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可以全提，可以合论，亦可分论。现在请合论《诗》《书》《礼》《乐》。《诗》《书》《礼》《乐》为何可以并提合论？ 盖缘于此四“艺”实有其特殊性。这涉及最早的学校设置何种课程的问题。我国学校起源甚早，殷商不必说，前面的夏朝甚至五帝之时，已有学校存焉。当然形成健全完整的学校建制，是在周朝。《礼记·学记》写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52页）意即古时的教育是分层级的，闾里的叫“塾”，略同于后来的私塾，由做过官的人，回归闾里后每天坐于门前，而家塾就在门侧的厅堂里，是为“家有学”。按周时制度，二十五家为闾，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郑玄注谓：“术，当为遂，声之误也。”（同上）“庠”指乡学。孔疏云：“凡六乡之内，州学以下皆为庠。”（同上，第1054页）而“序”，则为县以下、不超过六遂的区域所设之学。“国有学”者，依孔氏颖达的疏证，国是指天子所在的都城，以及各诸侯国的中心区域。由此可见以周朝为代表的古代教育体制，有极为完善的学校建制系统。《周礼》贾公彦疏又云：“周立太学王宫之东胶，胶之言纠也，所以纠察王事。周立小学於西郊，为有虞氏之庠制，故曰虞庠。”（《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1页）《礼记·王制》亦曰：“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礼记正义》，第370页）郑注认为：“此小学大学，殷之制。”（同上）则周之设学又是直承殷制而来。若周制，孔疏认为应是：“大学在国，小学在四郊。”（同上，第371页）　　古代学校的名称和设置又不止此。《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31页）何谓“成均之法”？ 或者先问，何谓“成均”？ 郑玄引董仲舒的话为证，曰：“成均，五帝之学。”（同上）所以马一浮为浙江大学写的校歌，其第二段的起句为：“国有成均，在浙之滨。”（马一浮：《浙江大学校歌》，《马一浮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8页）是以最古老的大学名谓喻示今日之大学，以明吾国重教之古老传统。至其“成均之法”，则如贾氏公彦之疏云，“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者，是说“周人以成均学之旧法式，以立国之学内政教也”（《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中册，第831页），也是承继传统之意。马先生在所附说明中又说：“国立大学比於古之辟雍，古者飨射之礼於辟雍行之，因有燕乐歌辞。”也是引用《周礼》的典故。斯贾公彦疏又云：“五帝总名成均，当代则各有别称，谓若三代天子学，总曰辟雍，当代各有异名也。”（同上，第832页）这就是马先生又引“辟雍”的来历，则“辟雍”是为三代之学的总称。　　然则古代的各级学校，都由什么人来教，又是哪些人来学呢？《白虎通》写道：“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师，里中之老有道德者，为里右师，其次为左师，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艺、孝悌、仁义。”（陈立撰：《白虎通疏证》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262页）这是指比较靠下一些级次的庠序之学，师者须找那些老而有道德的人来承担。至于上层子弟，譬如公卿大夫的子弟，以及诸侯卿大夫的子弟，有个专用名称曰“国子”，就不是一般的有德行的老者能膺此任了。《周礼·春官宗伯下·大司乐》之郑司农注云：“公卿大夫之子弟，当学者谓之国子。”（《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中册，第831页）教“国子”者，是由不仅有道德，而且通道艺的“儒”来担任。所教的内容，据《周礼·地官司徒·师氏》记载，主要是“三德”和“三行”。“三德”者：“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三行”则为：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上册，第493页）虽主要是德教，这个要求可不低。国子之外的其他“民”之子弟，所学内容应大体与之相同，只是要求有高低之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其他“民”的子弟，也不是社会的劳动阶层，而是“治人”者队伍中的比较低位的一些执事者。殷周时期的教育，都是官学，绝不是面对所有人的。“有教无类”是孔子的教育主张，历史上私人办学的先河是孔子所开创，孔子之前的学校，则是为有地位有身份的阶层所开设。以此在探讨三代教育之时，切不可弄错了社会历史的阶段性。　　管理学校教育的专门机构，名“师氏”。《周礼·地官司徒·叙官》载：“师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依郑注，师就是“教人以道者”的称呼（同上，第313页）。看来这个机构的编制还蛮大的。问题是，与“师氏”并行的还有一个机构曰“保氏”，职能是协助师氏以教国子。而师氏和保氏上面，还有总览教育全局的的“地官司徒”，任务是统帅所属部门“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其首长则近似于主管教育的副总理。地官司徒的编制也很可观，光是教官之属就有：“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乡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同上，第306页）这也说明盛周时期是何等重视教育。　　下面来看当时的学校所学的是何种课程。《周礼·地官司徒·保氏》写道：“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同上，第499页）这是说，礼、乐、射、御、书、数，是当时教授的主要课程。当然具体所包含的内容极多。譬如礼，包括祭祀的礼仪、宴宾客的礼仪、丧礼的仪容、军旅的礼仪、朝廷举事的礼仪等，郑注将其简化为“吉凶宾军嘉”（同上，第499页）。“六艺”的“礼”最为繁杂，以致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说法，“吉凶宾军嘉”五礼只是约举而已。“乐”同样繁复之甚。主管乐的机构叫大司乐，下面执事人等一大推。教授对象为“国子”，请有道有德者担任教习。乐不单是合于乐律的好听声音，而且有教化的内涵。就是说，其中有“乐德”存焉。“乐德”体现的是中、和、祗、庸、孝、友，所采用的音乐语言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等方式（《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中册，第831-833页）。教的时候，乐和舞是结合的，教国子的舞有《云门》《大卷》《大咸》《大㲈》《大夏》《大濩》《大武》（同上，第834页）等，都是虞夏殷周的古典音乐。这里我们还需知晓，不仅乐舞是结合的，乐和礼也是结合的，不同的礼仪场合须选择不同的音乐。比如“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同上，第836页）。据传，这种“大合乐”属于六代乐，也为的是传承古乐经典。　　礼和乐是“六艺”中的头两艺。后面依次为射、御、书、数。射是射箭。射箭是技能，也是武艺，也可以成为特定场合的表演项目。当王者有出入活动之时，会选拔出色的射手，在西郊虞庠学之中，举行大射之礼。配合大射，有特定的音乐，一般要演奏《王夏》和《驺虞》（同上，第851页）。《驺虞》就是《诗·召南》的最后一章：“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高亨：《诗经今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0页）这可以证明，礼乐是结合的，诗和乐也是结合的。除了大射之礼，还有著名的“乡射礼”，也是极为隆重而热闹的乡间礼仪活动，非常受民众的喜爱。《乡射礼》是“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於州序之礼”（《仪礼注疏》[王辉点校]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州”是乡下面的设置，据《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云：“五州为乡。”（《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上册，第367页）则州属于乡没有问题。在乡射之前是“乡饮酒”，前后延续多日。对此，郑玄注、贾公彦疏的《仪礼注疏》，有专门的三章疏证此礼，读者可参看，笔者不拟多赘。但作为六艺之一的一门课程的“射”，主要是学习射箭的技能和射箭的礼仪。“御”，就是驾车，这门技能也不简单。驾车不仅需要技术，也要讲求礼仪，包括车马的仪容。“书”是识字课，因此须懂得六书，即汉字组成的规律，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直到汉以后还是这样的概括，甚至今天学习汉字，也绕不开这方面的知识。“数”则是计算课，此不多及。“六艺”的课，教“国子”如此，教“民”也是如此，这是当时共同的知识课。　　孔子教弟子，也有这套作为知识课和实践课的“六艺”，但另外还有《礼》《乐》《诗》《书》《易》《春秋》的文本经典课程，也称为“六艺”。这第二套“六艺”，孔子之前就有了，当然之前不会有《春秋》，于是剩下《礼》《乐》《诗》《书》《易》“五艺”。不过《易》很特别，那是由专业人员来掌握和实施的。这就是《周礼·春官宗伯·大 卜》所说的“大卜掌三兆之法”（《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中册，第921页）。值得注意的是，《周礼》尽管对以《易》法为 卜的事例也讲了不少，但绝口未及此种方法是否也用来教“国子”问题。实际上，包括“三易之法”在内的“三兆之法”，直接涉及的是鬼神、祭祀等神明之事，并不用来教“国子”。所以《周礼》在胪列这一系统的各种执事编制之时，郑注或贾（公彦）疏不断注出：“列职于此。”亦即只是列出职务，并不是以《易》法来教学生。由此可以认为，孔子之前用来教国子的经典文本的“六艺”，《易》和《春秋》都可以暂时在外了。所当用的教科书是《诗》《书》《礼》《乐》四门经典。　　不妨多看一些史料证据。《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同上，第832页）贾（公彦）疏写道：“学《礼》、《乐》在瞽宗，祭《礼》先师亦在瞽宗矣。若然，则《书》在上庠，《书》之先师亦祭於上庠。其《诗》则春诵夏弦在东序，则祭亦在东序也。”（同上，第832-833页）贾君也是将《诗》《书》《礼》《乐》并提。郑康成注《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云：“官谓《礼》、《乐》、《诗》、《书》之官。《周礼》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此之谓先师之类也。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億可以为之也。”（《礼记正义》，第630页）则郑康成也是《礼》《乐》《诗》《书》齐提并论，而且区分开“先师”与“汉”的关系。孔氏颖达的疏证更为详明，兹分两段抄录如下：　　凡学者，谓《礼》《乐》《诗》《书》之学，於春夏之时，所教之官各释奠於其先师。秋冬之时，所教之官亦各释奠於其先师，故云“秋冬亦如之”。犹若教《书》之官，春时於虞庠之中释奠於先代明《书》之师，四时皆然。教《礼》之官，秋时於瞽宗之中，释奠於其先代明《礼》之师，如此之类是也。　　又云：　　“官谓《礼》《乐》《诗》《书》之官”者，谓所教之官也。若春诵夏弦，则大师释奠也；教干戈，则小乐正、乐师等释奠也；教礼者，则执礼之官释奠也。皇氏云：“其教虽各有时，其释奠则四时各有於其学，备而行之。”引“《周礼》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者，此《周礼·大司乐》文。引之者，证乐之先师也，后世释奠祭之。然则《礼》及《诗》《书》之官，有道有德者亦使教焉。死则以为《书》《礼》之祖，后世则亦各祭於其学也，故云“此之谓先师之类也”。以大司乐掌乐，故特云“乐祖”，其馀不见者，《周礼》文不具也。云“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者，皆《汉书·儒林传》文。案《书传》，伏生济南人，故为秦时博士，孝文帝时以《书》教於齐、鲁之间。《诗》有毛公者，毛公，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高堂生者，鲁人，汉兴为博士，传《礼》十七篇。《艺文志》：“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为乐官，颇能记其铿鎗鼓舞，不能言其义。”是其事也。　　斯又云：　　其儒林传《诗》《书》及《礼》多矣而不言者，以其非俊异也。又有传《易》及《春秋》，不引者，以此经唯有《诗》《书》《礼》《乐》，故不引《易》与《春秋》。云“億可以为之也”者，億是发语之声。言此等之人，后世亦可为先师也。疑而不定，故发声为億。（同上，第630页）　　孔疏又是屡屡以《诗》《书》《礼》《乐》并称。而且是溯源头，连接后世。关于所引郑注说的《礼》《乐》《诗》《书》的传承情况，下面再详之。兹就孔疏最后一段先来言说。孔疏居然解释了并提《诗》《书》《礼》《乐》，而不及《易》与《春秋》的理由。孔氏说，所以不引《易》和《春秋》，是因为“此经唯有《诗》《书》《礼》《乐》，故不引《易》与《春秋》”。他的意思是说，所以不引，是因为《周礼·春官宗伯》这一“经”没有提到《易》和《春秋》。是啊，本人在前面论《易》时讲过了，孔子作易传之前的《易》，主要是占 卜之书，那是由专业人士掌握的“秘籍”，不可能作为教学生的课本。至于《春秋》，孔子之前何来《春秋》？ 这就是何以最早的教科书，惟有《诗》《书》《礼》《乐》的缘故。　　我们再看孔门之教。我多次说过，孔子教学生有两套“六艺”，一套是礼、乐、射、御、书、数，是为知识课和实践课。另一套“六艺”，是《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为文本经典课。但我想问一句：孔子教学生的时候，可曾也教过《易》否？ 至少《论语》中从未提及此事。孔子是说他喜欢《易》，因读《易》，把穿《易》简的绳子都折断了好几次（“韦编三绝”），并说学《易》这件事，不能年轻时学，最好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学，就不致有大的过错了。他既有如此主张，当然不会轻易教学生了。孔子是把《易》回归为义理之学的第一人，算命打卦这些“装神弄鬼”的歪思邪行夫子最看不上眼。《论语·雍也》记载，弟子樊迟问什么是“知”？ 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从让老百姓晓得道义的角度着眼，只要不亵渎鬼神就算得聪明的表现，不必为此想得太多。《论语·先进》亦载，子路问事鬼神的方法，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似乎对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些不耐烦。《论语·述而》还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些记载都说明孔子不想对鬼神问题作深入探究，宁可避开，也不愿给出自己进一步的看法。他的不会向学生授《易》也明矣。至于《春秋》，《论语》中确不曾有所提及。而谈《礼》说《乐》引《诗》论《书》，在《论语》里是常谈，特别讲《诗》《礼》《乐》多到不知凡几，论《书》不是太多。但《春秋》是孔子所作，孟子为此持论甚坚，此不多具。　　要说孔子所治学，则《诗》《书》《礼》《乐》《易》《春秋》都包括在内，但作为教弟子的教科书，只有《诗》《书》《礼》《乐》，而不包括《易》和作为文本的《春秋》，应可以肯定。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金华应氏之言曰：“《易》虽用於 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纪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适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经籍考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1502页上栏）按此说深获我心。晚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第一章《经学开辟时代》也引金氏语，谓其说“近是而未尽”，乃有此申论：“文王重六十四卦，见《史记·周本纪》，而不云作《卦辞》；《鲁周公世家》亦无作《爻辞》事。盖无文辞，故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卦爻辞》，则如后世御纂、钦定之书，必颁学官以教士矣。观乐正之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春秋》，国史相传，据事直书，有文无义，故亦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褒贬笔削之例，如朱子《纲目》有《发明》、《书法》，亦可以教士矣。”（《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36-37页）又以此反证“六艺”之成典过程，但对周代学校以及孔门施教是以《诗》《书》《礼》《乐》教之说并未持反对意见。　　再看战国时期诸子中的荀、墨两家持何种态度。《荀子·荣辱篇》写道：“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又说：“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68—69页）《荀子·儒效篇》又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同上，第133页）一则以“仁义之统”来概括《诗》《书》《礼》《乐》的地位，一则以为《诗》《书》《礼》《乐》是“天下之道管”，是“百王之道”的代表，其评价也至高矣。　　《墨子·贵义篇》也有一段极有趣的对话：“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这段对话，在于公孟提出：既然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那他就是圣王了。既然可以当圣王，岂不是也可以当天子吗？ 墨子认为公孟的逻辑非常混乱，讽刺说，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就等于以年龄的大小来论富贵，似乎年龄越大就会越富有，因此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里且不说他们讨论本身的是与非，至少公孟和墨子都承认，孔子因通晓《诗》《书》《礼》《乐》，并能“详于万物”，而成为至高的圣哲。可以说在荀、墨那里，也都是以《诗》《书》《礼》《乐》四种文本经典，作为孔子所以为圣哲的标识。　　太史公是在孔子之后，给予孔子最高评价的最早的历史家。《史记》给孔子以极尊崇的地位。单是列孔子于“世家”，就是破其史例之举。不仅有《孔子世家》，还有《仲尼弟子列传》，都是专门为孔子立传。《儒林传》也是以孔子为发端。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尤三致意焉，以致高调而真切地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6页）则史迁已经是以继先圣之诗书礼乐之统自居了。这有点像孟子的豪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之后，只有司马迁敢如是宣称也。他说的不是空话，《太史公书》百三十篇足可为之证实。除了一《世家》、一《列传》专为孔子而设，百三十篇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孝文本纪》《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礼书》《乐书》《律书》《天官书》《封禅书》《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外戚世家》《留侯世家》《伯夷列传》《留侯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伍子胥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范睢蔡泽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田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滑稽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等计五十篇，都提到了孔子。或者引录孔子的话以为立义，或者以孔子的生平事迹记录其中，或者竟是在《太史公曰》的笔书中借孔子的言说发为感叹。孔子几乎成为史迁结构《史记》的一条引线，更不要说思想上的“一以贯之”的依尊了。　　关于孔子和“六艺”的关系，司马迁有多种笔法。最有名的是《孔子世家》的一段话：“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第1938页）又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同上，第1947页）其在《滑稽列传》中亦记孔子之言曰：“六艺於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同上，第3197页）又《秦本纪》有载：“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同上，第192页）这是个有趣的故事，即属于诸夏的王国，是以《诗》《书》《礼》《乐》为政本，为何还时有乱政发生。由余的意思，认为是没有真正践履，而是向《诗》《书》《礼》《乐》的反方向运行，岂有不乱之理。这且不管，从上述几段《史记》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作为当时最熟悉孔子的大史学家，作为孔子的推崇者和崇仰者，他当然深知孔子所治为“六艺”之学，但在书写时，也是常常以《诗》《书》《礼》《乐》来代表孔子的思想，而略去了《易》和《春秋》。　　职是之故，我的结论是，当孔子在世时作为教科书的“六艺”，只有《诗》《书》《礼》《乐》，而无《易》和《春秋》。（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来源：中华读书报  

7月10日，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家校社共育指导工作委员会理事长康金胜带领3名工作人员，从北京专程前往南阳，拜访聂振弢老教授。聂振弢1948年出生于河南省西峡县，国学大儒、大国良师，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南阳师范学院教授。他致力于传统文化教育，在国内外义务讲学3000多场，呼吁并组织了多场弘扬国学、汉学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理论研讨活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2004年，聂振弢被聘为韩国京畿大学客座教授，赴韩讲学一年。回国时，有200多名韩国学生追随他到南阳留学。2015年，聂振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多元文化融合论坛”作题为《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与当代价值》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同年，赴伦敦作了6场讲座，掀起一股“汉学热”。2017年由光明日报举办 “寻找大国良师”活动中，荣获“大国良师荣誉称号”。聂振弢受聘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校社共育指导工作委员会，授予高级学术顾问。聂老谦虚地说：有什么事情，康理事长您敬请吩咐。聂老的热情与真诚，康理事长一直心存感激，但由于疫情原因，一直没有机会当面致谢。北京疫情刚刚稳定，康理事长就亲往聂老家乡，感谢老人家对家校社指导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支持与帮助，并向聂老请教了教育、学术上的问题。经过3个多小时车程，康理事长一行抵达南阳。聂老委派专人亲自接站。在赶往宾馆的路上，聂老打了四次电话询问康理事长到哪里了。康理事长一行到达宾馆已是中午，聂老早已在宾馆门前等候。聂老教授和康理事长一见如故。中午简餐时，康理事长表达了对聂老教授多年义务讲学的敬佩，真诚感谢对家校社共育指导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与帮助。聂老教授对康理事长长年公益办学，其团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传统家庭教育表示尊敬和高度赞叹。他说，团队有任何需要，虽已近耄耋之年，但弘扬传统文化一定竭尽全力。当日下午，康理事长就当下国内青少年自杀率居高不下、患抑郁症者不断增加，及违法犯罪现象严重的问题，与聂老教授进行了探讨。康理事长说：看见我中华少年如此状态，作为中国人我很痛心。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聂老说：缺少目标。古之君子都读圣贤书，孝悌忠信是他们所向往的。我从小受外祖母的影响。外祖母是进士之女，小时候就背诵中华经典三百千千、四书五经，心里装的都是孝悌忠义之事。我一哭，外祖母就给我讲这些忠孝故事，所以长大后我也励志去做忠孝之人，报效国家。古之君子都有这样的志向，他们从小在父母的教育下读古圣先贤经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人心中都有如此志向，怎么能去自杀呢？接着，康理事长又对传统家庭教育中应注意的问题向聂老请教。聂老说：孩子越小扎牢传统教育的根越好，童子功。孩子出生后的两个1000天扎根教育尤为重要。“根基在哪儿？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学，经史子集诗词曲赋。”聂振弢说，“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的是人文教育，即如何做人第一。”次日上午，康理事长就《礼记•内则》上的一些学术问题再次请教聂老。聂老认真查阅资料、引经据典解答得清楚明了。在交流中，康理事长一行了解到聂老年轻时刻苦求学，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看书、抄书。直至今天，聂老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最大的爱好就是研究国学。聂老说他接下来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整理一些经典注解，因为有的经典的注解是错误的，这样会影响后人的学习。比如，春秋·孔子《论语·第七章·述而篇》：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翻译：教给学生一个方面的东西，他却不能由此而推知其他三个方面的东西，那就不再教他了。聂老说，这句话的真实意义为教给学生一个方面的东西，他却不能由此而推知其他三个方面的东西，这个教学方法就不能再用了。聂老治学严谨的态度，非常值得后辈学习！聂老不仅学问高深，其修身也是后辈的典范。1988年，聂老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北师大欲聘聂老为教授。聂老想到，是家乡人民培育了自己，自己学有所成要回报家乡。聂老教授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多年来一直坚持义务讲学。据聂老夫人介绍，遇到讲课忙的时候，聂老有时只吃一个馒头充饥。聂老夫人说，他一辈子为公，不想自己，很多人认为这种行为很“傻”。聂老胸怀天下，一心想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怀着培养面向大、中、小学校以及社会化、国际化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人才，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扎根的殷切期望，办一所以国学为根基的大学的“中国梦”。2011年，在南阳市政府的支持下，聂老主持筹建的千亩大学园区、两万平方米校舍，按当时《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已达到了办学标准。然而，2012年上报审批时，办学“门槛”提高了，聂振弢的“大学梦”一时未竟。如今，年近耄耋的聂老仍以“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奔走在办学的路上。聂老说，作为一名教师，首要是先教育而忧。我们的教育亟须改革，一个普通教师，该怎么办？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教育的盛衰，每个教师都与有责焉，不可推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死不已——这就是教师精神。聂老说，现在有机缘在家校社共育指导工作委员会为传统家庭教育贡献力量，这也是我的人生理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个人的责任！临别时，聂老为家校社共育指导工作委员会题诗一首以勉之。文稿提供：张洪丽、柴红玲图片提供：江善博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尚栩 杨骏司源)中华文化艺术在海外有着很多“知音人”。而如今，中国年轻人不仅能与外国朋友面对面交流，还能通过海内外社交媒体更广泛地“链接”受众，把自己所理解并深爱的“国风”传递给世界。在新华社记者牵线搭桥下，请“云欣赏”一场跨国联动的“国风对话”——　　身穿汉服、弹拨琴弦，一把古筝、一枚中国结，留学法国的中国“古筝姑娘”彭静旋在巴黎塞纳河畔、波尔多街头广场传递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令当地听众折服。　　凌空飞旋、身姿俊逸，一把红扇、一副水袖，执教英国的中国舞者马蛟龙在伦敦塔桥、特拉法加广场展现中国传统舞蹈的风采，引发当地观众惊叹。　　为何要传播“国风”？彭静旋的答案是，“我爱国风”，“相信中国传统乐器的魅力”，希望介绍给世界上更多朋友。　　如何理解“国风”？马蛟龙的答案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基础，经过现代化创作的一种国有风范”。　　彭静旋自小学习古筝，已在法国求学多年。她说，自己在法国街头表演古筝的初衷非常简单——“分享美好，分享音乐”，同时也期待“将古筝作为一个桥梁，让更多法国人认识和了解我们的乐器”。　　彭静旋说，初次在法国街头弹奏古筝时“还比较忐忑”，大多选择《高山流水》《渔舟唱晚》等传统曲目，但随着渐入佳境，她的尝试越来越多元，用“中国风”形式演绎了很多西方作品。“当地观众反应都很积极，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她说。　　一些民意相通的瞬间格外令她感动。她回忆说，“会有小姐姐画下我，还把画送给我，告诉我很开心能在美丽的午后与我相遇。还有人在我的演奏结束后告诉我，能从音乐中感受到中国的山山水水，很想以后有机会去中国看一看”。　　除了继续通过街头表演的窗口展现中国文化，她还期待着今后有机会与其他音乐人合作，“探索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　　来自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马蛟龙几年前被公派到英国教学。他的教学工作一度受当地疫情影响而改为线上，但一名舞者必须坚持训练，而住处空间又有限，很多舞蹈动作施展不开。他的“街头国风秀”就在这样机缘巧合下上演。他在热门旅游景点格林尼治公园录制了一段舞蹈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后，受到很多人喜爱。　　马蛟龙说，他很喜欢在户外跳舞，不仅更亲近大自然，也让很多当地人对他的舞蹈产生兴趣。如今，制作并分享视频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向更多观众、尤其是海外观众展示中国古典舞。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街头表演，“而是一个中国舞者手持红扇、水袖等传统道具，与西方风景和建筑的融合，这也像一种不同方式的对话”。　　他认为，希望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他的英国学生不是简单模仿舞蹈动作，而是将学习中国古典舞作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来源：新华社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沙俄和西方列强的环伺，如何加强和巩固边防，以左宗棠为代表的“赛防派”认为要警惕沙俄的侵略野心，不能放弃西北边防；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则认为必须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务，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而当时的国家财力无法东西兼顾，只能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办法是“暂弃关外，专清关内”。裁撤西北军队，省下军饷，支援海军建设。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节录）　左宗棠　　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1）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2）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臣之愚昧，何能稍抒末议，上渎宸聪？（2）顾闽浙承乏，稍知海国情形；及调督陕甘，虽拮据戎马之间，迄少成绩，而关塞征戍局势、地形亦尝留意。既蒙垂询及之，敢不必献其愚，以备圣明采择。　　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3）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一以占埠头、征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盖自知得土地则必增屯戍，得人民则必设官司，将欲取赢，翻有所耗，（4）商贾之智故无取也。惟其志在征商也，故设兵轮船、议保险以护之，遇有占埠头、争海口之举，必由公司召商集议，公任兵费，而后举事。自通商定议，埠头、口岸已成，各国久以为利，知败约必妨国用也；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辙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抟心揖志，方广球善事利器，益为之备，（5）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　　论者乃欲撤出塞之兵，以益海防之饷。臣且就海防应筹之饷言之。始事所需，如购造轮船、购造枪炮、购造守具、修建炮台是也；经常之费，如水陆标营练兵、增饷及养船之费是也。闽局造船，渐有头绪，（6）由此推广精进，成船渐多，购船之费可省，雇船之费可改为养船之费。此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者也。海防之应筹者，水陆练军最为急务。沿海各口风气刚劲，商渔水手取才非难。陆路则各省就精兵处募补，如粤之广、惠、朝、嘉，闽之兴、泉、永、漳，浙之台、处、宁波，两江之淮、徐、凤、泗、颖、亳诸处，（7）皆可训练成军，教之招募勇丁，费节而可持久。现在浙江办法，饷不外增，兵有实用。台防议起，（8）浙之开销独少，似非一无可恃者比也。海防应筹者只此。论者乃议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犹可言也（9）。谨案：（10）臣军二次凯旋入关，请拨的饷四百万，分六十万两畀陕，余以饷臣部各军。凡军需、军粮、军火、军装、转运、赈抚、津贴、召募一切，均挪移饷项，暂应急需，未尝另立款目。嗣后户部议拨拨各省关厘金解济臣军，（11）而后臣军之军饷乃有八百余万之数。而撤遣冗兵、溃卒有费，抚辑土匪、安插回民有费，局势日扩，用费日多。甘肃旧有各军，均照臣军每月发盐菜、发粮食、发寒衣、发转运费、发月满饷。合计入关度陇，每年牵算，所获实饷不满五百万两，而应出之款不下八百余万两。协饷到营，一散即尽；陈欠相因，旋成巨款。故臣军每年初发满饷两月，继则发一月满饷尚虑不敷。每至冬尽腊初，辄绕帐彷徨，不知所措，随时随事加意撙节。（12）截至十二年腊底止，欠常年饷八百二十馀万两，挪空恤赏银三十馀万两，而各省关积欠臣军之饷则已三千数百万矣！上年春夏之交，仰蒙圣恩，特给库款一百万两。臣次第撤遣马步四十营，续又撤马步千名，省常饷二百馀万两。此即指八百二十馀万两之积欠饷数而言，非实银也。肃州克复后，筹办采粮、转运，新旧两届共计已垫价脚实银三百数十万两。粮可供至本年见新，运脚则由凉运甘，由甘运肃，由肃运安西，由安西运哈密，约尚短实银数十万两。部章虽准作正开销，而仍只取给于臣军之饷，计又占去一年应得实银之数。是欲求如常年通融敷衍，苟顾目前，而亦有所不能。况关外粮运愈远愈费，甘肃全局应图渐复旧制，经费又将有增无减也。溯查沿海五省，同治十一、十二两年每年解到协饷约近三百万两。上年台防事起，福建奏停不解，广东、江苏解款稍减，而浙江则比十一年多解二十九万两，比十二年多解三十七万两，山东亦多解二万五千两。四省牵算，所解实银尚二百四十馀万两。非赖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疆臣公忠之谊，则出关粮运巨款欲停不可，欲垫不能，又不知计将安出也。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戌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13）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是塞防可因时制宜，而兵饷仍难遽言裁减也。高宗先平准部，次平回部，拓地二万里。（14）北路之西以伊犁为军府，南路之西以喀什噶尔为军府。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费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盖立国有疆，制置方略各有攸宜也。谨按：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15）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者也。其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而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褊狭，中多戈壁,谓之穷八城。以南北两路而言,北八城广,而南八城狭,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故当准部强盛时，回部被其侵削，后为所并。高宗用兵准部，以救回部。准部既平，回部降臣阿逆又公行背叛，（16）妄冀踞其旧有腴疆，自成戎索。（17）天威所临，凶竖授首，遂并回部有之。腴疆既得，乃分屯列戍，用其财赋供移屯之军，节省镇迪以东征、防徭费实亦不少。今若画地自守，不规复乌垣，则无总要可扼。即乌垣速复，驻守有地，而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18）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然后兵渐停撤，而饷可议节矣。届时户部按其实需经费，酌拨各省兵饷，严立程限，一复道光年间旧制，则关内外或可相庇以安。若此时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19）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　　论者又谓：“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禳我伊梨，势将久假不归。大军出关，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师日迟，俄人日进。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其于海防情势言之甚明，而于边塞情势容有未审。（20）俄人之窃据伊梨也，乘我兵势纷繁，未遑远略，因借口代守，图攫其财利以为自肥。其肇事伊梨，亦艳其土沃泉甘，川原平衍，物产丰饶，夙号腴区，又距其国南界稍近，伸缩得以自如也。自肃回尽歼，安西州县收复，官军迭进哈密、巴里坤、济木萨，关内外声息渐通，（21）中间仅乌鲁木齐红庙子为逸贼白彦虎所踞，尚稽天讨，黑子着面，何足轻重？（22）俄罗斯，北方名邦，非如寻常无教之国，谓将越乌垣、红庙子挟逆回与我为难，冒不韪而争此不可必得之瘠壤，揆之情势，殆不其然。喀什噶尔回酋之叛附土耳其，与俄、英两国通商，闻海口已刊入新闻纸，此间尚无闻见。果如新闻纸所言，（23）喀什噶尔附其同教之土耳其，与英、俄通商，我既兼顾不遑，无从问及，则将来恢复后能否久守，原可姑置勿论。但就守局而言，亦须俟乌鲁木齐克复后查看情形，详为筹画，始能定议。若此时先将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概议停撤，则实无此办法也。谕旨：“中国不图归复乌鲁木齐，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于边塞实在情形了如指掌，臣本毋庸再赘一词。特以事关时务大局，不备细陈明，必贻后悔。身在事中，有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尽者，耿耿此衷，良非有他。至规复乌鲁木齐，非剿抚兼施不可，非粮运兼筹不可。如天之福，此后哈密屯务可兴，敦、玉耕垦渐广，（24）庶粮、运两事尚不至束手。臣惟尽其心力所能到者图之。谨将海防、塞防实在情形及现在关外应剿应抚、筹粮筹运实在情形披沥陈之。《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91页，岳麓书社1987　　【作者介绍】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署名今亮，谥文襄，湖南湘阴人（今湖南湘阴县界头铺镇），一生亲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率军平定同治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中国历史事件。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后破格敕赐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道光六年（1826），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屡试不中，于是他放弃科举，“绝意仕进”，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地理舆地、兵法。时清朝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危急之际，隐居读书的左宗棠经不住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全盘策划，使得太平军围攻3月而不下，只得无奈撤围。咸丰三年，清廷将张亮基调任代理湖广总督。左宗棠因防守湖南有功，得旨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左宗棠随张亮基离开长沙，赴武昌湖广总督衙门，仍作张亮基幕僚，助张筹划军事和吏治。同年张亮基奉调补山东巡抚，吴文镕接任湖广总督，左宗棠辞归湖南。咸丰四年3月，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四面楚歌，全省烽烟四起，局势危急。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再入湖南巡抚幕府。此时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筹措军购。骆秉章用人不疑，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湖南政局终得转危为安。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所称“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正由此而来。咸丰六年，左宗棠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被任命为兵部郎中，并赏戴花翎。咸丰八年骆秉章奏保左宗棠，说他运筹有功。诏赏加四品卿衔。从咸丰四年直到咸丰十年，六年之间，左宗棠一直专心于湖南军事。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补授浙江巡抚。同治六年（1867），奉命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甘肃镇压了回民暴动。因战功赏加一骑都尉世职，协办大学士。光绪元年乙亥（1875）清廷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拥有筹兵、筹饷和指挥全权，使击沙俄阿古柏。第二年，时年六十五岁的左宗棠“老怀益壮。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从甘肃酒泉带着棺材进军哈密，表示要与沙俄决一死战。在随后的征战中节节追击，迫使阿古柏在绝望中服毒自杀。历时15年新疆战乱遂告平复，左宗棠因功封为二等侯。慈禧太后甚至发布上谕：“三十年不准参奏左宗棠”。　　左宗棠随即上疏建议新疆改设行省，以图长治久安。光绪六年（1880）左宗棠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当年秋，清廷授左宗棠两江总督兼充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年，七十三岁左宗棠因目疾增剧，疏请回籍调理。第二年9月5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清廷赐治丧银三千两，赏太子太傅衔，谥“文襄”。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左宗棠的墓地，在湖南省长沙县跳马乡杨梅河白竹塘。左墓在1975“农业学大寨”中被毁。左宗棠的祠堂“左文襄公祠”，上世纪50年代被改成工人文化宫。　　【注释】（1）窃：私下以为。古代奏章中的歉语；宜筹，适宜的筹划；谟谋，即谋谟帷幄，指拟定战略规划，出自《后汉书·邓禹传》。（2）不遑专顾西域：不遑（huáng），匆忙，来不及。遑，安闲貌；西域，这里指我国新疆地区。（3）泰西诸国：明清时代指欧洲诸国，因为在中国的西面。（4）翻有所耗：反而增加其损耗。（5）抟心揖志：即专心一志，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抟（tuán）：集、聚。（6）闽局造船：指在福建马尾港设立的“马尾船政局”是晚清政府经营的制造兵船、炮舰的新式造船企业。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制造轮船的专业工厂，数月后左宗棠奉调西北，由船政大臣沈葆桢（林则徐女婿）主持。（7）如“粤之广”等句：朝，同“潮”，潮州；嘉，今广东嘉应县级市；兴，兴化府，即今福建莆田、仙游市；永，永定，今福建县级市；处，处州，浙江丽水市的古称；两江，指清代设立的江南省（包括今日的安徽省和江苏省）和江西省。淮、徐、凤、泗、颖、亳诸：淮，即今日沿淮的凤台、怀远一带，徐，今江苏的徐州泗，泗州，包括今日安徽的泗县和江苏的泗洪等地；颖，颍州，今安徽阜阳市。（8）台防议起：防守台湾的声浪。（9）陇军：驻守甘肃一带的边防军。（10）谨案：指在奏章中的注释、说明。（11）畀陕：送给驻陕部队。畀（bì），送给；关厘金：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饷，在水陆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实行一种额外征商的税收制度。由各省在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征收，所以叫“关厘金”。如“潼关厘金”。（12）撙（zǔn）节：节制、调节，出自《礼记·曲礼上》。（13）固圉计，而乘障防秋。出于巩固边防的考虑，修筑边塞设施防止敌人入侵。圉：养马的地方。这里指边陲:。防秋。汉代匈奴常常在秋季马肥之时南侵，所以此时边塞要加强戒备，称之为“防秋”；乘障：构筑边防设施。（14）挹注：以有余补不足。挹（yì），把水盛出来；高宗先平准部，次平回部：准部，即葛尔部族，游牧于新疆一带。其首领葛尔丹勾结沙俄，制造分裂。清政府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准葛尔部族叛乱；回部：亦称回疆，清朝对天山南路的通称。其地区为维吾尔族所居。维吾尔族当时被称为“回子”、“缠回”，在乾隆二十二年被平定。高宗，乾隆的庙号。（15）“北路之西以伊犁为军府”等句：乾隆为了加强在伊犁地区的治理，在伊犁设将军将军府，建惠远城（惠远古城），并陆续在其周围建起惠宁、绥定、广仁、宁远、瞻德、拱宸、熙春、塔尔奇八座卫城；伊犁，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简称伊犁州、伊犁，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天山北部的伊犁河谷内，成立于1954年，是全国唯一的既辖地级行政区、又辖县级行政区的自治州，也是全国唯一的副省级自治州；喀什噶尔：在今喀什市东南郊。即西汉时疏勒城。（16）回部降臣阿逆又公行背叛：乾隆二十二年（1757），维吾尔族首领和卓兄弟杀死清军副都统阿敏道，举兵自立。次年，乾隆皇帝发兵征讨，在库车、叶尔羌、和阗等地与大小和卓交战。大小和卓兵败西逃，经葱岭进入巴达克山（在今阿富汗东北部），被巴达克山首领素勒坦沙擒杀，叛乱遂平。（17）戎索：戎人之法令，语出《左传·定公四年》:”启以夏政，疆以戎索”。（18）镇迪：镇守迪化。迪化，乌鲁木齐时旧称；乌垣：指乌鲁木齐城。垣，城墙；巴里坤、哈密、塔尔巴哈台：分别是今日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哈密市下辖自治县；哈密市；塔城市。（19）客、土：客籍（外来移民）、土著（当地民族）；科布多：科布多，原为中国清朝城名，后大多用作中国清朝西北边疆政区名，又称和卜多。由于沙俄侵略以及外蒙古独立，科布多当代分属蒙古国、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乌里雅苏台：在扎布汗河支流博格多河畔，今属蒙古人民共和国，位于首都乌兰巴托西760公里处是扎布汗省首府，曾名”扎布哈朗特”。（20）禳我伊梨，势将久假不归：禳（ráng），祈祷，这里为求得；伊梨，今译为伊犁；假，借；1８６４年，浩罕汗国贵族、军事首领阿古柏发动叛乱，建立“哲德沙尔”政权，遭到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的西征军讨伐，兵败身亡。俄国却趁着中俄边境混乱之时，夺取了包括伊犁在内的中国领土。１８８０年８月，曾国藩长子曾纪泽代表中国政府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沙俄驻华公使布策等开始会谈。经过坚韧的据理力争，加上左宗棠西征军对俄国的有利势态，于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九城的主权，以多付４００万卢布的代价，换回了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21）“自肃回尽歼”句：肃回尽歼：指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奉命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甘平压了回民暴动。巴里坤、济木萨：分别指哈密市下辖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今名吉木萨尔县，为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下辖县。（22）红庙子：乌鲁木齐的别称。:原乌鲁木齐有一座红墙古庙，坐落在今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九家湾的平顶山虎头峰南坡；白彦虎：（东干语:БайЯньху，1830年2月8日-1882年7月26日），小名白素，经名穆罕默德·阿尤布，陕西泾阳人（一说大荔人），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变中被推为陕西回军十八大营的元帅之一。同治八年（1869年）反攻西安，被左宗棠击退，仍退入甘肃。同治十三年（1874年）撤至新疆，与外来势力阿古柏合流。光绪三年（1877年）在左宗棠的讨伐下率余部逃入俄罗斯帝国统治的中亚境内。光绪八年（1882年）死于俄罗斯帝国，终年五十三岁。他及其部众的后代成为东干人。黑子着面：中医学叫“面上黑星”，是一种疾病的象征。（23）新闻纸，即今日报上新闻。（24）敦、玉：敦煌、玉门。　　【翻译】　　我私下以为对眼下国事中需要适宜的筹划，拟定战略规划的，一是东面的海上防务，一是西面的边塞防务。今天一些支持海防的人认为眼下已无法顾及西面边塞防务，只适合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求停止撤销有关军饷来匀济给海防；一些支持塞防的又认为沙俄狡猾有其图谋，必须全力向征讨，西北边塞安全了，东南海防自然稳固。这些言论皆是忠诚为国家考虑，并非为了一己之私利。我很愚昧，那有什么高明的见解，所说的见解，只能污陛下耳朵。回想我从浙闽总督任上调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虽然局促于戎马之间，至今少有成就。但对于关外塞上的军事态势和山川地理也有所留意。现在既蒙皇上垂询，哪敢不和盘托出自己愚笨肤浅的见解，以供圣明的皇上选择。　　我私下以为欧美各国联合起来对我图谋，他们的目的在于和中国通商以谋取利润，并非别有奸谋。证据是他们的诉求只是为了商业用途，所以他们关注的是在我国占据一个码头，征夺一个出海口，而不移栽占领土地、统治百姓。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占领土地就要增加驻屯军，要管理民众就要有相关法律机构去管理诉讼，本来是想牟利的，这样一来损失更大，以他们商人的智慧是不会这样考虑的。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经商。之所以有军队舰船，是为了保护经商环境，遇到占领码头，征夺出海口这类事件，则要有商业公司出面会商，分摊军费，然后才会有军事行动。自从与中国鉴定通商协定后，码头、口岸均已在协议中规定下来，长期以来，欧洲各国皆靠此获利，甚至毁坏这类协定就会使国家利益受到伤害。不到不得已，他们不会擅自挑衅。自从开办船政局以来，西方用来挟持我的坚船利炮我们也能建造了，况且我们又团结一致，多方去寻求更好的办法更好的武器来完备他。这时还要强调西方列强狡诈时时想挑起事端，以此要加强海防，这恐怕不符合事理。　　有的人想撤出西北边防部队，以此饷银来补充东面的海防之需，我现在就来谈谈海防方面需要的饷银：海防饷银大概包括购造轮船、购造枪炮、购造守具、修建炮台之类。日常的开支，大概包括水军陆陆军的军事训练练兵、增加俸银和船只维修之类费用。况且自船政局开办以来，逐渐有了头绪，由此推广开来并提高技术水平，所造之战船会渐渐多起来，就可以省下购买外国战船的费用，雇用外国船的费用也可以改作修理保养的费用，这就可以从海防的日常费用中开支而不必另外筹款。海防中需要筹款的，以训练海军和海防陆军最为紧急。沿海各口岸海运之风现在很时兴，从商业、渔业中寻找海军兵员并非难事。陆军兵员则可以省精兵中募集和补充，如粤之广、惠、朝、嘉，闽之兴、泉、永、漳，浙之台、处、宁波，两江之淮、徐、凤、泗、颖、亳诸处，皆可训练成军。对招募的新兵则加以训练，这样既可节省费用有颗持之以恒。现在浙江就采取这个办法，既不额外增加军饷，部队又有实际作战能力。自防守台湾的议论开始后，唯独浙的军费开销独少，这就是个可以依此办理的先例，主张加强海防者可仿效浙江的办法。　　现在有些论者建议停撤塞防的军饷匀给海防，使海防的费用迅速超过塞防数倍。还说今日甘肃驻军的军饷一项就超过海防，这就有话可说。需要说明的是：我在平定陕甘两省回民叛乱后回到函谷关内，请拨饷银四百万两，分六十万两送给陕西驻军，剩下的给我所辖各部。凡是军需、军粮、军火、军装、转运、赈抚、津贴、召募等一切开支，均从这项饷银中支出，暂应急需，没有另立款目向朝廷要求供给。之后户部通过讨论又将各省的关厘金解送周济我军，约有八百万两。但是裁撤遣散多余的和溃败的不成建制的士兵，招抚缉拿土匪，安置回民都需要银子。局势日益延展，需要的费用就越多。甘肃旧有的各支军队，均依照我率领的军队，每月发给盐、菜、粮食、寒衣发转运费、月满饷。从进入函谷关来到甘肃以来合计每年朝廷下拨的白银不满五百万两，而应出之款却不下八百余万两。这些军饷一到军中顷刻就被分完，其中欠款历年累积下来遂成巨款。所以我军每年开头还能发两个月的足饷，接着就不够再发一个月足饷了。每年年终，我就在营帐内走来走去，不知道如何去筹措军饷，只能随时随地注意节俭。截止到同治十二年腊月底，尚欠逐年的军饷八百二十馀万两，骸挪空用来抚恤的赏银三十馀万两，而各省关积欠臣军之饷则已达三千数百万两了！去年上年春夏之交，承蒙圣上恩德，拨给国家庫银一百万两。我也陆续裁撤马马步四十营，后来又继续裁撤马步兵千名，省下常饷二百馀万两。但这只是补八百二十馀万两的积年亏空数字，并非是实际中的银子。肃州克复后，筹办采粮、转运，新旧两届共计已垫付粮价和运输费实银三百数十万两。粮食可以供应到今年新麦上市　　运输费用则由凉州运往甘州，再有甘州运往肃州，又由肃州运安西，由安西运哈密，约尚短实银数十万两。按户部章程虽准许作正当开销，但也是算在给我军的军饷之内饷，这样又占去一年应得实银之数。这样一来，想同往年一样用通融凑合的办法度过眼前，恐怕也不能实现。况且关外粮运愈远愈费，甘肃从全局出发应逐渐回复旧日制度，经费又将有增无减也。在向上查一查同治沿海五省，同治十一、十二两年每年解到协饷银约近三百万两。去年起要加强台湾防务，福建省已上奏朝廷不再交西北边塞的协饷银了。广东、江苏解送的协饷银也有所减少，只有浙江则比同治十一年多解送了二十九万两，比十二年多解三十七万两，山东亦多解二万五千两。四省合计，所解送的协饷实银有二百四十馀万两。如果不是靠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封疆大吏的公忠之谊，那么，运送到关外的粮款、运输费用既不能停，又无款可垫付，真不知道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有人提出要停止、裁撤关外的军饷，无奈乌鲁木齐还未收复，断无撤军之理；就是乌鲁木齐收复了，也应该划地而守，将征讨大军改做戍守部队巩固边防。防止敌人进袭的建立军事设施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如果不用东南财富全力支援，怎么能够在边塞设立重镇巩固边防？边塞防守可以因时制宜，但军饷是很难说裁撤就裁撤的。乾隆皇帝先平定准葛尔部，接着平定回部，开拓疆土2万里。北路之西在伊犁设置军府，南路之西在喀什噶尔设置将军府。当时许多大臣都质疑如此不停地开发边疆，耗费太大了。但乾隆皇上考虑得深广，不为这些议论所动。因为一个国家的疆土如何处置，应该是各有各的办法。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地肥沃泉水甜美，物产丰富，旧为边疆各族肥美的疆土，因此称之为富八城者也。其自乌鲁木齐以东四城，地势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哈密以南而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狭窄，其中多是沙漠,谓之穷八城。以天山南北两路而言，北八城地广,而南八城狭窄,北八城可以制约南八城，南八城却无法制约北八城。所以当年占有北八城的准葛尔强盛时，南八城的回部被他侵略削夺，最后为其吞并。乾隆皇帝出兵准葛尔部，援救回部。准葛尔部平定后，回部降臣大小和卓又公行背叛，妄图窃据过去北八城中肥美的土地，施行自己的那一套法令制度，天朝兵威之下，其首领和卓兄弟脑袋搬家，于是将回部土地也夺回。然后在获得的丰腴的疆土上设置将军府戍守，用征讨的军费来供给驻屯军，这样比从乌鲁木齐向东征讨时的费用节约了不少。今日若让他们画地为牢，各自驻守，不去加强乌鲁木齐的军事设施建设，这样就没有总指挥部可以防守。即使是乌鲁木齐的军事设施修建后，驻军有了总部，乌鲁木齐南边的巴里坤、哈密，北面的塔尔巴哈台各地，均应增置重兵，以便互相声援。然后精选良将，兴办军人和民间屯垦，招揽外地民众和当地土著前来屯垦，让边境一带人口多起来，然后才能讨论逐渐裁撤军队、减少军饷。到那时让户部按其实需经费，斟酌各省应拨的兵饷，严格限定上缴时间，回复道光年间施行的制度，则关内关外或许都可以平安无事。假如现在就打算裁撤军队和军饷，这是在自行撤出防御屏障，我国后退则敌人就会得寸进尺，不只是甘肃西部领土会让人担忧，天山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平安。此时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妨碍，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其中的利害关系，应深思熟虑后在加以处置。　　有的论者认为：“海疆患害的产生不是没有原因的。西方将视中国对西面边境的防守的成败来决定下一步动作。沙俄垂涎我国伊犁地区，势必会在借得后久久不会归还。我大军西出关外，补给的转运的艰难，很难向西深入。我国军队越是迟缓，沙俄就会日益向前推进。因此必须全力西征，使沙俄的阴谋不能得逞，这样西方各国也就不会在东南沿海挑衅”。这种说法对东南海防的形势说的很明白，但对于西北塞防的情形却不甚了解。沙俄窃据伊犁，是乘我需多处用兵之际，没有时间考虑长远方略，因而借口代我国防守伊犁，以图谋取财货以自肥。至于为何要选择伊犁来肇事，也是垂涎伊犁土地肥沃、泉水甘美，土地平旷，物产丰富，素来号称丰腴之地，又距离其南部国界较近，可以进退自如。自从我军剪灭甘肃回部叛乱，安西一带州县收复。我大军进驻哈密、巴里坤、济木萨，关内关外连成一气。中间仅剩下乌鲁木齐红庙子为逃逸的叛匪白彦虎所盘踞，还必须继续讨伐。脸上有黑痣，再小也要除去。俄罗斯是北方大国，并非那种不通教化的国家，听说将要越过乌鲁木齐防线，在红庙子挟持叛乱的回部与我为敌，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和我们争夺这块不一定能夺到的贫瘠之地，从客观形势分析，其原因果然如此吗？喀什噶尔回部叛逆首领投靠土耳其，与俄、英两国通商，我沿海港口已有报纸报导，我们这里尚未听说。假如真像报纸所说的那样，喀什噶尔投靠与他同属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与英、俄通商，我方连兼顾都来不及过问，那么收复伊犁之后如何能长久驻久守，这姑且不说。就目前的防守来说，也要等收复乌鲁木齐红庙子一带才能谋划布置。假如现在就将已出塞和尚未出塞的各支部队一概停止裁撤，这实在不是个办法。圣旨上说：“我国如果不收复乌鲁木齐，新疆西路、北路的州县安全就已值得担忧。况且一旦撤除关外的防守，回部的叛匪就会又重新聚集在函谷关一带骚扰。一旦关外叛匪的气焰嚣张，虽想闭关自守保全关内也不可能”。这道圣旨对边塞形势实在是了如指掌，本不需要我再加一句废话。只是塞防关涉当前国家大局，如果不细细阐明，将来必然后悔。我涉身处事，不敢不言，不敢言而不尽。我出于耿耿忠心，并非有其他想法。至于如何收复乌鲁木齐，非剿抚兼施不可，非同时做好粮食等军需供应不可。如果托皇上洪福，以后哈密的军屯办好了，敦煌、玉门一带的耕地多了，大概粮食和运输就不会束手无策。我作为臣子自然会尽心尽力去办。现在恭瑾地海防、塞防的实际情形及现在关外应剿应抚、筹粮筹运实在情形披肝沥胆作上述陈述。来源：国学网

 在中国思想史上，春秋战国无疑是一个虎气腾腾的时代。其后两千多年，无论是在文化还是思想方面，都不曾超越那时的辉煌。    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发祥期，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便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础。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产生的诸子百家学说，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为千秋万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为人类文化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在激烈而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各诸侯国的阶级关系不断出现新变化，不同的阶级与阶层的代表人物，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于是“诸子百家”便应运而生。    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较多，但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吕不韦等。    百家争鸣，反映出群星璀璨般的各种不同学说流派互相争辩的异常活跃局面，其灿烂、其多彩，在我国学术史上、文化史上、思想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百家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于今而言，犹不止此。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永久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各个学派在建立时大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如邹鲁（山东曲阜）是儒、墨的发祥地；三晋（山西翼城）是法家的温床；南方是道家的摇蓝；而燕、齐（河北北部、山东临淄）是阴阳家的诞生地。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追本溯源，取其精华，自然大有裨益。

宁波自宋以来，“衣冠文物甲于东南”，大儒辈出，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可惜这些文献分散收藏，有的甚至已损毁，亟待抢救和整理。一直以来，宁波就缺少一部与城市地位相称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2020年，宁波市委、市政府决定着手编纂出版《四明文库》。可以说，这是宁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方文献出版工程，意义不言而喻。四明夙称文献邦  自古以来，宁波被誉为“文献名邦”。谈起本邦文献之富，历代宁波学者莫不充满自豪感。明代黄润玉在《屡典文衡诗序》中说：“吾四明夙称文献渊薮。”他列举学行纯全、体用兼备而出色乡邦者，“皆表表当时，不可以什佰计”。周应宾在《重修儒学并置学田记》中亦云：“吾鄞为东南巨邑，文献甲天下。”清代全祖望《湖语》云：“四明累世之文献，莫与伦也。”宁波历代的府县志，多详载地方经籍书目。民国张寿镛编纂《四明经籍志》45卷，搜罗了近6000种文献，余姚、宁海文献还不计在内，其数量堪称浙东之冠。陈汉章在《编辑〈四明丛书〉商榷书》中感叹说：“四明遗书毓富夥够，非《台州丛书》《永嘉丛书》《绍兴先正丛书》之比。”  宁波历代文献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大家名著层出不穷，承载了宁波的文化精神。比如，南宋“四明学派”学者以“心之精神”为核心理念，袁燮认为“心”体现为一切社会行为，凡“立身施设”，皆是“心之精神”，种种文明成果都是“心之精神”积极运作的产物。宁波学者还喜标举豪杰精神，明初学者方孝孺屡屡使用“豪杰”一词，他所呼唤的豪杰，具有在学术上挽回颓澜、开创新局的魄力。王阳明从地域上强调“吾越多豪杰之士”，呼吁豪杰之士改良政治，且“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黄宗羲倡导的“豪杰精神”突出文化创造之作用，凡属民族文化各个领域的伟大创造，包括优秀典籍文献在内，都是历代“豪杰精神之所寓”的结果。无论是四明学派的“心之精神”，还是浙东学派的“豪杰精神”，都是宁波文化精神的有力脉动与精彩呈现。整理会通集大成  宁波历史上较大规模收集乡邦文献，大概可以从明初郑真编辑《四明文献集》算起。自此之后，宁波学者前赴后继，于是有了永乐间李孝谦辑《四明文献考》，成化间黄润玉编《四明文献录》，万历间戴鲸辑《四明文献录》，明末清初张鸣喈辑《四明文献考》。至清代，黄宗羲搜集《姚江逸诗》，李邺嗣编辑《甬上耆旧诗》，全祖望不仅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本邦志书、先贤著作，还广泛搜集诗歌文献，辑成《续甬上耆旧诗》。之后，袁钧、卢址、徐时栋、董沛、姚燮等莫不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编刊。四明学者以其自觉的乡邦文献守护和建设意识，构建了前后相续的文献链，从而形成了令人称羡的文化传统。  民国学者张寿镛在四明藏书家的大力支持下，在对四明文献存佚情况进行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博采广收，编刊了《四明丛书》，这是宁波历史上第一部郡邑丛书。陈汉章作序云：“此书出，而浙东之学彪炳于瀛寰，矜式于全国，奚翅为四明来学者有所兴起哉！”《四明丛书》陆续刊出，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陈汉章在致张寿镛的信中盛赞：“为潜德发幽光，为浙东绵绝学。”张寿镛以个人之力刊刻《四明丛书》前8集，共收书178种，1177卷，为民国郡邑丛书之最。  尽管张寿镛等学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四明丛书》收录的宁波文献仅是一小部分，远不能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宁波现存的文献数量，目前初步估算，截至清末，有2000多种（不包括家谱），内容庞杂，载体多样，但大多未经汇辑整理，未能充分绽放应有的光彩。当年陈汉章认识到“零星小种，散见缥缃，士人或购求不易，或寻览为难”，曾建议“集合校刊”。当代继之而起的《宁海丛书》，分宋元卷、明清卷、民国卷三辑，收录邑人及邑外人所著宁海文献350种，开宁波编纂一邑丛书之先。《四明文库》继承了明清以来宁波先贤辑印乡邦文献的优良传统，政府主导，学界聚力，由著名甬籍学者陈尚君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一批古典文献学专家和出版家组成团队，使大批珍稀的宁波古籍文献萃为一编。《四明文库》甲编拟收录文献800余种，集部文献尤为丰富，其规模远超《四明丛书》。其中不乏珍稀文献，如天一阁收藏的明代王淮《抝斋诗选》、裘黼《期期草》、黄尊素《四书针》（残本）等都是孤本。其中黄尊素《四书针》（残本）为今人编辑的《黄尊素集》所遗漏。《四明文库》聚珍荟萃，交出的每一份答卷，都是一次与历史相伴的精神跋涉。毫无疑问，《四明文库》作为宁波文献史上的鸿篇巨制，具有集大成的性质。  张寿镛编纂《四明丛书》时，采纳夏启瑜的建议，“用《四库总目》例，提其要略，俾资参考”，这在郡邑丛书的编纂中不失为创举。为拓展文献普查、整理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四明文库》收录的每一部古籍都撰写提要，论作者之简历，述书籍之内容，以及版本、收藏等情况，从而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四明文库》的纸质版采取四色仿真印刷，充分呈现底本原貌，同时推出数字版、建设数据库，为读者的检索查阅提供方便。从这一视角看，《四明文库》是一项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出版工程。  《四明文库》广泛涉及不同时代、类型、层级的文献，其梳理难度可想而知。《四明文库》的编纂过程，亦是清理与盘点文献家底的过程。广求善本，抢救文献，是《四明文库》义不容辞的使命。如过去出版的“宋元四明六志”，选用的是清代学者徐时栋的校本。《四明文库》收录的《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则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为底本，这在宁波出版史上尚属首次。姚燮《四明它山图经》，过去只出版过天一阁收藏的三卷残本，《四明文库》首次从国家图书馆获得完整的12卷抄本，这有助于研究姚燮对地志的贡献，亦为研究鄞西历史提供了难得的文献资料。留下宁波“根”与“魂”  由于年代久远，历经兵燹水火摧残，蠹鱼蛀蚀，大量古籍文献散失，幸存者亦有老化、破损之虞。如清张绎等编《疏浚郡河清册》，有咸丰六年宁郡河工局木活字印本，但仅存的孤本已破损不堪，亟待修补，这一现象并非孤例。经《四明文库》之荟萃，大量深藏冷宫的珍贵文献得以重新面世，使众多古籍得到再生性保护。《四明文库》将全景式地保留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留下宁波文化的“根”和“魂”，为延续宁波文脉提供重要的载体。  浙东学术是宁波文化最具影响力的根脉所在。著名史学家陈训慈曾提出“近承”与“远绍”的概念，谓“清代浙东之学，近承姚江性命之教，而远绍两宋儒哲之传，两宋三百年之间，大儒蔚起，浙东学者与中原相望，而永嘉、金华、宁波三处之学风为尤盛”。有鉴于此，《四明文库》收录了众多一流学者的著作，举起了浙东学术的一面大旗。如朱舜水在日本拥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四明文库》全面汇集朱舜水的文献，为浙东学术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宁波枕山傍海，港通天下，“海丝”文化发达，为浙东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魂。《四明文库》相对系统地反映了宁波的海洋文化，以及海丝之路重要发祥地的变迁和发展，为我国海洋文化、海丝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支撑。2009年，日本奈良更以“圣地宁波”为名，举行了“日本佛教1300年之源流”的特别展，展出了众多宋代宁波的文献和实物资料。以宁波为“圣地”，从日本学者的眼光中，亦可反见出宁波文献的重要价值和历史地位。  宁波悠久的历史文脉孕育出深厚的地域性人文传统，《四明文库》为当代浙东地域精神文化的重构提供重要的传统资源。以文献为载体的浙东空间场域的历史书写，将会释放出无限的潜能。有了荟萃百家的《四明文库》为基础，当代人可以深入地对宁波的历史、文化、文学、语言诸方面开展研究，汲取其优秀成分，从而为当代的文化建设提供取之不竭的资源。可以预料，《四明文库》的编纂出版，必将成为当代宁波建设的重要文化标识。值此《四明文库》首批文献出版之际，兹化用徐时栋“海国新添一新书”的诗句，以志其盛。  （作者：张如安、袁志坚，分别系宁波大学教授、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宁波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编审）来源：光明日报  

一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陈伯元在美去世，享年７７岁，其遗言有三：    一，嘱咐百余亲传弟子，如南阳语言文化学院有教学需要，须鼎力相助，不可推辞。    二，将平生所藏万余册图书，捐赠给南阳语言文化学院。    三，将灵骨交付友人带回南阳，安放于南阳语言文化学院。    三条遗言，字字句句不离南阳，不离南阳语言文化学院。二    陈伯元，名新雄，伯元是他的字，系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    有论者认为，清末民初的国学殿军是章太炎、黄侃，而当代的国学殿军就是陈伯元。陈伯元的老师是林尹，林尹又是黄侃的大弟子，称得上是师出名门、传承有序了。    陈伯元１９３５年生于江西赣县，后随父入台，平生仅到过南阳一次，而令他念兹在兹、寄托着他教育理念和教育理想的南阳语言文化学院，目前尚未最终建成。三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１日－１０月２５日，“陈伯元先生文字音韵训诂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阳师范学院召开，两岸三地与欧美日韩学者百余人参加研讨，中国诗经学会、中国音韵学会、中国训诂学会等负责人与会。    这是陈伯元首次、也是惟一一次到南阳、到河南。    相关会议报道称，“与会学者就陈伯元先生在文字、音韵、训诂、诗词等方面的成就及相关语言学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研讨会是对陈伯元毕生学术成就的一个总结。会上，陈伯元作了《求学问道七十年》主题报告，介绍了自己７０多年求学经历和致思方向。    那时他的肝脏上已发现两个肿瘤，会议期间需服用镇静剂抑制疼痛，但兴致依然很高，与天南海北的学者们一起参观了武侯祠、汉画馆、医圣祠、南阳府衙、董作宾先生故居等处。    “万里飞来白水溪，南阳胜景早铭碑。”越了解，越喜爱。陈伯元赞叹南阳为龙飞之地、中兴之地、朱光飞荣之地－－当年，汉高祖刘邦和平解放南阳，出武关越秦岭，先入咸阳，最终成立大汉王朝；西汉二百年后衰微，又有南阳人刘秀起兵建立东汉；又二百年，刘备到南阳卧龙岗三请诸葛亮，最终建立蜀汉王朝。“朱光飞荣”一词出自汉代南阳人张衡的《南都赋》－－“耀朱光于白水,会九世而飞荣”。四    陈伯元结缘南阳，以及其学术研讨会放在这座城市举办，与一个人密不可分。他就是被陈伯元引为知己的聂振弢。    聂振弢比陈伯元年少１３岁，南阳人，著名文化学者，南阳师院教授。    １９９１年，聂振弢初识陈伯元。    那一年，两岸恢复学术交流，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举办首届“汉语音韵学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当时，聂振弢是中国音韵学会副秘书长，忙于迎来送往的会务服务；陈伯元则是赴台后首次应邀回到大陆的专家。    ３０年后的今天，聂振弢仍记得陈伯元当时的样子：中等个儿，穿着西装，非常儒雅。一登上讲台，整个人像会发光，即兴赋诗，随口吟唱，一时四座皆惊，“我佩服得不得了。”    陈伯元来大陆的次数并不多，聂振弢则因学术交流多次赴台，每次赴台必拜访陈伯元，二人相交日深。陈伯元曾撰词赠曰：“初见便觉情于我。人间世，知音莫过。”    听闻陈伯元学术研讨会因各种困难蹉跎多年仍无法在台举办，聂振弢一力促成其在南阳召开。他认为，“此举必将对国学之研究、学风之建树，有所鼓励，有所推进，亦为惠我一方之学界大事也。”研讨会没有花费校方经费，全凭他一人前前后后筹措张罗。五    陈伯元是学者，亦是一位教育家，他曾说：“个人之生命乃属有限，学术影响方为无限”，他的一生“矢志发扬中国学术，并传之于生徒。”他将聂振弢引为知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理念有相通相同之处。陈伯元曾写信给聂振弢，说：“于教育问题，得一知己，尤为振奋。”    陈伯元先生去世后，聂振弢将两人书信结集，书稿定名为《万里飞鸿尺素书——伯元先生最后的通信》。    聂振弢曾获评“大国良师”称号，多年来奔走各地义务讲学，足迹遍及海内外。在文化界，许多人都知道聂振弢有一个梦想，“办一所国学大学，让更多人能有机会享受优质的教育，为国学教育扎下坚实的根基”。但少有人知道，这一梦想因陈伯元而更加坚定。    南阳研讨会后，聂振弢写信给陈伯元：“弢受教于先生，即决心办一传统语言文化学院。”在他们的理想中，学院是传授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专业大学，培育有扎实国学功底的教师；同时筹办师范小学，集中识字，经典启蒙，诗诵入教，礼乐并兴，再继之初中、高中，以经典古文二百篇为量，熟读成诵，各阶段教育相辅以成。    陈伯元认为此事“如能竟其功，真我中华文化复兴之机运也”，他愿以有生之年追随其后，“从今后、君唱我和。流水高山音袅娜。”六    研讨会后，聂振弢送陈伯元离宛赴郑乘机。    正逢修路，原有的高速路要扩为８车道。见到繁忙的建设景象，陈伯元很惊讶也很振奋，因为从台北到台南的一条路修了几十年也没修好。这位有家国情怀的学者不免感叹：还是社会主义好啊。    也许是受此类场景感染，更或许是出于对聂振弢本人的信任，陈伯元对开办语言文化学院充满信心。“国学之复兴，犹如光武之白水，可能皆当兴起于南阳也。”七    经多方奔波，２０１１年正月初六，南阳语言文化学院在南阳北郊破土动工。陈伯元当时正在美国求医，闻讯喜不自禁，期盼自己身体复原后，能够“为固有文化尽其绵薄”。    开头一切进展顺利，聂振弢遂邀陈伯元出任小学校长及大学荣誉校长。“南阳白水开气象，指点痴迷。不管东西。重振吾华手应携。”陈伯元亲笔题写了南阳语言文化学院和附属小学的校名。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日，南阳语言文化学院附小开学。陈伯元正在医院就医，闻此事仍强支病体，写下数千字贺词，“兴学南阳事业新，所欣因得道同人。”    陈伯元于病榻上筹划着学科设置、课程安排、教育步骤诸事宜。他一面感叹：“传自先师之教育思想，得从南阳再度发轫，使中华文化复兴，而有一线曙光”，另一方面，他“从来未有像此时之强烈希望上苍再加数年，让我看到南阳之语文教育着有成效，中国文化展现强有力之生命力。”。    ２０１１年底，学院主楼竣工，聂振弢寄上数帧照片。病中陈伯元见到，“精神振奋不已，似已痊可不少。”    ２０１２年春节，聂振弢给陈伯元拜年，并寄信表达了自己办学的初衷和决心：“近百年来，国人于吾国文化轻之贱之暴之弃之，以致几代人不知诗书，不爱母语，不知吾国文化优秀之所在，不知民族生衍发展枝繁叶茂之所从来，此诚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叹息者！唯斯之故，弢久意在吾乡之南阳建一学校，开一风气，不计得失，不思成败，一意孤行，一尽吾心而后已。”    聂振弢日前接受光明日报旗下《新天地》专访，该杂志以封面位置和6个页码的篇幅对其进行介绍。    陈伯元接信后感叹：真期望上苍仁慈，加我数年，令我与先生敲敲边鼓，完成振兴固有文化之大任。    此后，聂振弢为学院申请报批一事多方奔走，时向陈伯元函报进程。陈伯元亦随时复信。当年6月初，陈伯元从电视上得知大陆高考结束，不由问询学院是否参加招生。6月13日，还惦记着到南阳一趟：“大概于八月三十日以后就可起程来南阳，到南阳应飞郑州还是武汉，以便早日告知同行诸人预定机位。”    谁也没想到，这一封信，竟是陈伯元写给聂振弢的最后一封信。    2012年8月1日，美国当地时间7月31日，陈伯元在美去世，留下了那感人肺腑的三句遗言。八    三条遗言，目前仅完成了很少一部分。    2012年9月28日，陈伯元先生追思会在台北举行，聂振弢赴台送别。追思会上，陈伯元先生长子跪步向前，将灵骨奉上，聂振弢跪地接过，一时热泪纵横。    此后，聂振弢将老友灵骨暂供于书房。而陈伯元的万册赠书，暂存于台湾辅仁大学；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111名亲传弟子，亦随时听候着南阳语言文化学院的召唤。一切都在等待着这一学院正式开办的那一天。    这些年来，聂振弢常想起陈伯元在一封信中所说的话：如果教育理想能够付诸实现，“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为了陈伯元和自己的办学理想，聂振弢多方求索，四处奔波，曾被人诬告，亦曾遭人冷语，时见暗涡汹涌，又常睹曙光在前，转眼已近十年。来源：愚见世界

孩子的身心健康是全社会和家长特别关心的大事。6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体育法。新修订的体育法将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新修订的体育法有何新规定？有何新特点？提出什么样的新要求？又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极大提升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体育法修订，将第三章“学校体育”更名为“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提出“国家实行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健全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工作制度”“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坚持体育和教育融合，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体魄与人格并重，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将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学校延伸至行政部门、社会组织甚至各个家庭。”体育法力图涵盖更广的范围，全面地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体育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要求：“教育行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组织、引导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近视、肥胖等不良健康状况，家庭应当予以配合。”近年来，近视、超重、肥胖与营养不良等问题严重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而家长对于该类问题的危害和防护措施的认知仍有不足，有针对性地开展体育干预刻不容缓。一段时间以来，体育与健康课被占用，每天运动时间不足，不仅让儿童青少年失去了锻炼权，也让“小眼镜”“小胖墩儿”日益增多。面对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主要指标连年下降的困境，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求“开齐开足体育课”，但部分学校仍执行不到位，加之体育师资不足、担心学生运动中意外受伤等原因，使得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保守、学生兴趣不高，“应试课”“不出汗课”成为日常。中国教科院体育卫生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吴键表示，体育法新增“确保体育课时不被占用”“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一小时体育锻炼”等条款，这些修订不仅体现了国家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的决心，也意味着学生享受体育课和“在校锻炼一小时”的权利得到了法律保护。国务院参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焦洪昌认为，新修订的体育法针对青少年体质下降的问题，对学校体育锻炼提出刚性要求，提升了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增加“坚持体育和教育融合”“将体育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范围”等规定，有利于改变部分学校重视文化课而忽视体育锻炼的现状，保障青少年体育运动时间，从而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为学生运动伤害事故“上保险”近年来，意外伤害事故成了悬在学校校长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学生一旦在体育课或体育锻炼中受伤，学校就被卷入舆论的旋涡，家长不停投诉，闹到学校甚至教育部门，导致不少学校和体育教师“谈安全色变”，稍有可能引发意外伤害事故的器材和项目，都“刀枪入库”了。重庆市沙坪坝区某小学近年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情：学生在上体育与健康课时突然倒地，体育教师在紧急救护的同时，呼叫了120，虽然学校做了一切可以做的工作，但学生却在救护几日后去世。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年，但校长依然心有余悸。意外伤害事故发生后，学校吸取教训，在物防、技防、人防上下功夫，购买了两台心脏复苏起搏器，每学期对全体师生员工进行3次心脏复苏技能培训。“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对意外伤害事故要早发现、早干预，力争做到不发生事故，即使发生了事故也能将危害降到最低。”该校李校长说。为积极预防、妥善处理在校学生意外伤害事故，保护学生、学校的合法权益，教育部在前些年制定了《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但这只是部门规章，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遇到较为严重的校园意外伤害事故时，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新修订的体育法第三十三条提出，国家建立健全学校体育活动意外伤害保险机制。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做好学校体育活动安全管理和运动伤害风险防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解除校长和体育教师的后顾之忧。”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中小学安全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何卫国说。近年来，他致力于构建学校安全教育及保障体系，希望通过科学、专业、规范、常态化的安全教育，逐步提升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养，为体育与健康课程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同时也为学校安全工作减压。何卫国认为，体育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性工程，安全与健康是体育工作永远且十分重要的内容。近年来，他带领团队承担了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大中小（幼）体育课程一体化研究项目”中的安全教育与风险保障的研究课题。“该研究构建了系统完整的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将服务于学生对终身体育的需求，目前，该课程体系已进入实验试点阶段，保障体系正在进行论证。”何卫国希望研究成果能尽快服务于全国学校和广大师生。“在学生体育伤害事故中，近90%的事故是学生自身原因导致的。”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学生安全纠纷调解中心主任李涛说，“很多学生在学校内外的体育运动伤害，更适用于民法典的自甘风险原则。”据介绍，多年前上海市已经设立了“学校体育运动专项保障基金”，且取得了较好效果。而据了解，教育部相关部门正积极组织专家，探索建立学校体育运动意外伤害综合保险机制，为包括校园足球在内的体育运动提供保障。体育成绩将影响学生升学及毕业日前，南开大学出台相关规定，明确自2022级本科生开始，无疾病或残疾等特殊情况，不能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4年综合评定50分）要求者，不能毕业。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增强青少年体质的重视，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把学校体育工作列入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列入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业绩考核评价指标；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三年下降的地区和学校，在教育工作评估中实行“一票否决”，学校体育工作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新修订的体育法提出，将体育科目纳入初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建立符合学科特点的考核机制。云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王宗平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将体育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范围，将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作为教育教学考核的重要内容，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提升体育素养。“目前体育的初中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已做到‘两依据一参考’，初中的统考、高中的会考均已纳入学业水平考试范围，呈现良好态势，但能否真正落实还有待观察，体育考试任重而道远。”王宗平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已经有40多年的实践，近年来多个省市提高了体育成绩的分值和在中考总成绩中的占比，体育成绩拖后腿的话，将对高中升学产生不利影响。高中体育学业水平考试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在河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原处长郭蔚蔚看来，体育考试使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得到提高，保证了体育与健康课的正常进行；提高了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自觉性、积极性，学生身体素质有较大提高；改善了学校办学条件，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从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可以发现，初三、高一年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最好，说明体育考试对于改善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他说。“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满活力，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吴键指出，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体育考试的初心是有效改善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目的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相信新修订的体育法将会更好地助力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把体育变成家庭教育的“硬核”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如何理解体育的重要性？如何引导和帮助孩子养成体育锻炼习惯？如何与学校、社区形成合力？修订后的体育法与家庭教育关联最大的是第三章：青少年和学校体育。这一章明确提出：坚持体育和教育融合，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体魄与人格并重，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而且要求教育部门“将体育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范围”。贯彻落实体育法，引导、支持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不仅是体育和教育部门的事情，也是社区、家庭的责任。依据新的体育法规定，家校协作有了新的内容：家长有权利要求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齐开足体育课；要求学校在体育课教学时组织病残等特殊体质学生参加适合其特点的体育活动；要求学校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不少于一小时的体育锻炼；要求学校每学年至少举办一次全校性的体育运动会；要求幼儿园开展符合学前儿童特点的体育活动……孩子的科学锻炼，需要家长的高质量陪伴，主要体现在育人为先、互动为重、科学为本。过程中注重教育。家长在陪伴孩子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中，绝非只是带着孩子一起跑跑步、打打球等单一技能的练习那么简单。高质量陪伴还要在锻炼的过程中强化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包括培养吃苦耐劳、坚持不懈、拼搏进取等精神，包括缓解疏导孩子的不良情绪等。深度参与注重互动。家长要达到高质量陪伴孩子的体育锻炼，需要真正地深度参与，即和孩子一起运动，而不是只在一旁观看或督促。一方面，家长自身的锻炼也同样促进健康，同时为儿女做了好的榜样。另一方面，家长深度参与式的陪伴，对孩子也是一个激励，会让孩子参与锻炼更积极、更能坚持，同时增进亲子间的亲密关系。科学锻炼合理安排。科学锻炼除了要遵循“四有”标准外，家长在陪伴孩子锻炼时，还要结合孩子的兴趣爱好、运动需求等合理选择锻炼项目与方式；要根据孩子的生活作息、饮食状况、运动习惯等精准把握锻炼时间、场所等；要根据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理性判断由谁来陪伴、如何陪伴才能达到科学有效的目标。家长陪伴孩子进行科学锻炼，既需要理念上的重视，还需要爱体育、懂体育、会体育，才能更好地激励孩子热爱体育、参与体育、受益于体育，真正促进孩子的健康全面发展。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