以这样嘱咐学生，源于他自己年轻时的教训。“文革”结束后，聂先生对自己讲授中国文学史的经历进行了反思，“有不胜愧悔之感”。因而，他晚年写文学史，讲究“求真”，而聂先生所谓的“真”，就是重史实、重证据，用事实说明问题，尊重文学史辩证的发展过程，不能从主观愿望、理论模式出发，更不能从某些现实需要出发，那样做并非“古为今用”，只能歪曲文学史。聂先生要写“实事求是”的文学史，要写“修辞立其诚”的文学史。  整理自己早年古代文学史各阶段的讲稿，将其提升为断代的文学史，是聂先生退休后倾力完成的工作。从《先秦两汉文学史》到《元明清小说戏曲史略》，聂先生基本把古代文学史写通了。聂先生修史，如上所说，意在“求真”，而聂先生心目中的“求真”，就是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前者表现为以下两方面：其一，对文学作品所赖以发生的时代社会环境加以重建；其二，构建同类文体之间、不同文体之间的影响关系，以便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说明一个时期某一种文学体裁、文学风格、文学流派和文人集团之形成、发展、衰落的原因，即从文化的角度切实说明某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乃历史发展之必然。后者，则表现为对作家作品的深究，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写作自己的文学史之前，聂先生归纳过已有文学史的几种写法，有的是按时代选择和排列作家作品，有的是以某种思想或美学观念为标准选择作家作品，有的则是以文体发展的线索来安排作品。聂先生选择的是后一种，认为这是考察文学源流的最老实也是最好的方法。聂先生说，1966年以前自己讲文学史，采用的是前者，一部文学史好像一部作家作品论。如此，伦理和政治的观念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样做，是跟随当时的形势走，其实是贬低了文学史的“文学性”。采取文体为本位的方式，好处是可以像刘勰《文心雕龙》所说，“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可以形成最自然、最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的史学叙述。聂先生认为，具有连续、阶段性特征的不是某些观念，而是文体自身的演变与分化，也只有文体的线索，最可以将数千年的文学史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发展的整体。聂先生写自己的文学史时，对学术界的各种探索，聂先生是肯定的，但是对一些说法，如以“人性发展”来结构文学史，聂先生表示怀疑，说，如何才能认定明清的人性观念一定比唐宋更进步呢？这就难免有些勉强了。  聂先生说，他写的文学史，为的是方便学生的学习。评论家、文学评论家撰写的文学史，偏重在综合论述，一般不重具体事实分析。聂先生写文学史更着眼于学生的接受，对作家、作品及文学史之史实、现象，重视从具体分析出发，再加以综合论述，得出恰当的评价。这样可以使学生从感性到理性，以免形成概念化倾向，影响学生对知识全面扎实的掌握，这是他长期教学工作形成的习惯。  聂先生写文学史的大框架，大体是按朝代划分的，因为每一个朝代社会政治文教等方面都会变化，而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很长一段时间是士大夫，受政治文教政策影响大。不过，一些时代的划分，还需要作具体分析。如秦在制度上与汉是一致的，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前后相承，但文学却不发达，仅有杂赋若干篇、《仙真人诗》和李斯的铭文等，是战国文风的延续，所以，他在《先秦两汉文学史》中是将秦文学归属战国文学之末的。再如，一般文学史往往将六朝文学置于建安至两晋这一系统中，往往又将隋代文学归属于唐代系统。聂先生以为这不妥。六朝从历史角度而言起于吴、东晋，而就文学史讲，刘宋时是六朝文学的开端，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六朝文学从刘宋开始。隋、唐在制度上前后相承，论文学，隋朝却是六朝文风的余绪，所以聂先生将隋朝文学附于六朝之末。  以文体为本位观察文学史变迁，聂先生的文学史有许多重要而有趣的发现。例如在《唐代文学史》中，聂先生这样说道：“盛唐诗是在对立中发展着。几乎每一时期都有两个相反的流派出现，一派偏重于对传统的体裁、诗风的继承，一派则在原有之领域中作新的开拓。如王维、孟浩然等是继承陶渊明玄言诗系统发展而来，岑参、高适等则是采用乐府形式反映社会现实，二者是对立的。又如李白是继承古诗的传统进行创作，杜甫则是重在律体之创立，二者也是对立的。这种相反的对立形势，发展到中唐，又出现韩愈等与元稹、白居易等的对立，唐代诗歌便在这种对立中发展着。”这是很有启发性的概括。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些过去在文学史论述中地位不高的作家作品，得到了重新的认识与论定。例如南朝作家沈约、徐陵、陈叔宝、江总等，在聂先生的文学史前，这些作家是被轻视的，可是这些作家在诗歌文体及语言上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所以聂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文人拟乐府”这样的题目下，讨论这些作家在诗歌主题和格律修辞方面的贡献，论定其上承两汉乐府，下开唐宋声诗的历史地位。  文学史发展必然表现为具体作品内涵形式上的变化，因而文学史写作必定伴随对具体作品的剖析取证。聂先生解读作品主要采取“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具体作品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引用大量的史料，来挖掘揭示作品真实的内涵，绝不人云亦云。例如曹植《名都篇》，学者多褒扬，认为有所讽喻，但具体讽喻的对象，则不甚了了。聂先生征引《艺文类聚》《初学记》等所记载的曹丕《答繁钦书》和《与吴质书》《典论·论文》等文献，认为《名都篇》“疑为刺丕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的诗篇。这样的例子在他的几部文学史中着实不少。聂先生写文学史，有宏观大见，那是因为他对整个古代文学历程有“打通”的研究；以文体为本位，是因有对自己多年教学的反思及对同类著述的比较；他那些对例证作品不同寻常的解读，是因为聂先生有从前辈学者那里传承下来的治学“金针”。  师大古典文学有博士点，是聂先生申请并获得国家学位部门批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聂先生开始带研究生，二十多年间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这与聂先生的学风民主有关，从论文选题到写作，他都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老师也会不断提醒学生，要读正经的书，选题也应该有可持续的研究性。另外，老师还常说，你们将来大多要做大学老师，论文选题不要太偏冷，那样不利于教学。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开题，老师把所有在读的学生召集在一起，对同学的论文提纲发表意见，这与论文开题只有教师参加是很不同的。  聂先生的研究生教学很成功，却不善于给本科生上课。给本科生上课，学问不是问题，有麻烦的是聂先生那拖泥带水的普通话。到先生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到老师家去，邓先生还跟我们讲聂先生“主席（食）吃什么”的笑话。乡音难改，正是聂先生性格的一种表现。先生为人谨慎谦和，在一些涉及原则的事情上又是倔强的。他的退休，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性子直，得罪了人。那时，我们还在读博士，《先秦两汉文学史》出版不久。可是，聂先生并未因此而放弃已经开始的文学史写作。退休了也是师大老师，有了空闲正好修史。以后，一直到耄耋之年，我们每次去老师家，都看到他在那里伏案写作。聂先生曾说，当老师的，退不退休，都是在家看书写文章。为古典文学修史，在先生，是事业，也是责任。  读先生的各种学术著作，总会被著作中的前言后语所感动。如《屈原论稿》的后语：“回首往事，在那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之时和荧荧子夜、青灯欲蕊之际，凝神沉思、染于翰墨之情景，犹历历在目。然而在这大半生的历程中，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庄子有云：‘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正道出我此时此际的心境，可谓异世共慨，千古同悲！”这样的情绪，聂先生在一般的师生交往中是从不表现的，这也使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多少有些不解。晚年在接受《文艺研究》采访时，聂先生对此做了解释：“这首先应该是身世之感吧。我少年鄙钝，不晓世事，及长负笈游学于京师，家贫不足以自给，每个假期都为学校图书馆抄录目录卡片，以求豁免学费，困厄凄苦之情难以言表。毕业之后，生活仍极清贫，可谓薄禄作无穷之祟，‘白专’结不解之仇，多受磨难，而内心抑郁，幸可寄情古人，而屈原、司马迁、杜甫、李商隐，此皆心怀愤懑而以情动人者，浸淫其间，又不能不深受感染，所以，受古代文学之忧伤气质的熏陶，也是一个原因吧。”读了这样的深度表白，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才恍然明白，原来老师对于古典，存在着这样的契悟。老师的研究，是学术的，也是生命情感的。聂先生是典型的书斋学者，宁静安详，与世无争，正所谓静水流深，深潜的研究伴随的是生命情调上的共鸣。  （作者：李山、过常宝，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