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太极拳，必须首先练习基本功，肺主一身之气，肺气调则周身气行，故练功必须令其气顺，不可叫气道结滞，所以说：练拳不可闭气、使力，总以放松、沉气为主。在练拳时要配合呼吸配合开合等。由于以上的要求，使得练太极拳的人们在练拳过程中注意放松并调整呼吸，每次练拳下来心情舒畅精神饱满。身体微微出汗，增加体内的新陈代谢，从而起到了祛病强身的健身功效。运动生理学告诉我们，任何运动项目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度，并且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强度，才可能对增进人体健康，特别是对人体的循环系统、呼吸系统产生较大的影响。运动强度和持续时间合理的结合，对提高循环系统、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可少的。太极拳因为充满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既是武术又是文化；既是健身又是武术，它既练内（心）又练外（体），精气神兼练，既有养生健身价值，又有艺术欣赏价值。常年坚持练太极拳的人普遍反映大腿大臂既然粗壮，小腿小臂手脚松柔，体育专家认为，大小腿肌肉群的高功能运动，使人体如同增加了许多小水泵，帮助心脏工作，即减轻了心脏负担，又有利于心血管系统的健康。由于太极拳重视人体下盘功力训练，有利于气血下行，调整人体上盛下衰状态，可防治血压高、跌跤等病症，有抗衰老的功能。常言“人老先从腿上老”，中年以上的人往往出现上盛下衰的诸种疾病。美国医学界已把老年由于跌跤而死亡的现象逐年升级的问题，列为导致死亡的第三大敌人。他们政府肯拨款，支持关于太极拳可防治跌跤现象的科研项目。太极拳近两三年在美国发展特别快，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中国传统医学角度来说，“上盛下衰”是中医术语，指的是中年老人肝肾两亏、阴虚阳浮，而出现的血压升高、心虚失眠、畏寒怕冷、四肢发凉、食滞便秘等症候群。患者看上去往往是红光满面，并无病容。然而，由于下元虚亏，双脚发软，行动不便，走路时间一长足后跟痛，膝关节发硬，腰酸背疼，浑身乏力。中医认为，人年过四十，肝肾易亏，犹如根枯而叶黄。浇水灌肥应从根部着手，滋肝补肾，乃是养生保健的秘诀。除了服用一些有滋补作用的食品和药品外，重要的是加强人体丹田部位和下肢的运动。因为人体丹田与命门之间（即小腹部位），正是人体吸收的各种营养转化为精血（及内分泌）的最关键最根本的部位。所以增强小腹、腰、裆部位及下肢运动正是促进人体消化吸收和气血循环运行的最基本的环节。腰脊和腿部增强，自然血脉流畅，精神旺盛，长久不衰，从而消除或避免“上盛下衰”诸症。太极拳不仅强调肢体放松，而且练拳全过程都要求精神放松，使大脑抑制与兴奋相结合，而且它还有利于心态平衡。针对当今生活方式，练习太极拳是一条非常可靠的健康之路。只要你每天坚持练拳，它就可以使你持久地保持身心平衡和动态平衡。文章来源于网络

熬夜是很正常的事，但经常熬夜对身体会产生很坏的影响，无意中看到这篇文章，转载过来，或许对经常熬夜的同学们会有所帮助。 01 睡觉的诀窍根据医学和我的体验、观察，一个人真正睡着觉最多只有三个钟头，其余都是浪费时间，躺在枕头上做梦，没有哪个人不做梦。至于醒来觉得自己没有做梦，那是因为他忘记了。正午只要闭眼真正睡着三分钟，等于睡两个钟头，不过要对好正午的时间。夜晚则要在正子时睡着，五分钟等于六个钟头。就这个时间的学问又大了，同宇宙法则、地球法则、易经阴阳的道理有关系，而且你会感觉到，心脏下面硬是有一股力量降下来，与丹田(肾上)的力量融合，所谓“水火既济”，豁然一下，那你睡眠够了，精神百倍。所以失眠或从事熬夜工作的人，正子时，即使有天大的事也要摆下来，睡它半小时，到了卯时想睡觉千万不要睡，那一天精神就够了。 02 睡眠与养生一、睡眠的规则战国时名医文挚对齐威王说：“我的养生之道把睡眠放在头等位置，人和动物只有睡眠才生长，睡眠帮助脾胃消化食物，所以睡眠是养生的第一大补，人一个晚上不睡觉，其损失一百天也难以恢复。”睡觉是养生的一大功能，养就是用大量的健康细胞去取代腐败的细胞，如一夜睡不着就换不了新细胞。如果说白天消亡一百万个细胞，一晚上只补回来五十万个细胞，这时你的身体就会出现亏空，时间长了，人就糠了，像糠萝卜似的。为什么世上有百岁老人呢?因为他们每晚都在21点钟准时睡觉。现实生活中，不少人有入睡难，睡眠质量不高的毛病。睡眠不好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如肝火过盛，睡觉警觉;胃火过剩，睡觉不安;肝阴不足，睡觉劳累。二、睡眠与疾病现代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给人们的身体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形成“四大病”：水果病、冰箱病、电视电脑病、熬夜病。肝脏有一特点：卧则回血，坐立向外供血。子时(23：00—1：00)，其实23点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并不是0点开始的，这是我们犯的误识。肝胆相表里，互为一家，23点胆经开了，如若不睡，大伤胆气，由于十一脏腑皆取决于胆也，胆气一虚，全身脏腑功能下降，代谢力、免疫力纷纷下降，人体机能大大降低，胆气支持中枢神经，胆气受伤易患各种精神疾病，比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强迫症、躁动症等。丑时肝经最旺，丑时(1：00—3：00)不眠，肝无法解除掉有毒之物，产生新鲜血液，因藏血不利，面呈青色，久之易患各类肝病。乙肝病毒携带者，是由于晚上经常不睡觉，人太虚弱了，也就是说秩序太乱了，病毒已经到了细胞里了。 03 垃圾睡眠给肝脏带来多大伤害?肝主疏泄，过子时不睡，可引起肝疏泄不利，肝气郁结，可见易怒，头痛头晕，眼红，眼痛，耳鸣，耳聋，胸肋胀痛，女性月经不调，便秘，也可引起肝气升发不足，人会目倦神疲，腰膝酸软，晕眩，失眠，惊悸，精神恍惚，重则会晕倒在大街上，不省人事。肝开窍于目，过子时不睡，易引起肝虚，则出现视力模糊、老花、夜盲、畏光、迎风流泪等症状，还会形成青光眼、白内障、眼底动脉硬化、视网膜病变等眼疾。肝主筋，其华在爪，过子时不睡觉，会引起肝血不足，就出现筋痛，麻木，屈伸困难，痉挛抽搐，易造成灰指甲，缺钙，髌骨软化，癫痫病，骨质疏松等症。肝与心，过子时不睡觉，可引起肝血不足，由于心主一身之血脉，肝有储藏和调节血液的功能，会造成心脏供血不足，引起心慌、心颤等症状，严重的形成心脏病、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 04 睡眠的方法如果你每晚22点钟左右躺下，静静得不要说话，到23点的时候，也就睡着了。肝胆开始回血，把有毒的血过滤掉，产生新鲜的血液，到一百岁也没有胆结石，也没有肝炎、囊肿一类的病。如果你天天熬夜到1点多，肝回不了血，有毒的血排不掉，新鲜的血生不成，胆又无法换胆汁，所以这些人容易得胆结石、囊肿、大三阳、小三阳各种病症。肝胆在下焦，如果胃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寝睡不安，一个是胃寒，如果这个人胃阳本来就不足，过多的喝绿茶，就会出现胃寒，胃寒的时候人是睡不好觉的，或者吃带泥沙之物过多，胃隐隐作寒，肯定是睡不好; 再一个是胃热，就是热气往上走，嘴里喘的都是热气，像这种情况也睡不好觉;再一个是胃燥，口干舌燥，胃里感觉到燥;还有一个就是胃厚，气味的味，胃厚，这种情况就是吃了这种厚腻的味道，有人吃海鲜、吃鱼、吃炖鸡，味道好鲜美，吃多了，美味不可多用，这些东西在里面要稀释它，不稀释它，它在里面味太厚了，所以这个也睡不好觉;睡觉时要肢暖，四肢要暖，因为四肢是阳之本，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四肢不暖，肯定是肾阳不足，应该在睡觉之前把手脚捂暖，手脚和肚脐、背后的命门都要盖好。 05 睡眠法因人而异，下面介绍3种做法：1、睡觉前简单的压腿，然后在床上自然盘坐，两手重叠放于腿上，自然呼吸，感觉全身毛孔随呼吸一张一合，若能流泪打哈欠效果最佳，到了想睡觉时倒下便睡。2、仰卧，自然呼吸，感觉呼吸像春风，先融化大脚趾，然后是其他脚趾，接着脚、小腿、大腿逐渐融化。如还未醒着，再从头做。3、入睡快的人可右侧卧，右手掌托右耳。右掌心为火，耳为水，二者形成水火即济，在人体中形成心肾相交。久之，养心滋肾。现代医学证明，早睡早起的人精神压力较小，不易患精神类疾病。早晨不要太早出去锻炼，因为早晨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地下道的漳气、浊气正往上走(尤其是城市)，这些气对人体损伤是很严重的。 06 睡眠中不可忽视的疾病警告应注意：(一)睡眠宜早，勿过十时，老年人以八点为正，勿过九点。凡交十一时，为阳生时，属肾，此时失眠，肾水必亏，心肾相连，水亏则火旺，最易伤神。千万勿以安眠药片助睡。(二)枕上切忌思索计算未来事，睡时宜一切不思，鼻息调匀，自己静听其气，由粗而细，由细而微细而息。视此身如无物，或如糖入于水，化为乌有，自然睡着。(三)如有思想，不能安着，切勿在枕上转侧思虑，此最耗神，可坐起一时再睡。(四)如在午时，即上午十一点至一点，为阴生之时，属心，此时如不能睡，可静坐一刻钟，闭目养神，则心气强。凡有心脏病者切宜注意，每日于此二时注意，则元气日强，无心跳腹泄或小便频速之病。(五)夏日起宜早，冬日起宜迟。居北方宜防寒气，如在粤桂等省，早起防山岚瘴气中病。食后勿仰天睡，早起如在寅时三点至五点，此时切忌郁怒，必损肺伤肝，万望注意。请您转发分享，福生无量！文章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网友们大家好。       党的十九大报告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现实感的高度统一，坚持在传承中发展，在借鉴中创新，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又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这表明在中国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们知道，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被誉为是安身立命之学，经世致用之学，但是在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正确认识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这样才能够增强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使中华传统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讲三个问题。一、传统文化“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在处理古今的问题上，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精髓是“道德”两个字。“道”是表示自然而然的，本来如此的规律。而“德”，德者，得也，也就是人体认道，得道后所具有的品质特征。我们知道《周易》上有一句话，古圣先贤，“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在观察天地自然之道的基础上，古圣先贤得出了促进身心和乐、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天下和平的常道。这种常道不能违背。所以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荀子也说：“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这些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顺着天道来修身治国，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反之必然会败亡。而“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既然是常道，既然是真理，必然是永长不变的，古人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恒常不变的治国的常理常法，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依然适用。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一样，自古至今都是如此。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要知道这个不变的是道，而落实道、体现道的具体的形式和方法，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也就是掌握了这个道，有什么好处呢？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可以趋吉避凶。比如说《大学》上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易经》上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以我们看古代的读书人，他看到一个人目前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推断出他以后的结果如何。后来他的结果果然和人家预测的一模一样。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是因为古代的读书人经常读圣贤书，圣贤书所记载的都是常理、常法、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说在《书经》上有一句话，说：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看一个人在内心起了迷乱女色之风，在外喜欢狩猎、游戏，没有节制，还喜欢饮酒，沉溺于靡靡之音，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墙上还雕刻着花纹，雕梁画栋极尽奢侈之事。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       古人说得很肯定，有一于此，未或弗亡，也就是以上六种情况，有一种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就没有不灭亡的。更何况现在很多的领导干部，这六种情况全都出现了呢？那还有不灭亡的道理吗？所以，你看一个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突然锒铛入狱的时候，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说什么原因啊？莫衷一是。其实这个原因古人早都给我们揭示出来了，都在经典之中。所以，我们学了这些经典，我们才明白厚德载物的道理。这个物就是外在的财物、身份、地位、名称等等，它靠什么来承载呢？靠一个人深厚的德行。       对于国家而言，用治国的常理常法来治理国家就能够达到安定和平的效果。这些规律在书上也记载得很多，比如说在《春秋左氏传》上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个国家为什么可以兴盛呢？他把人民视为伤病一样，加以关心、加以爱护，这是一个国家福祉所在。而一个国家为什么会灭亡呢？就是把人民视为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可以随意践踏，这也是一个国家灾祸所产生的原因。你掌握了这些规律，你就知道，这些规律在古代是适用的，在今天也依然适用。这个就是告诉我们，道是不变的，不变的我们要加以继承，而变的是表现形式和方法。二、“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相去甚远。这是因为我们在理解现代化的问题上出现了偏颇，在处理中西关系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都贯穿着关于坚定文化自信的思想，深刻阐释了这样的道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决定，中国的未来绝不是西化，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在于发展阶段的差异，根本在于文化基因的不同。人不自信，谁人信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必然是中国特色。       这说明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需要明确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贫富悬殊、形式民主、文化庸俗、社会混乱、生态恶化等等，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要尽力避免的。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一些特征。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弥补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强国强在文化       我们可以看，孔子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些看法。在《论语》中记载，孔子对他的弟子有一段对话，孔子到卫国去考察，冉有给他驾车子，孔老夫子就说，这个地方人口已经很稠密了，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冉有就说了，人口已经很稠密了，还应该做什么呢？孔老夫子说，要使人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了，“既富矣，又何加焉？”孔老夫子还是回答了两个字，“教之”。这可以看出孔子关于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看法。如果说国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大国到富国，再到强国的过程，那么，毛泽东思想使中国站起来，邓小平理论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国，解决的是富之的问题，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使中国强起来，成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点要解决的是教之的问题。靠什么来教呢？当然是靠文化来教，靠文化强国。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强在文化。       说到强国与富国的区别，大家都容易理解，她不仅仅是经济的腾飞，更重要的是她的文化在世界上有影响力。当然说到强国，人们还可能会想到富国强兵，想到军事的强大、武力的强大，所以，西方人才提出“中国威胁论”，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在中华文化中的强，并不是军事武力的强大，而是文化道德的强大。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提出，大国者，好战必亡，这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贯特征。比如说在《群书治要·盐铁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什么意思呢？土地广阔，但不实行德政者，国家就有危险；倚仗兵力强大而欺凌别国者，自己也会灭亡。在《群书治要·文子》中也有一句类似的话，它说：现在有人认为只要强大就可以致胜，于是便丈量本国的地域，计算本国的人口，认为只要富有，就有利益，所以，热衷于计量储存的粮食，称量所拥有的金银。如果这个道理是靠得住的话，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万乘之国无破亡者矣。国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是强大就可以致胜，那么有千辆马车的君主无不可以称霸诸侯，有万辆马车的大国更是永远不会灭亡了。一个国家将亡，再大也是靠不住的，如果道义畅行，国虽小，也不能轻视。由此看来，国家得以存在，在于有道而不在于其大，国家所以灭亡，在于失道，而不在于其小。这种注重道义的文化，我们把它称为王道文化。       但是我们也看到，西方许多国家近百年来所奉行的都是霸道文化。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就对霸道文化和王道文化作了一个对比。在《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他讲到，就最近几百年的文化讲，欧洲的物质文明极发达，我们东洋的这种文明不进步。从表面的观瞻比较起来，欧洲自然好于亚洲，但是从根本上解剖起来，欧洲近百年来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这种文化专用武力压迫人，用我们中国古话来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       简单地说，东方的文化讲王道，西方的文化讲霸道，讲王道就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就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孙中山先生在演讲中还指出，现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国美国也有少数人提倡仁义道德，至于在其他各野蛮之邦也是有这种提倡。由此可见，西方之功利强权的文化，便要服从东方之仁义道德的文化，这便是霸道要服从王道，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趋于光明。       所以，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使中国的经济强大，更重要的是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带给世界，为世界解决冲突，实现世界和平提供启示。       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习总书记的一些重要讲话，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之所以广受欢迎，就是因为他对爱好和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化自信，他才提出了要建设“一带一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相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解决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出路和答案。       当今世界冲突不断，危机四伏，英国有位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教授就认为，要拯救今天的灾难，唯有从中华文化中寻找答案。他的这一个结论可以说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因为西方的文化是霸道文化，中国的文化是施行王道的文化，只有这种王道的文化，才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的文化，使中国成为一个能够贡献世界和平，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必然是中国特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哪些作用呢？首先，从经济领域来看，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建设富强中国提供可贵启示。       在《管子》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所以，治国首先要富民，认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条件是国泰民安的物质保证。但是，对于如何富民，中国古人却有着自己的见解。在《晏子》上也记载着，齐景公来请教晏子：“富民安众难乎？”说使人民富裕、百姓安定很困难吗？晏子回答说，很容易。“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能够节制欲望，人民就富裕了，审判诉讼公平合理，人民就会安定。你想富民安众，只要把这两条实施到位就可以了。在古人看起来，怎么样富民呢？并不是简单地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追求GDP的增长，人民才会富裕，如果仅仅追求GDP的增长，重视商业、轻视农业，反而还会导致两极分化，人民并没有真正的富裕，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贫富分化还会导致其他的社会问题。       在《群书治要·说苑》上记载，魏文侯曾经问李克，“刑罚产生的根源在哪里？”李克说：是产生于百姓的两种心，那就是百姓邪曲不正的奸邪之心，还有淫佚之心，放纵奢侈的心。而这个奸邪之心是因为人们饥寒交迫生起的，淫佚之心是因为放纵奢侈的人把心思耗费在文饰之上，一旦人们把这些看成是有价值的东西，那么男人就会放弃农业，从事雕纹刻镂；女子就会放下织机，去学习刺绣，而农事受到防害是饥饿的根源，纺织受到防害是寒冷的根源。       “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老百姓饥寒交迫，吃不饱、穿不暖，还能够不作奸犯科的这是很少有的。“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男女都互相炫耀衣服饰品华美亮丽，却不奢侈放荡纵欲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如果上面的人不禁止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就是奢侈品生产越来越多，结果就会导致“国贫而民侈”，国家很贫困，而人民越来越奢侈浪费。贫穷的人就会想出一些奸诈的邪取不当的方式来追求富裕的生活，而富足的人就会相互攀比，过上更加放逸纵欲的生活，这等于驱使人去做邪曲不正的事。       在《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上也有一段类似的阐述。“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炫耀、芬芳嘉味者也。”人之常情都是喜欢荣华富贵，喜欢美丽的服饰叮当作响而且炫人眼目，喜欢吃的都是美味佳肴，而白天想着这些事，夜里做梦还是想着这些事，一心一意地就想怎么样吃喝玩乐，这就像水往下流，瀑布往沟壑里流淌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古人把人的欲望比作欲是深渊，欲壑难填，通过礼法制度来防患于未然，让人把欲望设置在合理的范围内，并且做到欲而不贪。       但是现在却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市场上都卖那些奢侈的工艺品，商家都可以卖那种僭礼的服饰，百工也可以做奢侈品，人们看到这些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就不可能不去买。而商人家家户户都是超越等级的享受奢靡无度，国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人，都会去追求奢侈浪费、僭礼的生活，这并不需要到家家户户宣传，而是时势潮流驱使他们这样做，这是天下最让人忧心的事情之一。       而且，这还不止，世间奢侈的风气越来越重，服饰都违背礼制，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越来越昂贵，农业这个本业却越来越低贱，务农的人，种桑的人很勤苦，但是收入微薄，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安逸，但是收入和利润却丰厚百倍。那会怎么样呢？那就会导致农夫放下了锄头，织女放下了织机，如此一来，亲自耕种的人越来越少，从事商业的人越来越多。这样怎么会有丰收的年景呢？财富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商家的手里，百姓穷匮，于是为了吃饱穿暖，很多人沦为奸寇、强盗。而国家的仓库越来越空虚，监狱却已人满为患，一旦年景不好，五谷不丰，受饥挨饿，流亡过世的人就数不胜数。而由于从上到下都很穷匮，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到互相接济。后面他还说，“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国家是以人民为根本，人民是以粮食作为命根，现在粮食都没有人去耕种，人民不能够保命，这个根本就削弱了，根本被削弱了，国家就会陷入危难，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       从这一段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思考问题看得很深远，他能够抓住根本，而不是就事论事，农民付出的多，收入少，工商业付出的少，收入却丰厚，导致了贫富差距加大，贫穷的人就会做奸邪之事，富裕的人就会做纵欲放荡之事，这样一来，作奸犯科的事情越来越多，一旦人们养成奢侈放纵浪费的习惯，国家的资源也就会越来越枯竭，如果国家再不重视农业，耕田的人越来越少，衣食都不能得以保证，那遇到灾荒就没有办法接济了，再遇上战争等突发事件，也更无法应对。中国古人告诉我们要重农、节欲，这才是富国之策。这些节欲务本的富国思想，对于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以及贫富悬殊的问题，解决今天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偏颇，可以说仍然具有借鉴的意义。第二，从政治领域看，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我们明确的目标。问题是在中国这样的国情，包括在中国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的是什么样形式的民主。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理解，我们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且提出协商民主作为有益补充。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对选举民主的弊端有着深刻的分析，从传统化看来，西方所采取的选举民主具有以言取人、结党营私、遗漏人才、自赞毁他，引发对立和竞争等等的弊端。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我曾给予专门的论述。       比如说，西方一人一票制的选举，很难避免结党营私。在《群书治要·六韬》中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可以说是把西方选举民主的弊端揭露的淋漓尽致。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如果以世俗大众所称赞的人，称为贤德有智慧的人，以世俗大众所毁谤的人，视为不贤德的人。喜欢结党营私的人，往往被举荐出来担任了领导，而党羽少的人就会被罢退，结果这些邪曲不正的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把真正贤德的人蒙蔽了、埋没了。忠臣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奸邪小人以虚有的声誉取得了领导的位置，这个世间的乱象会越来越严重，国家也就免不了要危亡。       从这段话中让我们看到了选举民主的弊端。我们才采取了民主集中制，并且提出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不要一谈到民主政治就认为传统文化不能为它提供什么借鉴和参考，其实恰恰相反。所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上，也要有自尊心。要创造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而这种信心也是来自于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第三，从文化领域来看，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建设文明中国提供深厚滋养。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被誉为礼义之邦、华夏之族，靠的是什么？当然靠的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但是我们现在一提到礼，就被人认为是吃人的礼教，认为是讲等级观念。像有些人说，古人有句话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不是讲等级、不平等吗？意思是说大夫犯了罪就可以不受处罚，而一般老百姓却要依法承办。实际上这是我们对这些话产生的误解所导致的。       在《孔子家语》中记载，冉有去问孔子，“从前的君王制定法律，规定刑不上大夫，就是刑罚不施加于处在上层的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仪不涉及在下层的百姓、平民。如果这样的话，大夫犯了罪就能够不用刑罚，普通人办事就可以不讲究礼仪了吗？”这句话的误解其实在古人那里已经存在了。而孔子已经给予了很好的解答。但是我们现在人没有去读古书，仍然按照自己的误解去理解古人的思想。孔子说，并不是这样。大凡整治君子，要用礼义来引导他的心志，是为了用廉洁知耻的节操来勉励他们。为什么要讲礼呢？讲礼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为了惩罚人的行为，而是要引导人的心智，培养起一个人的羞耻之心、廉耻之心，让他从根本上就不想去触犯法律。所以古代的大夫如果有犯贪污受贿罪而被罢免流放的就叫“簠簋不饰”。你看他犯了贪污受贿的罪，要被流放了，要去被罢免，但是不直接说他犯了这样的罪，而给他起了一个很隐讳的名字叫“簠簋不饰”。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维持他的羞耻之心。有犯淫乱、男女不别之罪的，就叫“帏薄不修”，这个“帏薄”就是帐幔和帘子，古代用以隔离内外。“帏薄不修”，就是指男女不分，内外杂沓，指家庭生活淫乱。有犯欺骗君主不忠诚之罪的就叫“臣节未著”；有犯软弱无能、不胜任工作之罪的就叫“下官不职”；有犯了冒犯国家纲纪之罪的就叫“行事不请”。这五个方面对大夫已经有单独确立的罪名了，但是还是不忍心以斥责的语气直呼其罪名，而且为给他们避讳，就采取了这样的称呼。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和耻辱。       大夫的罪行如果是在五刑范围之内的，他收到责罚的通知之后，就戴上白色的帽子并系上牦牛毛绳，用盘盛盥洗之水，并架上一把剑，前往宫廷自行请罪。国君不派执法人员前去捆绑捉拿他，如果把他捆得五花大绑，又在街上一走，那让人看了之后他会很没面子，这都是为了给士大夫留面子，这是一种尊敬贤人的体现。士大夫很有羞耻之心，如果犯了罪大恶极的罪行，他听到责罚的命令下达之后，自己就感觉到惭愧，感觉忏悔，于是他就面向北方，也就是君主的方位，拜两次，然后就跪地自裁，自己就自杀了。所以，国君不派人押送斩杀他，并且对他说，您大夫是自取其罪，我对您已经有礼了。因此，刑罚不施加于处于上层的大夫，但是大夫并不会因此就逃避其应有的惩罚，这是靠什么达到的呢？这是靠礼仪的教育，因为礼使他培养了一种廉耻之心。使得这些大夫，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中高层的领导干部，都有强烈的羞耻之心，他做错事，事情一败露，国家要责罚的时候，用不着捆绑、捉拿、解压，他自己就知道惭愧自裁了，所以刑不上大夫，这实际上是尊贤的一种体现。虽然“刑不上大夫”，但是大夫并没有因此逃避惩罚。       为什么“礼不下庶人”呢？庶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因为他们要经常急促地做事，忙于生计，不能完满地实行礼仪，所以就不责求他们完成安全礼仪行事，这实际上是对老百姓的一种宽厚之心。在礼仪教化的情况下，比如说周朝的成康盛世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是刑措不用，囹圄空虚，当时的刑罚虽然很完备，但是都搁置不用，监狱里没有犯人，囹圄空虚，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有羞耻之心，没有人去犯罪。       在唐太宗的贞观年间，比如说公元632年，这一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有290人，但是，这一年年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处理后事，到第二年秋天再回来接受死刑。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到第二年9月的时候，这些被判处死刑的囚犯无一例外地都回来，没有一个人逃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些囚犯、死刑犯也都有羞耻之心，都讲礼义。       在这种礼义的教化之下，即使是囚犯、盗贼都有廉耻之心，都有羞耻之心。但是，我们现在社会，由于缺少了礼义道德的教化，一般的民众，甚至一些知识分子、领导干部，都寡廉鲜耻，所以，缺少了礼的教育，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孟子》上所说的，“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谈不上文明，和文明社会相去甚远。文明靠什么达到呢？靠礼乐这种教育来达到的。       除了礼教还有乐教，比如孔子的时候，他就以六经教导学生，其中就有《乐经》。孔子最了解音乐的特性，所以，他强调放郑声，用韶舞。到了秦汉之后，《乐经》就失传了，六经变成了五经。但是，在《书经》还有《礼记》，还有《史记·乐书》中都保留有重要的乐理，可以奉为《乐经》。比如《书经·虞书》中记载，舜帝命夔典乐，以“教胄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舜帝命夔这个人来主管音乐教育，教导这些嫡长子，教导的效果是什么呢？是“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经过音乐的教化，使人的性格可以变得“直而温”，正直而又温和，有的人确实很正直，但是往往理直气壮，失去了温和的态度。“宽而栗”，为人宽和，而且恭谨，人一随和就往往流于随意，失去恭敬心，但是礼乐的教化可以让人既保持宽和，又有威仪，让人不敢轻慢。“刚而无虐”，刚强又不暴虐，这个刚有刚正、刚直、刚强的意思，一个人有刚强的品质，但是没有流于残暴、暴虐。“简而无傲”，虽然处事风格很简约，但是没有很傲慢，这都是乐教的结果。       对于乐教的重要性，古今中外的名人，都有一致的看法，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借用苏格拉底之口，强调了音乐教育之所以比其他教育重要的多，是因为节奏与音调有着最强烈的力量能够进入心灵的最深处。一个真正受过音乐教育的人，在他的心灵里，会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的美，表现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也会有一种与之相应的调和的美。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由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它对同道中人必然会一见如故，而对于那些浑身不和谐的人，它避之唯恐不及。所以，音乐的教育达到的最后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培养了人对真善美的爱，培养了一种对和谐的向往。       其实不仅仅音乐教育是达到这种对和谐的，对美的爱。一切的艺术熏陶，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其实都是要达到对真善美的爱。       比如说，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末代皇帝溥仪，他是王国维的朋友。有一次，王国维请他到家里作客，在这个过程中就向他展示了很多收藏的书画作品、艺术品。结果溥仪就说，这一件是假的，这一件是赝品。王国维开始有点不相信，因为他在几秒钟之间就可以告诉他，哪一个是假的，哪一个是赝品。于是就派来一些鉴宝专家鉴定，结果惊讶地发现，凡是溥仪所认为的赝品，确实都是赝品。王国维就问他，你怎么可以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告诉我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呢？溥仪怎么说的呢？他说：很简单，因为它和我们家所收藏的那些艺术品有点不一样。因为溥仪从小生活在皇宫之中，他们家所收藏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正品，他看这些真的东西看得多了，自然对那个假的东西一眼就能够分辨，这就叫素质教育。所谓的音乐教育、绘画、美术教育，以及包括我们说的修身，这些统统称为素质教育，最后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其实达到的就是对和谐的、对真善美的热爱，他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美丑，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他对于同道中人就有识别能力，对那些不和谐的人也能够有所感受。这个就是讲礼乐文化使我们成为文明国家，成为礼义之邦、华夏之族。第四，从社会领域看，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建设和谐中国能够提供有效方法。       把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特征，也正是借鉴了传统文化的结果。现在我们都在讲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前面讲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理论渊源和基础就是被后世奉为百代常行之法的圣人之道。圣人之道就是古圣先贤治理国家的纲领。用圣人之道治理国家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这种圣人之治也是恒常不变的，也是可以为我们今天所借鉴的。       圣人之道就是人之道，用孟子的话来说，“亦有仁义而已”，也就是《周易》上所说的，“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也就是说，仁义是在位者治国理政所应当奉行的准则。既然如此，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也必须体现出仁义的精神。所以，制定和实施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以惩罚为目的。如果忘记了制定法律背后的仁义实质，而以残酷之心来施行法律，那就违背了制定法律的初衷。       在《群书治·新序》上记载着“臧孙行猛政”的故事。臧孙这个人施行很严苛的政治，结果受到了子贡的批评。臧孙就把子贡召过来，并且向他请教：“我没有奉公守法吗？”子贡回答说：“你是守法的。”他又说：“我不廉洁吗？”子贡说：“你也很廉洁。”臧孙又说：“我没有执政能力吗？不会办事吗？”子贡说：“你也很能办事。”臧孙就说了：“这三者我都唯恐自己办不到，既然这三者我都办到了，为什么你还批评我呢？”子贡说：“你虽然守法，但是好以法来损害人；你虽然很廉洁，但是因为廉洁就很骄慢；你虽然有执政能力，但是以此欺凌属下。”       子贡还说，你没有听说过当时的子产是怎么治国的吗？子产在治国的时候用仁爱礼义教导人们，以使人们从不违道，所以政事非常宽松。对于奖赏的多少，难于确定就宁可从重奖赏；对于惩罚的轻重难于判定的时候，就宁可从轻惩罚。因为实行了这样宽松的政治，子产治政七年之后，社会风俗非常和平，自然灾害都没有，国家也不需要用刑罚处罚，监狱都空了。到子产过世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百姓都痛哭流涕，并且说：“子产已经死了，我们还怎么过上安稳的生活，我们把安定的生活寄托给谁呢？如果能够让子产重新活过来，用我们家任何人的生命去换，我们都愿意。”这是因为他行了仁恕之道的缘故。       而你现在执政是什么情况呢？听说你有病了，人们都欢喜，互相祝贺，说：“臧孙子病了，最好他能够死去。”你的病刚刚有一些好转，人民都非常恐惧，说：“臧孙的病又痊愈了，我们的命运太不幸了，为什么臧孙子没有死呢？”所以，你病了的时候，人们都非常欢喜，互相祝贺，你生活在这个世间，人们都以你为恐惧，可见你害人的心是多么的深了。你这样办理政治，怎么还能够不遭受批评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为官者赏罚分明，也很廉洁，但是如果过于苛刻，人民也不会感恩戴德，而且还会怨声载道。所以子贡说，“盖德厚者报美，怨大者祸深”。德行深厚的人，回报给他的也很丰厚，与人结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有灾祸。最大的德行莫名过程于人，最大的祸害莫过于刻薄、苛刻，这说明为政要宽和、仁恕，而不能够过于苛刻。       古人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所谓的“民之父母”，本应该爱民如子，要效法天有好生之德。对待犯罪的百姓，就如同是对待有疾病的或者犯错的孩子一样，要想方设法地帮助他、教育他转恶为善，而并不是以能行惩罚为乐事。       《盐铁论》中也说，“故为民父母，似养疾子，长恩厚而已。”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对待犯了罪的百姓，就应该像父母对待自己有病的孩子一样，不过是增施恩惠，宽厚罢了。《盐铁论》上说，“古者周其礼而明其教，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罚中，民不怨矣。”古代的君王首先要完善他的礼义，昭明他的教化，礼义完备，教化昭明，还有人不服从，才按照他违法乱纪的程度给予不同的刑罚。刑罚得当，老百姓就没有怨言了。“今废其德教，而责之礼义，是虐民也。”如果忽视了道德教化，人民因为无知而犯法，再用礼法去苛责，这就是残害百姓。       所以，《盐铁论》中对刑罚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刑罚对于治理国家就像马鞭对于驾车一样，好的御手不能没有马鞭去赶车，而是拿着马鞭，但是不轻易使用。圣人借助于刑罚来实现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罚就可以搁置不用。这就是《尚书》上所说的“刑期于无刑”。为什么要设立刑法呢？就是要起到警戒、威慑的作用，它的目的是期望人们不要去触犯法律，而不是拿着法律去制裁人民，并以制裁津津乐道，以此为荣。为什么人们不触犯法律呢？就是因为兴起了道德教育，人人都具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德行，人人都向善、守信，这样和谐社会才能实现。       人要按照天地之道来治国，才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达到社会和谐的结果。所以，我们提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重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这样才能使社会呈现出祥和的气氛。第五，从生态领域看，中华传统文化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关键理念。       中国古代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强调人与自然万物是一体的关系，既然是一体的，也是相互感应的。这种思想贯穿在儒释道的思想之中。比如说庄子，他就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为一”。王阳明也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       深受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影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自然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人类征服、主宰、控制、利用的对象。比如说，传统社会，中国建筑的最高美学标准就是“巧夺天工”。什么意思呢？建筑的工艺如此的精妙，如同自然天造。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的建筑不仅没有破坏自然环境，而且还能够与自然完美融为一体。比如我们看到的颐和园、苏州园林等等。还有一些千百年前建造的水渠大坝至今仍然造福着当地的人民和自然环境。正是因为人与自然这种“天人合一”的关系，使得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保持着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建设美丽中国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源泉、思想渊源和丰厚滋养。我们相信，中国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必将为世界各国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提供借鉴，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出路，在世界文明史上再创辉煌。谢谢大家。​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编者按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引了方向。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为此，人民网理论频道邀请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博士生导师刘余莉作客视频访谈节目，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性、理论性、实践性、创新性问题进行了解读。以下为访谈实录：主持人：我们知道，刘教授近年来一直在大力提倡“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华文化”“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重视道德教育”等等。您怎么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刘余莉：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久弥新。中华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为中华民族的盛世缔造和发展繁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我们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下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两个字就是“道德”。我们经常说“你知道了吗”，很多人说“我知道了”，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道”是什么呢？是恒常不变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中国古人都喜欢简单，常用“天道”来体现这种恒常不变的、本来如此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比如《论语》记载，孔老夫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意思是，这个天说什么话了吗？天并没有像我这样用语言的方式和大家交流，但是，我们可以从四季的变化中，从万物的生长中观察到一种规律的存在。我们从四季的变化中，观察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从万物的自然生长中也看到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规律，发现这个“道”其实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规律。什么是“德”呢？中国人说“德者，得也”。《说文解字》把这个“德”解释为获得的“得”，两者是相通的。究竟得到了什么呢？其实就是得到了“道”。中国人所经常说的“得道之人”，他所表现出来的品质是“有德”。“有德”的人有什么表现呢？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从外在的方面看，他获得了众人的支持与帮助，从内在的方面看，他获得的是一种心灵的安宁。《论语》上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是什么人？君子就是求道之人，他还在学道的过程中，虽然没有像圣人成为“得道之人”，但是他能体会到一种坦荡的状态了。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有助于安身立命，让我们过一个坦荡的人生，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对于国家来说，它又是经世致用之学。也就是说我们把传统文化运用于治国理政，就会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现在我们看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承传至今，生生不息，那是和古圣先贤的智慧密切相关的。我们说到传统文化，不能认为它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蒙蔽被统治阶级的“精神鸦片”。当我们打开四书五经，真正深入经典的时候，可以发现，其实没有几句话是对被统治阶级的要求，大多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告诉统治者要怎样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大学》上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首先要求的是天子，是最高的领导者，如果领导者不做，只要求人民群众、老百姓去做，这才是愚民政策。而中国的经典恰恰告诉我们，领导者要身体力行。《说文解字》把“教”字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也”。这个“上”，在家就是家长，在学校就是老师，在国家就是领导者。我们看到，十八大以来，为什么我们提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深入人心？就是因为我们的习总书记身体力行，推动弘扬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他本身也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家教中成长起来的。而且，他自己能够率先力行传统美德。所以，他再倡导，才产生这么大的效果。《礼记》上说，下级侍奉上级，并不是简单服从他的命令，而是服从他的行为。上级领导喜欢某一个东西，下级、属下一定有比他更加喜欢的。这样，上级领导所喜好和厌恶的东西就不能够不谨慎了，因为他是人民的表率。所以，我们今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从哪里做起呢？就是首先要深入经典，中国人讲“文以载道”，这个“道”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经典之中。我们现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难题在哪里？就是我们很多人已经不能很好地认识中国字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的古字，我们的汉字文言文，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对很多字已经不认识了。比如说我们打开《说文解字》，这个《说文解字》有540个部首，能够把这540个部首的字、形、意都能够了解的，正确读出来的人，都不太多了，包括我们一些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在内。这是我们今天弘扬传统文化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已经不能完全正确认识自己的中国字了。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古圣先贤发明了文言文这个标准化的书写工具。我们现在说学“语文”，其实这个“语”和“文”是两码事。“语”就是我们的日常用语，而 “文”就是我们写文章的文字。中国古人发现，如果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写，就是对 “语”和“文”不加区分的话，那会有什么弊端呢？再过五十年、上百年，如果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写，后人看前人的东西，就完全看不懂了。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我在国外去留学了四年半，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外来词、新的词语，就不认识了。比如什么叫“粉丝”，什么叫顶，什么叫PK……当时我回来的时候，面对这些词就不知道什么意思。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日常用语过上四年、五年就有一个小的变化。如果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写，再过十年、八年，再过上百年、上千年，后人再看前人所写的东西，就像读天书一样，完全不认识了。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智慧、文化传承下去呢？中国古圣先贤很聪明、智慧，他们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就发明了文言文这个标准化的书写工具。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用语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丰富、不断地扩展，但是，一旦你要写文章，表达你的思想，传达你的智慧的时候，都采取统一的文言文的方式。这有什么好处呢？也就是说后代子孙一旦学习了文言文，掌握了这个标准化的书写工具，他就可以“回到”几千年前和孔老夫子、孟老夫子直接“对话”，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文化就可以代代承传。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承传至今，那绝不是偶然的，说明什么呢？说明有我们古圣先贤的智慧在其中。所以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古圣先贤要生起一种恭敬之心、感恩之心，如果没有这种恭敬和感恩之心，是没有办法深入传统文化的。有一句话说：“江河若断流，吾辈何以对子孙。文化若断流，吾辈何以见祖先。”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出台，我们感到非常欣慰，我们确实不能够把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手上断掉，否则我们无法面对我们的祖先，我们也愧对我们的子孙。主持人：您刚刚也提到了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提到了7项重点任务。在您看来，中央为什么要锁定这7项重点任务？在实践当中，各地各部门又怎样落实这些任务？刘余莉：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各方面齐心协力、齐抓共管。这7个方面可以说涵盖了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各个部门都需要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们看“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这个重点任务。传统文化为什么遇上承传难题呢？就是因为没有人再愿意学习了。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学习了呢？因为我们考试不考这些了，评职称、高考，也都把英语看得很重。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去花很大的精力、很多的时间去学习英语了，而对自己的文言文反而忽视了。“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对于改变这种状况，让我们的学生从小开始深入学习传统文化，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再比如，《意见》提出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这一点也抓住了文化的本质。因为文化的本质就是“以文化人”，这个“文”就是文字、文章、文艺、礼乐、曲调等等。包括古代的建筑物，也有文化的意义在其中。现在有人供财神，很多都供范蠡。为什么供财神呢？其实并不是迷信，而是有着教育的含义。因为范蠡曾经随越王勾践打败了吴国，收复了失地，但是在庆功的时候，发现越王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富贵，所以，就悄悄地逃离了越国，来到了当时的齐国之地。他到了齐国之后就隐姓埋名开始做生意，因为他很会做生意，赚了很多的钱。他没有拿着这些钱去骄奢淫逸，反而把这些钱都散了出去，帮助穷亲戚、旧邻居，乃至一切需要救济的人。然后又从小本生意做起，结果又发了一笔财。在历史上记载，他是“三散财、三聚财”。人们认为他很会赚钱，所以才把他供给财神。我们到财神面前如果给他供上一些钱，希望他保佑我们发财，这就把传统文化变成了迷信了。这个“财神像”提醒我们怎样才能赚钱呢？中国人讲舍得舍得，要舍才能够得。“千金散尽还复来”，拿着你的钱去帮助别人，这样你才能够再赚更多的钱。“财神像”这个雕塑起到的是教育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对很多的教育含义不知道了，把它当成神明去顶礼膜拜。但是我们想想，世间正人君子都不会接受别人的贿赂，那么神明又怎么可能接受人的贿赂呢。如果你供养他，给他香蕉水果，他就保佑你，我没有给他香蕉水果他就不保佑我，这就把这些神明看得连世间的正人君子都不如，这就是亵渎，怎么会得到保佑呢？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一定要抓住它的精神，抓住它的本质。其实这些雕塑、建筑，包括歌剧、小说、快板、相声，这些都是文。它们起到什么作用呢？以文化人，变化人的气质，也就是说你听了这首歌，看了这篇文章，读了这一句诗，听了这个戏剧，看了这个电影，最后把你的孝心提起来了，把感恩之心提起来了，让你变得更加宽容了，这个才叫变化人的气质。所以，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所以，我们要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让我们的文艺作品都能够起到宣讲中华传统美德的作用。比如我们看古代的妇女，多数也没有学过四书五经，但是她做人懂得忠孝节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观赏戏剧等民间艺术。现在我们所说的“俗文化”，这个“俗文化”不是内容低俗，而是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内容，这才起到了“以文化人”的作用。主持人：我们创作文艺作品的时候要善于“润物细无声”，点点点滴滋养我们内心的传统文化种子，让它发芽、成长。您刚刚说到了，文化的作用是以文化人。我们再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来看，习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其实就说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传承发展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分不开的。刘余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总是以文化的兴盛为前提。马丁·路德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人民是不是具有开明的品格和高尚的道德，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英国思想家塞缪尔·斯迈尔斯也说：“哪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品格的支撑，就可以认为它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哪一个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诚、诚实、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一旦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此热衷于对财富的追求、对感官快乐的追求和如此热衷于宗派活动，以至于荣誉、秩序、忠诚、美德和服从都成了过去的东西，那么，在这种堕落的社会风气之中，就只有等到那些诚实的人到处摸索，并让每一个人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这个民族仅存的希望还仅在于使失去的品格得以恢复，使每一个个体的品格得到升华。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够得到拯救。”这些论述告诉我们，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如果一个国家只有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盛，还有军事的强盛，但是没有文化的滋养，那就像一个人只有钱，但是他没有礼一样，并不会得到世人的尊敬。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强盛的时期，比如说汉唐盛世，它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更重要的是文化特别有魅力，特别吸引人。当时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朝拜，看到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相处彬彬有礼，人与人之间关系非常和谐，这个国家也是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他们才回去向自己的国君禀告，结果这些国君把中国的皇帝推为“天可汗”，就是天底下公认的领导者，这个“天可汗”的称号，不是中国的皇帝凭着武力的强盛充当“国际警察”到处干涉别国内政所导致的，而是这些国家看到中国治理得如此之好，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地要把他推举为天下共同的领导人。中国在历史上讲 “王道”，什么叫“王道”呢？就是把自己的国家治好，给世界各国都做一个榜样，让大家来学习。而现在的西方，如美国等等，它推行的是霸道。什么是霸道呢？就是凭着自己武力的强大，四处干涉别国内政，充当“世界警察”。这两种文化导致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中国在历史上，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带领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走过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他带给那里人们的是茶叶、丝绸、瓷器、先进的造船术和造纸术，而没有抢占别的国家一尺、一寸土地，直到现在我们看到，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仍然有郑和庙，就是来尊敬纪念郑和给他们这些地区人们所带来的利益。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体现。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军事的强盛，还包括文化的复兴。主持人：您刚刚也提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是要有所借鉴的，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吸取“营养成份”。比如，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简政放权、大道至简。这个“大道至简”，像您刚刚说到的什么是道德、什么是道义一样，这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运用，把它投射到我们的治国理政当中。刘余莉：中国人在历史上不强调复杂。道理虽然很深奥，但是，一定要用非常简单易行的语言表达出来。把复杂问题简化，目的是让听众都能够受益。而西方人做学问的方法是恰恰相反，他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明明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他非要借用一些非常抽象的概念、术语，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炫耀自己的学问。好像我们不说一点别人听不懂的东西，就不能够显示自己的高明。所以，从这个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就可以看出，中国古圣先贤的那种存心。老子说了一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意思是说上等的人听到这个“道”，他很有悟性，他一听就能够领略，他就能够身体力行，所以，他“勤而行之”。中等的人听到这个“道”，他想相信，但又有点犹豫，是半信半疑。下等的人听到这个“道”，他觉得这个和生活太远了，谈玄说妙，他就大笑之，哈哈地大笑。后面这句话说得更好，他说：“不笑不足以为道”，意思是，如果你讲的这个“道”没有人去笑话它，肯定也不足以称为“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古圣先贤所体会的“道”，其实是很深奥的，可能不是为平常人所容易知道和领略的。孔老夫子就采取了一个非常平实的方法，他给你讲道，你听不懂，他就给你讲德。讲德，还听不懂，他就给你讲仁，讲仁你还听不懂，他就跟你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直到你能够听懂，并且有利于你的生活为止。孔老夫子从来不谈玄说妙，他都是针对听众的水平，给他们讲不同层次的话。怎么样把这种深奥的道理深入浅出地给人揭示出来，这是我们古圣先贤最擅长的地方。刚才谈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滋养、营养？实际上，说到这个现代化，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西方化，其实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因为西方治理理念有一些看似很先进、很合理，但是深究起来它是有问题的。比如西方突出民主，我们是既讲民主也讲法治，讲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本身又必须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个才是没有弊端的。因为法律再怎么完善，如果没有正义美德的人去执行，这个法律也不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所以，古人说：“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只有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制定出正义的法律制度，才能够去使好的制度推行到位。所以，要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再比如，很多人说，中国虽然历史漫长，但是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这是不是就比西方文化落后呢？其实当我们深入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因为它有更先进的理念，已经把人的权利维护得很好了，所以老百姓也没有必要拿着“人权”去和统治者讨价还价。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讲君仁臣忠，很多人一看到君臣就以为是封建专制的产物，实际上这个“君”就是指的领导者，这个“臣”就是指的被领导者。中国古人认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不是矛盾的、冲突的、对立的关系。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体”的关系。什么是“一体”的关系呢？就是谁也离不开谁，是互相感恩、团结互助的关系。所以，领导者要仁慈，要关爱属下，要起到君、亲、师的作用，不仅要领导他、管理他，还要像父母慈爱儿女一样去关心他、爱护他，还要起导师的作用，去教导他做人的道理。一个领导者起到君、亲、师的作用，被领导者对他感恩戴德还来不及，他一定是鞠躬尽瘁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怎么还需要拿着“人权”去和领导者讨价还价呢。所以，中国古代没有人权的概念，不是说没有保护人权，而是已经有更先进的理念把人权保护得很好了。再比如，我们说民主的概念。我们看西方的选举都是民主选举，西方的民主特点就是选举的民主。而我们中国结合传统文化提出了人民当家做主、协商民主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民主选举或者说选举民主，它是有一定弊端的。有哪些弊端呢？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就更明显了。第一个弊端就是以言取人，因为在民主选举中我们都是听候选人的演说来选举他，但是，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有言者不必有德”。所以不能以言取人，习总书记也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但是民主选举就避免不了以言取人的倾向。第二个弊端，会导致结党营私。因为民主选举是依靠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候选人是否当选。《论语》怎么说呢？《论语》告诉我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有很多人都喜欢他，说他好，你要认真地去考察，他们为什么说他好，可能这些人都是他的党羽，他提上去了之后，这些人都同样地收到利益。“众恶之，必察焉”，很多人都说他不好，甚至厌恶他，你也要去认真考察，他为什么被人厌恶，可能这个人廉洁有守，这些人都是贪污腐败，他不愿意和别人同流合污。所以，你不能依靠众人的意思，来决定这个人是否当选。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齐威王刚刚继位的时候，九年之间，各个诸侯都来讨伐他，齐威王就招来了即墨的大夫，就是即墨的地方官，对他说，自从你到了即墨之后，我每一天都能听到诽谤你的言语，但是我派人到即墨一考察，发现这个田地都开垦得很好，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说明你治理即墨是有功的，这是因为你不会讨好我的左右，所以，才让诽谤的言语传到我的耳朵里。于是，他就重赏了这个即墨的大夫。随后又把阿城这个地方的大夫招来了，对他来说，自从你当了阿地的大夫之后，每一天我都能听到赞叹你的言语，但是我派人到阿地一看，这个田地荒芜，政事都办得不好，而且边境有战争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知道，人民也是非常抱怨。为什么我还听到这么多赞叹你的声音呢？就是因为你会讨好谄媚、巴结我的左右，所以他们才说你的好话。所以他就把这个阿地的大夫杀掉了。而且同时，把那些曾经说阿地大夫好话的那些臣子全都杀掉了。这样做之后，齐国上下都感觉到恐惧，人人都不敢文过饰非，做事都力求真实，尽自己的本份，最后齐国得到了大治。《六韬》上说，如果我们简单把社会大众所赞叹的人称为是贤德的人，简单把社会大众所毁谤的人当作是不贤德的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那些喜欢结党营私的人，就会被举荐出来，没有很多党羽的人就会被罢黜。而那些结党营私、邪曲不正的臣子，把真正贤德的人蒙蔽了，忠臣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死刑，而这些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虚有的声誉取得了领导的位置，这个国家就免不了危亡了。我们看中国古人，他其实早都看到了民主选举的弊端，所以，他不采取这种方式，是有深刻的道理的。对民主的认识和实践，并不意味着我们比西方人不够深刻，看得没有他们远。当然，民主选举还会遗漏最上等的人才。比如说我们看诸葛亮，刘备要三顾茅庐才能够请出来，因为这样的人才他不图名、不图利。君主如果不是真正地爱才，为百姓做事，他是不出来辅佐你的。但是民主选举，往往把最高等的人才给遗漏了。我们再看所谓民主国家的竞选，提倡的就是一种竞争的风气。在竞选的过程中，候选人都是互相攻击的，中国人讲“家和万事兴”，国家的和睦也是需要团结一致的。但是，如果上行下效，最高领导者都是互相攻击，揭发人的隐私，这个社会也就很难和谐了，从而引发对立。我们中国古人看到了这种民主选举的弊端，才没有采取西方民主的形式。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认真深入地思考，不能够说西方的东西就是现代化的标准。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深刻之处，也不是容易领略的。不能够盲目地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主持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而且也是历久弥新、常提常新的。习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您觉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应该做到怎样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刘余莉：这个问题也提得很好。就是我们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继承的是什么，我们发展的是什么，哪些地方可以创新？其实在《易经》这本书中，通过“易”字的三个含义我们就可以掌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易”字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变易”的意思，告诉我们世间的现象，人、事、物都是变化莫测的，所以你要懂得与时俱进，你要知道要创新。但是，“易”的第二个含义就是“不易”的意思，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谈创新呢？只有掌握了那个“不易”的、不变的规律的人，他才有资格谈创新。谈创新并不是打着创新的旗帜去胡作非为，走了很多的弯路，交了很多的学费，又给自己找借口说，既然要创新，我们就要交一点学费，这都是不负责任的说法。而“易”的第三个含义，就是“简易”的意思。刚才我们讲了大道至简，也就是我们创新的结果一定要简单、易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表达出来。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价值观，我们给它概括为八个字，称为八德，那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每一个德目只有一个字，是简到了一个字，所以易记易行，容易在社会上普遍推行。再比如我们中国人讲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几乎小孩也都能够记住。所以，它才容易在社会上推行。我们从《易经》这个“一名三易”之中就知道了，“不易”的是那个“道”、那个规律，变易的是那个形式，是表现的方式。比如说《易经》上有一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什么意思呢？有日就有夜，有寒就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这个规律是不变的。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一样，自古至今都是不变的。我们要继承的是这种规律，这种“道”。什么是可变的呢？我们说“富不过三代”，在古代“富不过三代”，体现了“一阴一阳之为道”的规律，但是在现代社会，可能是“富不过当代”“富不过两代”，这也仍然体现了“一阴一阳之为道”的规律。虽然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了，但是它没有超出“一阴一阳之为道”的规律。所以，这个规律是不变的，表现形式是可变的。我们要继承的是这种规律性的东西。而我们要创新的是它的形式。我们简单作一个比喻，比如说这个月饼是我们传统的食品，月饼这种传统食品一直延续到今天，月饼是没有变的，但是，月饼的馅可以随着西方人的口味，新增添一些巧克力味的月饼，还有咖啡味的月饼，这个口味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推陈出新，但是，月饼仍然是月饼，如果你把月饼变成了蛋糕，那就不成为传统食品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了，它的精神实质，它的规律是不变的，但是，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可以变化的。《论语》上也记载：“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用麻做帽子，这是属于礼，这是符合礼的规定的。现在改成了用丝帛制作帽子，这是为了节俭，因为节俭，我可以从众，可以把麻制的礼帽，改成丝帛来制。还有一句话说：“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这是说，以前臣子去见君主的时候都是在堂下就礼拜了，结果现在到了堂上才礼拜，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呢？这是一种骄慢的表现，虽然大众都已经到堂上礼拜了，但是我不能够依从众人的意思，我依然是在堂下礼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礼，它的内涵就是表示恭敬。如果我们把这个恭敬心没有了，虽然众人都这样做，我也不是一味地去顺从。所以我们该弘扬什么，不该弘扬什么，分辨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一定要能够分得清楚。我们说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一句话从一般意义上说没有错误。但是当在实践中辨别谁有资格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比如说，我对这个经典没有认识深刻，如果我认为它是糟粕，实际上是没有看懂，把没有看懂的东西当成是糟粕去批判，去删改，这就错了。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对经典的批判，都是因为没有读懂，把精华的东西，当成了糟粕给抛弃了。所以，我们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要轻言批判，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真正地理解了古圣先贤的深意了吗？主持人：我们要去继承经典的，要去不断地创新发展，但是创新发展的过程一定是要保留其精华的本质。最后一个问题是，怎么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一些难题？刘余莉：习总书记提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这些有识之士，包括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先生，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了历史，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一本书名字就是《未来属于中国》，这里说不是属于中国的经济、军事，而是属于中国的文化，是中国文化能够统一的时代。在1988年，有一批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开会，面对世界的环境危机、恐怖主义、道德危机，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夫子的智慧。”这些人都是某一个领域中顶尖的科学家，或者是思想家、哲学家，他们提出这样的论断，都不是偶然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我们看习总书记在发表2015年元旦贺词的时候，他的办公室的书架显著位置上就摆着一套大部头的书，这部书就是《群书治要》。这部书是唐朝李世民的时候，他派魏征、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大臣，把唐朝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都概括出来，汇编成的。这部书奠定了唐朝“贞观之治”的思想理论基础，后来传到了日本，日本的天皇把它奉为至宝，让太子、大臣都学习，帮助日本创下了两代盛世。这确实是一部治世宝典。习总书记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在2001年的时候曾经为这套书题词——“古镜今鉴”，意思是说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可以为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从政作参考。我相信，习总书记把这一套书摆在书架的显要位置，说明他希望广大领导干部也都能够从经典之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这也是我们对习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方针、战略非常有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主持人：今天刘教授作客人民网，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涵，我今天也是以非常崇拜的心情一直在聆听刘教授的话语，我觉得说得很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忘，尤其是在当今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牢铭记在心里面，让它能够一直传承，灿烂地发展下去。文章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著名科学家袁隆平：“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幸亏我醒悟得早，如果死守权威，也许至今还一事无成。”  问：2017年9月，您牵头成立的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进行了首批海水稻试验测产。盐碱地上种出了水稻，这是水稻种植领域的又一项重大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专门提到了海水稻进行测产。您始终坚持在实践中进行科学创新，不断有新发现新成果。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神奇的“海水稻”，您是怎么理解创新的？袁隆平：海水稻就是耐盐碱水稻，是指能在沿海滩涂等盐碱地正常生长的特殊水稻，并不是说长在海里，或用海水灌溉的水稻。原来由于耕地面积受限，要提高产量、保证粮食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我们现在正在研究海水稻，希望通过利用沿海滩涂来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全国沿海滩涂、盐碱地有十几亿亩，能够种上水稻的有2亿亩。我们计划在三年内研究成功抗盐碱浓度在0.8%左右的海水稻，每亩产量在300公斤以上，如果推广一亿亩，就可以多产300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湖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可以多养活八千万人口。创新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很重要，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尤其如此。1994年，美国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曾向中国和世界发问：谁来养活中国？说中国人养活不了自己，并且还会使世界挨饿。考虑到人口增长、土地、水资源、粮食产量等因素，他发出的警告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创新的要素，对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而恰恰农业科技进步是支持粮食增产的第一生产力。如今，依靠科技创新，中国不仅没有像布朗预言的那样成为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威胁，而且还为拯救全人类的饥饿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要创新，就得不断突破。尊重权威但不能迷信权威，应该多读书但不能迷信书本，如果迷信权威、迷信书本，创新就没有了空间。在“无性杂交”还属于经典权威的时候，我就决定跳出来，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幸亏我醒悟得早，如果死守权威，也许至今还一事无成。现在年轻人有什么新想法，我也不以权威自居，认为你这个有前途，你就提出来，就支持你。要支持新生事物。尽管它可能有问题，但我们要爱护，不能一棍子打死。创新还需要人才，需要资金、政策的支持，这么多年来，如果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我们科研团队的共同努力，杂交稻也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人家讲，你每公顷上到16吨、17吨花了很多成本，肯定比一般种田的成本高得多。但其实我们的成本并不高。我们一个百亩片5万块钱，就是一亩田多花了500块钱。跟人家奥运会比，他们也搞世界冠军，我们也是搞世界冠军。我们花的成本比一般农民肯定要高一些，但是我们这个是技术储备，是值得的，我们要花这个钱。“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要挑战自己，能有更多的突破，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问：1953年，您大学毕业后服从统一分配，到偏远的湘西安江农校任教，然后一步步走上了杂交水稻研究之路，并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高产记录。您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也经历了很多曲折，您是如何走上这条研究之路的。这么多年，是什么力量在推动您一直往前走？袁隆平：民以食为天。我是学农的，依靠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是我的职责所在。尤其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那场饥荒，我亲眼看到有人因为饥饿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真是锥心般的刺痛。种田的人都吃不饱，像我们这种学农出身的人能说没有责任吗？最初我利用遗传学搞育种的对象主要是红薯和小麦，尤其在红薯上还花了不少心血，也取得了不少收获，但红薯毕竟只是饥荒中用来果腹的杂粮，“无米再来煮番薯”。而气候原因也使得小麦从来也不是湖南的主粮。所以几经权衡后，还是转向水稻，水稻是南方的首要粮食作物，这可以说是自然的选择。当时一个生产队队长跟我说，施肥不如勤换种，袁老师，你是搞研究的，要是能培育一个亩产八百斤、一千斤的新品种，那该多好啊。这让我深受触动。我意识到了农民的紧迫需要是什么，那就是良种！水稻、良种，我感到自己对准焦距了。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前人也对杂交水稻有过研究，但因为是自花授粉作物，当时普遍认为水稻没有杂交优势。突破这个难题的关键在于要找到雄性不育的水稻。每到水稻抽穗至成熟期间，我就到田里去找。1961年7月的一天，我到学校试验田选种，发现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十几个八寸长的稻穗向下垂着，挑了一穗来数，籽粒竟有230粒。推算了一下，用它做种子，水稻亩产量会上千斤，而当时高产水稻不过五六百斤，当时很高兴，如获至宝。我将种子播下去，满怀期待，精心培育，结果第二年的收成却大失所望，高的高、矮的矮，早的早、迟的迟，没有一个像他“老子”那么好。但失望的同时突然来了灵感：水稻自花授粉，纯系品种不会分离。这种参差不齐的表现，是不是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上的分离现象？我数了数，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是3:1，符合分离规律。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正是一株天然的杂交稻，这说明水稻具有杂种优势。由此我更坚定了培育杂交稻的信心。1964年又发现了第一株雄性不育稻，我便开始利用三系法育种。给你讲一下，三系法杂交水稻就好比是“一女嫁二夫”，而且还是包办婚姻。水稻是雌雄同花作物，好比一出生就是夫妻成双。要想让它杂交，必须找到或培育一个天生的“寡妇”，它没有丈夫，或丈夫丧失了性功能，这样的母水稻就是雄性不育系（不育系）。第二步就是给母水稻找一个特定的丈夫，用它的花粉给母本授粉后，生出来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的女儿，也是雄蕊没有生育能力、仍能保持雄性不育的特性的母本，如此才能使雄性不育性不断遗传下去（保持系）；在此基础上，再给母本找一个特定的丈夫（恢复系），这是一个外表与母本截然不同的丈夫，一般要比母本高大，也有健全的花粉和发达的柱头，它既能自繁，还能用其亲和的血缘医治母本不孕的创伤，通过杂交，生产出来的孩子，圆满恢复了生育能力，即变成雄性可育了，长得比父母都要健壮，并且高产优质。不育系和保持系杂交，仍旧只生女儿，用来继续做不育系，这叫不育系繁殖；而不育系与恢复系杂交，后代则是恢复水稻天生的雌雄同花、“夫妻成双”，而且具有杂种优势、用于大田生产的杂交水稻种子，这叫制种。你问支撑我的动力到底是什么，这还真是很难说。应该说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可能也和我的性格有关吧。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要挑战自己，能有更多的突破，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活到老，工作到老，只要身体好，脑瓜子不糊涂，不痴呆，有精力工作，我就不退休。“中华民族是很了不起的民族，我们现在有一个坚强的领导，不折腾不干扰，路走得对。”问：中国杂交稻遍及世界，为解决全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重大成绩，是中国人的骄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请您介绍一下我国杂交稻研究种植方面的成果。对于中国这些年发展取得的成绩，您怎么看？袁隆平：必须要自信。就水稻来讲，我国水稻生产技术是远远领先全世界的。日本是一个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水稻产量也很高，它全国水稻的面积是2400多万亩，相当于我国杂交稻生产面积的1/10。日本水稻平均每公顷为6.8吨，而我国的杂交水稻平均每公顷产量是7.6吨，每公顷比日本高0.8吨，这是平均。我们的高产杂交稻，产量遥遥领先全世界，每公顷是17.23吨，在河北我们的一个示范基地，在十九大前两天收获。河北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去验收，我在现场，17吨，遥遥领先于全世界。日本最先提出超级稻，它的指标是每公顷12吨，到现在没有实现。12吨我们在2004年就实现了，就是800公斤亩产。1000公斤是2014年实现的。2015年实现了每公顷16吨，今年实现了每公顷17吨，我们今后要向每公顷18吨攻关。有一个印度的专家到我们的超级稻田参观，他很高兴，很激动。我问他，你感觉怎么样，激动不激动，他说我是加倍的激动，流连忘返，不肯走了。当时是在海南岛看的，还没上一千公斤，他已经非常激动了。水稻只是一个例子。这些年中国其他方面的发展也是了不起的，1953年我去安江农校时，在路上颠簸了两天两夜，客车是烧木炭的，从点火到启动差不多要一个小时，慢吞吞的，时不时就抛锚了，司机和司炉累得吭哧吭哧，坐车的人也苦不堪言。现在好了，大路都修通了，还有了高铁，到哪儿都很快。中华民族是很了不起的民族，中国人勤劳勇敢，智慧，脑瓜子灵。我们现在有一个坚强的领导，不折腾不干扰，路走得对。我们有自信会越来越好，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要居安思危，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对于农业现代化，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议？袁隆平：以前吃饱就行，现在还要吃好，人们希望能买到更好吃、营养更丰富的大米，而农民也必须种出更好的大米才能有经济效益。所以农业现代化要朝着提高农业生产质量的方向发展。但是我有个前提，不以牺牲产量为代价来求优质。要居安思危，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讲的，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中国多一点粮食不怕，若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关键时刻，一粒小小的粮食，影响巨大。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我们搞农业的，搞粮食生产的，一定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尽我们的努力。过去认为，产量高的米质不好，米质好的产量不高，这是片面的。我们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就做了战略调整，要高产优质。我们要在高产的前提下求优质，实现“高产、优质、环境代价少”，又让平民百姓都能吃得起。这个转变难度很大，但做到了。现在亩产一千公斤的超级杂交稻“Y两优900”，口感就非常好。之前有个港商来，他以前只吃泰国米。来我们这后，给他煮了超级杂交稻米，他刚开始只是想尝一尝，结果一尝筷子停不下来了，整整吃了两碗饭，摸着肚子说太好吃了，比泰国米好吃。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下地种水稻，劳动力少了，所以要机械化。粮价也是一个关键。它是万价之基，粮价涨了，其他东西也通货膨胀了。但是粮价也低不得，低了谷贱伤农，这个要把控好。既要能够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又不能通货膨胀。“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四个因素是实现梦想的秘诀，缺一不可。”问：您曾将成功的原因归纳为八个字四个词：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在您看来，这四样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您最大的启示或感悟是什么？袁隆平：搞科学研究跟搞艺术创作一样，灵感很重要的，并且是来去无踪的。还有机遇，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有一句名言叫作“机会宠爱有心人”。我们中国有一句名言，就是韩愈的《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它后面一句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界上宝贝很多，没有伯乐你不知道，宝贝在你面前你不识别。知识是基础，你是文盲，现在要搞发明创造很难的。再一个，汗水，我们是应用科学，水稻田要实干的、要下田的、要流汗的。四个因素是实现梦想的秘诀，缺一不可。成才，还有一个要素，也是最基本的要素，是身体要好。身体不健康，心有余力不足，无论你搞什么研究都支撑不下来。我现在还在第一线，经常都要下田的。身体不好，怎么行！“只要能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搞科研的人要有使命感，有胸襟。”问：您将全部的精力倾注在杂交水稻事业上，一做就是五六十年。有人说，搞科学研究就要有这种“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品质。对此您有什么体会？在您看来，做科学研究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品质？袁隆平：搞科学就得坚持，只要大方向是对的，那就坚持下去，累肯定会累，但前途有希望，我们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就苦中有乐。不要怕有曲折和困难，失败里面有宝贝。当年，那株“鹤立鸡群”的稻子种下去后没长出像样的稻子，别人看到乱七八糟的分离都忙着伤心，我就反过来想，这不就是杂种一代吗？三系还没成功的时候，稻子光长高不结实，别人嘲笑我说人不吃草，吃草的话你的杂交水稻就有用。我就觉得，通过杂交，水稻变高，这不是说明杂交确实有优势吗？两系法也一样，别人不干了，我还一直认真思考这个东西。科学技术就像接力赛跑，你追我赶，形势逼人，压力很大。搞科研如同跳高，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只要能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搞科研的人要有使命感，有胸襟。“成功没有捷径。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问：有人把您比作候鸟，为争取更多的研究时间，您每年冬天从寒冷的长沙转移到温暖的海南，一年中很多的时间都置身田间，直到现在还坚持下田。在您看来，实践在研究工作中起着怎样的作用？袁隆平：成功没有捷径。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我以前招学生有一个标准，一定要下田，你不下田，我不培养。电脑要会、外文要懂，但是你不下田你出不了成果。我是学农的，是搞应用科学的，不是搞理论科学的，理论科学通过计算什么，电脑可以。要实践，我们非得要实践，要吃得苦，要下田，这是一个基本的素质。我学水稻的，不下田你怎么行，在电脑里种不出水稻。你在实验室里面种不出水稻的，只有田里面才种得出水稻。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我现在还在第一线，家门口的稻田要下，外地的稻田也要下。要多与农民打交道，多下田多比较，不能凭空想象，农民比我们更清楚种子好不好。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可以，还能继续干下去，国家也让我继续干下去。“科学研究与艺术创作是相通的，两个互相升华。”问：您在科研之余非常喜欢体育运动，您也是一名小提琴演奏高手。您如何看待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袁隆平：在文体方面我一直有广泛的兴趣，尤其喜欢球类运动，但我打球只是三流候补队员的水平。游泳技术是一流的，没有哪个能游得赢我，不吹牛，我高中时就曾拿过武汉市第一名、湖北省第二名。这些运动给了我一副好体魄，对工作是有帮助的，环境艰难身体也可以扛得下来。除了游泳、打球，我还喜欢下象棋、搓麻将、打扑克。阅读也是一大爱好，我每周有三天看业务书，除此之外还看外文书、文史、地理。脑子要多用，脑子越用越灵活，可以延缓衰老。说到小提琴，当年进雪峰山时我是带着一把小提琴的，每天黄昏都会在我住的木板楼里演唱，也带着学生们一起开展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一直说，科学研究与艺术创作是相通的，两个互相升华。小提琴曲《行路难》就不是音乐家创作的，而是科学家李四光谱写的，我很喜欢。工作和生活都要有，我工作是工作，休息是休息。以前我十二点睡觉，八点多才起，现在不行了，十一点就睡了，七点起。“传统文化不能丢掉的，很多问题可以从传统文化里寻找智慧和答案。”问：您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尤其是母亲的教育濡染对您影响很大。请谈谈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它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袁隆平：我的母亲是知书达理、贤惠慈爱的人。她讲得一口流利的、字正腔圆的英语，还时常忙里偷闲读尼采的著作，在她的笑容里洋溢着举重若轻的乐观，我的英文，我天性的豁达都与母亲有很大关系。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在做人方面，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传统文化不能丢掉的，很多问题可以从传统文化里寻找智慧和答案，要对祖先的智慧有信心。历史人物中我比较喜欢苏轼，一生曲曲折折，但是依然豁达乐观。“我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问：30多年前您曾说过：“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我的毕生追求”，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那么现在您心中的“中国梦”是什么？实现得怎么样？袁隆平：2013年4月28日，在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会上，我就汇报过我的中国梦。我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第一个是真正做的梦。禾，就是水稻的意思。我是真正做了梦，梦见我们这个超级稻的试验田里，高产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有扫把那么长，差不多有两尺长，一般都是八寸长。那个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我好高兴。我们现在为了实现这个禾下乘凉梦，正在攻关。现在是每公顷15吨、16吨、17吨，我们向18吨进军，最后搞到以后的20吨，实现我的禾下乘凉梦，大概还要好多年攻关。从理论上讲，光合作用，变成有机物，水稻的单产每公顷可以达到22.5吨，每亩就是1500公斤。所以，禾下乘凉梦是可能做得到的。第二个梦，杂交稻覆盖全球梦。现在全世界有一亿六千万公顷的稻田，其中杂交稻还只占百分之十几，主要是在中国。我们是1700万公顷，在国外有600多万公顷杂交稻。美国有一个种子公司，杂交玉米是它做的，大概覆盖了一半，包括中国在内。他们的玉米是相对优势，我们杂交稻是绝对的优势。2013年在菲律宾召开了一个国际杂交水稻会议，很多大公司把它的杂交水稻品种拿来展示，40几个品种，最后产量最高的前三名都是我们中国的，是绝对的优势。如果全世界有一半稻田种上了杂交稻，每公顷增产2吨的粮食，可以增产多少呢，一亿六千万吨粮食，每一年可以多养活五亿人口。实现这两个梦是我终生的追求。但是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句话：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如果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没有感情，就很难成就一番事业。”问：2008年您担任北京奥运会001号火炬手，2011年您是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杰出人物代表之一，您曾说要做一粒心怀祖国造福人民的“种子”。在您心中，“国家”意味着什么？袁隆平：我是搞育种的。我觉得，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事业才能根深叶茂，枝粗果硕。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尤其如此，不仅要知识多，而且要人品好，不仅要出科技成果，而且要弘扬科学精神。爱国是非常重要的品德，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爱中国怎么行。我们讲过去中国是一个苦难的国家，幸好我们共产党拯救出来了。这样一个国家，这么好的国家，渐渐富强起来，最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的国家你不爱，你爱什么国家？国家是科学家的坚强后盾，如果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没有感情，就很难成就一番事业。有了感情，才会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献一份爱心，这样你才会有欣慰感。“我是百分之百地认为，现在共产党，我们习总书记下决心惩治腐败，整治贪官，这是最好的一件事。”问：2017年10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您作为特邀人士出席了十九大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请谈谈您在听十九大报告时的感受。十九大对全面从严治党作了进一步部署，作为一名党外人士，您对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全面从严治党怎么看？袁隆平：十九大报告我认为是把国家变得富强的一个大纲，一个蓝图。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大家都很兴奋，非常好，我巴掌拍了很久。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说绝对可以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可以实现的。我1980年到美国去，人们住在郊区，上班的时候一个人开个汽车，不得了。现在我们中国也是这样了，都有了汽车，这是过去想象不了的。十九大继续对反腐败作了要求，我们听了很振奋，感觉中国共产党在反腐上是认真的，是有坚定决心的。反腐非常好，深得民心。共产党员要起表率作用，要带头，你贪污腐败怎么行呢，会把风气搞坏的。当年蒋介石最后检讨的时候说，之所以政权垮掉了，就是贪官太多。贪污腐败，国家怎么会强盛起来呢？所以共产党了不起，有这个决心反腐败，而且力度很大。那些贪官污吏，把他抓出来，不管你好大的身份，好高的位置，这是下了决心的。所以，我是百分之百地认为，现在共产党，我们习总书记下决心惩治腐败，整治贪官，这是最好的一件事。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反腐败，把自己管好了，老百姓才能真心拥护，我们科研工作，其它各种各样的事业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环境。问：请您给我们网站的读者题写一句寄语。袁隆平：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文章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中国自古讲究门风，注重家教，而家规家训作为规范和传承家族精神的载体，代代相传，对家族后世起着无可替代的警示作用。中国传统家训家规，包含了很多做人处事的智慧，它不但可以励志、劝勤、勉学、诲戒，而且可以启迪童蒙，矫正孩子们的人生方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部分。虽然时过境迁，人们的价值观也改变了不少，但历史是一面镜子，很多思想在今天依然让人受益匪浅，今日选取几篇家训，既具有广泛代表性，又是经典中的经典，与大家一起赏析。  谏人之短，平心静气   原文：亲戚故旧，因言语而失欢者，未必其言语之伤人，多是颜色辞气暴厉，能激人之怒。且如谏人之短，语虽切直，而能温颜下气，纵不见听，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语，无伤人处，而词色俱历，纵不见怒，亦须怀疑。古人谓“怒于室者色于市”，方其有怒，与他人言，必不卑逊。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际与人言语尤当自警。前辈有言：“诫酒后语，忌食时嗔，忍难耐事，顺自强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宋·袁采《袁氏世范·处己》译文：亲朋好友，故交旧识，因为说话不当而交情破裂的，未必都是因为说了伤害别人的话。很多是因为态度、言词、语气过于粗暴，所以激起了别人的愤怒。比如规谏别人的短处，话语虽然中肯率直，却能和颜悦色，纵使不被对方听取，也不至于惹怒对方。平常说话，本没有伤人的地方，而言辞声色都很严厉，即使不惹对方恼怒，也会让人怀疑。古人说：“在家里生气后，难免要把怒色带到外面去。”正值他生气的时候，和别人说话，一定不会表示谦逊。别人不知道是什么缘由，怎么能不奇怪呢！因此在大怒的时候和别人说话更应该警惕，不要伤害了别人。前辈曾经说过：“喝酒后诫说话，吃饭时忌生气，能忍受难以忍受的事，不与自以为是的人争论。”能经常坚持这样做，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原文：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凡饮食不知节，言语不知谨，皆自贼其身，夫谁咎？——明·庞尚鹏《庞氏家训·严约束》译文：疾病大多由口带入体内，祸害大多从口中惹出来。凡是饮食不知节制，言语不知谨慎，都是自己在伤害自己，能怪谁呢？  一技之长，始于读书   原文：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惰裁衣也。——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译文：明晓六经的要旨，广泛涉猎百家著作，即使不能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行，整饬社会风俗，也能学到一技之长，得以自立。父母兄弟不可长久地依靠，家国也不能永远作为保障。一旦流离失所，无人可以庇护，就当求助于自身了。有谚语说：“家财万贯，不如有一技之长。”各种技艺之中最容易学又最值得崇尚的莫过于读书。世上的人不管是愚钝还是聪慧，都想认识很多的人，见识很多事，但是如果不肯读书学习的话，就如同想吃饱却懒得去做饭，想穿得暖和些却懒得去做衣服。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理   原文：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宋·欧阳修《诲学说》译文：如果玉不雕琢打磨，就不能制成精美的玉器；如果人不学习，也就不会懂得世间万物的道理。然而玉有它本身不变的特性，即使不打磨制作成器物，也不妨害它仍是玉的本质。人的本性，会因受外界影响而改变，如果不学习，就不能成为君子而变成小人，这难道不值得思考吗？  人之进道，唯问其志   原文：人之进道，唯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山霤（liù）至柔，石为之穿；蝎虫至弱，木为之弊。夫霤非石之凿，蝎非木之钻，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坚刚之体，岂非积渐之致乎？训曰：“徒学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汉·孔臧《与子琳书》译文：人进修道业，最关键的是看他的志向，要进取必须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勤奋不辍，就会收获很多。山涧水流的能量是极其柔弱的，但可以穿破石头；蝎虫的力量是极其弱小的，但可以破坏树木。山涧水流不是能凿石头的凿子，蝎虫也不是能钻树木的钻子，却能以微小柔弱的形体，攻破坚硬刚强的东西，难道不是日积月累慢慢达到的吗？古训曾经说过：“仅仅满足于书本知识的获得并不值得称赞，能够亲自实践者才是值得称道的。”  志存高远，坚定不移   原文：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三国·诸葛亮《诫外甥书》译文：为人应当胸怀崇高、远大的志向，仰慕先贤的所作所为，断绝私欲邪念，抛弃阻碍前进的因素，使自己好学上进以成才、崇高志向清晰地存于心中，并不断地用它来激励自己。要忍受逆境和顺境的考验，抛开琐碎的杂事，广泛地向别人请教，摒弃与他人的仇恨和耻辱的心思。这样即便才德一时不为世人所重视，仕途一时受到影响，对自己的志向有什么伤害呢？又何必担心终无所成？如果志向不坚韧弘毅，意志不激扬慷慨，只是碌碌无为，为世俗所牵绊，默默无闻为世情所束缚，那势必要长时间沦为平庸凡俗，流于平凡微贱。  欲不可纵，志不可满  原文：《礼》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先祖靖侯戒子侄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吾终身服膺，以为名言也。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邪？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不知纪极，犹自败累，况士庶乎？——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止足》译文：《礼记》说：“欲不可以放纵，志不可以满盈。”宇宙尚且有尽头，人的性情欲望则没有个尽头。只有少欲知足，立个限度。先祖靖侯教诫子侄说：“你家是书生门户，世代没有出现过大富大贵，从今做官不可超过二千石，婚姻不能贪图权势之家。”我衷心信服并牢记在心，视之为至理名言。天地鬼神之道，都厌恶满盈，谦虚贬损，可以免除祸患。人生穿衣服的目的是覆盖身体以免寒冷，吃东西的目的在于填饱肚子以免饥饿乏力而已。形体之内，尚且不可奢侈浪费，自身之外，还要极尽骄恣放纵吗？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不懂得适可而止，尚且招致失败的祸害，何况普通百姓呢？  为人处世， 切忌自负自傲 原文：夫人有善鲜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人，恶其盖人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是以圣人慎之。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又曰：“于贡方人。赐也贤乎哉，我则不暇。”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清·王昶《诫子书》译文：一个人如有点善行很少有不夸口的，有点才干也很少有不自负的。夸耀自己就容易看轻别人，自负自傲就容易盛气凌人。不懂谦让的人，别人也不会对他谦让；盛气凌人的人，别人也对他盛气凌人。所以君子不炫耀自己，不是因为谦让他人，而是不喜欢掩蔽他人。能以屈为伸，以退为进、以弱为强的人，少有不成事的。诋毁与赞誉，正是爱恨的来由、祸福的转机，所以圣人都谨慎地对待。孔子说：“我对于人，诋毁过谁？赞美过谁？如有所赞誉的，他必定经受了考验。“又说：“子贡好评论别人。子贡（端木赐）你就很贤能吗？我就没那闲功夫去议论人家的不是。”凭圣人的德行，还尚且这样说，更何况平庸之辈却随便论人长短呢？  立志高远， 择善而行 原文：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若心疲体懈，或牵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则议于去就。议于去就，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役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匮而败之。以之守则不固，以之攻则怯弱，与之誓则多违，与之谋则善泄；临乐则肆情，处逸则极意。故虽繁华熠耀，无结秀之勋；终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叹息也。——三国曹魏·嵇康《诫子书》译文：人如果没有志向，就不能被称为人。但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应该有其行为准则。应当择善而行，先确定目标，然后再行动。一旦志向确定下来，就要心口如一，至死不悔，说到做到，必定达到目标。如果身心疲惫懈怠，或者被外部事物所牵累，或者被心中欲望所左右、不能忍受暂时的疾患，不能克制细小的欲望，就会犹豫不定；一旦犹豫不定，便会做与不做二心；二心交争不定就会导致立志之前的欲念取胜。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功亏一篑，最终都导致失败。用这种做事半途而废的人去守城，就守卫不住；用这样的人去进攻，就会胆怯；与这样的人盟誓，他就会违背誓言；与这样的人密谋，他就会经常泄密；这样的人遇到享乐的时候，就会放纵感情；居于安逸之地就会随心所欲。因此，这样的人表面看来繁花耀目，但却不可能结果；虽终年勤苦，却一点收获也没有。这就是君子为什么要为之叹息的缘故。  教育子女， 四戒四宜 原文：父母同负教育子女责任，今我寄旅京华，义方之教，责在尔躬。而妇女心性，偏爱者多，殊不知爱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其道维何？约言之有“四戒”、“四宜”：一戒晏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矫傲。既守四戒，又须规以四宜：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以上八则，为教子之金科玉律，尔宜铭诸肺腑，时时以之教诲三子，虽仅16字，浑括无穷，尔宜细细领会，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书不一一，容后续告。——清·纪晓岚《论教子》译文：父母共同负有教育子女的责任，现在我寄住在京城，教育子女做人正道的责任就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而做母亲的本性，多对子女有所偏爱，殊不知偏爱而不讲原则，反而足以祸害自己的子女，那教育子女的原则是什么呢？大略说来有“四戒”、“四宜。一戒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要遵守四戒，又必须有四宜的规矩。一宜勤苦读书，二宜尊敬老师，三宜爱护众人，四宜谨慎饮食。以上八条，是教子的不可变更的条例，你应该牢记在心，时时用之教育三个孩子。虽然上述只有十六个字，但它总括了无穷的意思，你要仔细领会。孩子们将来成功立业，都在这十六个字之中。图文来源于网络。

本着“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百年南大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杰出人物，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多位南大校友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沙祖康 谢启美 毕季龙——联合国副秘书长杨洁篪——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华春莹——外交部发言人马灿荣——驻德大使今天带大家走近另一位南大杰出外交校友，他就是由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外交家，改革开放的杰出人物，南京大学1952级地理系校友厉声教。他曾获得周恩来总理的赏识与肯定，是第一批参与联合国外交的中国外交官，是地位仅次于《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文本的主要起草人与定稿人之一，新中国国际法泰斗，是中美建交的见证者和中美问题专家，是国内较早分析出悉尼将成为北京申奥主要竞争对手的学者，是首位在多家西方知名媒体上撰写专栏文章积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中国外交家。1958年，厉声教从外交部休假回杭，泛舟西湖诗书传家的学子厉声教出身于杭州世家，他的先祖厉鹗是杭州最负盛名的文豪之一，清代诗坛翘楚，浙西词派代表人物，被学界公认为“历代杭州山水名胜诗人之冠”。浙江大学教授朱则杰曾撰文道：“整个杭州，几乎凡有风景之处，都有厉鹗诗。在历代描写杭州风景的无数山水诗人中，成就恐怕即以厉鹗为最高。”厉声教自幼随父学习诗词国学，留下了不少吟咏当代杭州的诗词佳作。如：《浣溪沙·甲戌年夏梦曲院荷花》、《辛卯孟春谒厉杭二公祠》、《访二公祠寻厉公墓不获》等。浣溪沙·甲戌年夏梦曲院荷花一棹菱歌曲院深，碧波从容绿无痕。藕花红消月盈门。满把流光谁吊问？桨声何处不销魂。梦回犹作宦游人。辛卯孟春谒厉杭二公祠碧树掩幽径，故丘何处寻。祠畔西溪水，檐下北平人。好静修文胆，安贫写诗魂。清风吹绿蜡，惊觉已黄昏。访二公祠寻厉公墓不获孤茔湮鹤迹，晚照蒋村前。阶下蕉烟碧，堂前蝶梦酣。南湖花隐月，北渚水含烟。樊榭吟游处，石窗薜荔缠。第一首词作是厉声教驻外期间所作，抒写了他夏夜梦回杭州，泛舟西湖，夜观曲院荷花时的感受，表现了作为外交官的厉声教虽身在异国，仍心系故乡杭州的思乡情怀。后两首诗作则是他赴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拜谒厉杭二公祠，同时寻访其先祖厉鹗墓时所作，表现了作为诗人的厉声教将凭吊先人的思古幽情寄托于杭州山水之间的超逸情怀。1952年高中毕业时的厉声教得益于杭州世家的历代书香积淀和父亲厉麟似的深厚西学造诣，厉声教自幼便受到中西文化精粹的熏陶和洗礼。他既秉承家学，又极有天赋，六岁能作对联，八岁便能赋诗，十几岁时已能用中、英双语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讲得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中学和大学期间，厉声教在多个方面显露出了过人才能。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在足球、篮球、田径等体育项目上均均达到了国家级运动员水平，多次代表所在城市参加地区及全国性体育比赛，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大学期间，他还写出了一部中篇自传体英文小说Shanghai Memories，并完成了对其先祖厉鹗名篇佳句的英文翻译。厉声教大学期间被选拔为南京市足球队队员。图为1955年南京市足球队队员合影，第一排右二为厉声教据厉声教大学同班同学、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颖回忆：“厉声教是1952年9月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学习的。当年，地理系政治辅导员李乾亨老师认为厉声教同学是可造之才，对他多有关照。他人非常挺秀，篮球打得特别好，是南京大学篮球校队的主力队员。他学习成绩优异，英语也非常好，是品学兼优，诗书传家的学子。”从南京大学到外交部学业优异，才华出众的厉声教，不仅被南京大学教授们认为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也吸引了正在物色人才的外交部领导们的注意。外交部当时正在为从事国家领土边界工作的老专家刘泽荣物色接班人选，经过多方调查研究，最终认定厉声教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外交部向南京大学方面指名一定要厉声教毕业后来外交部工作。不料此后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南京大学最后安排了一位学生干部去外交部工作，而厉声教则被分配到了外交学院，被安排在世界经济教研室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厉声教欣然接受。外交部发现来人不是厉声教，就把南京大学安排的那位同学分配到了云南外事处工作。外交部旋即询问南京大学厉声教去了何处。南京大学方面答复称他被分去了外交学院。于是外交部就派员来到外交学院，专程邀请厉声教去外交部工作。而厉声教本人当时志在科教兴国，更倾向于留在外交学院从事国际经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一开始并未打算进入国家部委工作。没想到外交部对此事非常重视，竟三次派遣人事司国内干部科科长吴化远前去外交学院邀请厉声教去外交部工作，同时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各级领导也逐个出面，耐心地给厉声教做思想工作，劝他来部里跟随刘泽荣老专家一起从事领土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工作。经过再三邀请，厉声教被外交部领导们礼贤下士，求才若渴的拳拳之心所感动，最终于1956年11月正式调入外交部，成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老专家刘泽荣唯一的入室弟子。厉声教那时年仅21岁，是当时外交部所有地区和业务司干部中最年轻的。当时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外交部重视青年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早期外交生涯厉声教进入外交部后便被部里作为刘泽荣的接班人加以重点培养，参与了一系列关于新中国的边界谈判等重大工作，并在国家官方地图上的国界线标绘、解决大陆边界纠纷与岛屿矛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1960年撰写的调研报告《波兰领土变迁》及对于德波边界寇松线问题的研究等曾获得中央领导的关注与重视。在外交部的政治运动中，厉声教虽遭受冲击，多次被下放，但面对逆境，他仍坚持原则，始终拥护周恩来总理，依然坚信党和组织。据厉声教外交部前同事、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原国际业务部总经理邹一民回忆，厉声教在政治运动中，为人正直，不随波逐流、尽管曾受磨难，但他仍能坚强、乐观、从容地面对一切。1956年初入外交部时的厉声教厉声教这一时期深入基层，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还结交了很多工农朋友。厉声教与农村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与老乡们结下了真挚的情谊。他忘我地参加劳动，每天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由于出汗太多，口渴难耐，经常只能大量喝河中带污泥的河水以解渴，多次发起高烧，一次险些丧命，全赖当时年轻且作为运动员的他身体底子好才得以转危为安。最后，厉声教因劳动出色被评为“上游”（即优秀），随后被调回到了外交部恢复正常工作。厉声教在日记中写道：“回想起来，干部下放对于干部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及中国国情，培养干部刻苦耐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培养干部和农民群众真挚的感情等还是有好处的。”改革开放的杰出人物据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的《中国外交官与改革开放》一书，外交官群体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厉声教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是首批参与联合国外交的中国外交官，亲历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在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利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北京申奥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73年12月，厉声教代表中国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参与联合国外交的中国外交官，厉声教不仅见证了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还代表国家参与了一系列联合国的重大外交活动与外交谈判，并作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厉声教与后成为新中国首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的倪征燠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一同参加了自1972年3月到1982年12月长达十年的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和随后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负责法律和外文方面的咨询与把关，及起草给中央和外交部领导的各类报告等。厉声教还作为主要人员参与了对维护我国领海主权与海洋权益具有重大意义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文本和英文本的起草与定稿工作。1973年10月2日，周恩来总理就领海问题在厉声教材料上的批示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厉声教1973年就我国领海宽度问题向周恩来总理的重要建言，获得了周恩来的肯定与支持，使得中国最终以12海里的领海宽度于1982年成功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周恩来为此曾几次致电外交部找厉声教面谈领海问题。签署该公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参与国际法的立法活动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利益，对我国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本国海洋权益，保证管辖海域得到有效控制和充分开发利用以及解决南海问题等影响深远。这一时期，厉声教频频代表国家参加国际外交活动与外交谈判。他学贯中西，风度儒雅，加之其非凡的个人魅力，出众的英语水平和扎实的专业知识，使得其他与会国家代表逐渐对中国人产生好感。他出色地完成了国家托付的重任，也赢得了其他与会国家代表对中国的尊敬。在此期间，厉声教还亲历了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1973年4月，联合国大楼前，中国出席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代表团全体成员(右七为厉声教，左二为吴建民)对于这一时期的厉声教，厉声教友人、著名外交家吴建民夫人施燕华曾回忆道： “我和建民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曾和声教同事一段时间并建立友谊，特别是他们俩曾一起参加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工作，经常互相切磋。声教对工作的细致认真令人钦佩，对一些问题都能把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建民生前也经常和我谈起他，称赞他为人正派，事业心强。”1987年，中国驻巴巴多斯代理大使厉声教(右)与西印度杰出政治家、巴巴多斯“独立之父”、首任总理兼时任总理巴罗(Errol Barrow)在中国大使馆1987年，在中国与巴巴多斯建交十周年之际，厉声教被任命为中国驻巴巴多斯代理大使。他积极推进中巴两国在各领域的友好合作，为今日的中巴两国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从巴巴多斯卸任后，厉声教又被任命为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他在保护侨胞的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为推动加拿大华侨华人社会积极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向加拿大主流社会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外交部专家和一位学者型外交官，厉声教还曾参与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在外交外事决策方面提供对策建议，并参与、组织了一系列国内外重要学术活动，曾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前去访学，为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作出了贡献。他的调研成果对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北京申奥、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等均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厉声教与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从外交一线退下后，厉声教作为国家边海事务方面的权威专家，还继续受邀担任外交部的专家顾问，并兼任多所知名学府的客座教授等。国内外众多知名智库、NGO、主流媒体等也纷纷向厉声教发出邀请，但他始终淡泊名利，将重心放在培养新一代的外交外事人才方面。他曾赋诗表达了他志在归隐让贤，将希望寄托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的想法：残漏催人老，岂得负寸阴。欲逐飞熊去，垂钓渭水滨。华发偏因循，青春正革新。枕流息俗念，耳净听松吟。中国科学院院士、厉声教大学同班同学王颖回忆称：“厉声教一辈子兢兢业业，不求名，不求利，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学者型外交官。他很有情趣，思想境界也很高。”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欧阳玉靖也曾回忆道：“厉老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一生为人坦诚，默默奉献，为国家的条法与边海事业作出了大量的贡献。特别是退休后，仍继续积极地为国家边海事业发挥余热。”老骥伏枥，志在教育的厉声教倾力提携后进，将自己平生所学倾囊传授给新一代的有志青年，深受青年人的爱戴。其所讲授的内容包括外交实务、国际法、中美关系、跨文化沟通、外交史、国际传播等。他为国家的外交和国际法等方面的人才培养竭尽心力，培育出了一批高端人才。除致力于教育事业，厉声教余生一直在为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不懈努力。他凭借自身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与公信力以及地道的英语，积极地向世界说明中国。他受邀在多家国际知名媒体上开设英文专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是我国首位在美国《赫芬顿邮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上开设个人专栏的中国外交家。他十分支持国家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应邀担任多家中央媒体名誉顾问，助力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在外交与外宣领域均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外交家。在通过西方知名媒体向世界更好地介绍和说明中国的同时，他还发挥自身外交外事经验丰富，人脉高端广博等优势，致力于文化外交，注重对外民间友好交往，促进了中西方更好地沟通和交流，为提升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配合整体外交工作大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厉声教还曾致力于文史和国学等方面的研究，有“诗人外交家”和“外交活字典”之称，被媒体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其在《百年潮》、《世纪》、《文史参考》、《中国国家地理》、《钟山风雨》等发表的多篇文章影响广泛。其在国学文史方面造诣颇深，同时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有“当代诗词名家”之美誉。大师晚年晚年的厉声教开始静心整理自己早年即开始记录的外交日记等材料，努力在生命的烛光即将燃尽之前，将自己毕生的外交实践经验与人生感悟整理发表，作为留给后世的最后遗产。在病榻上长时间与病魔进行殊死搏斗的厉声教再无能力提笔撰文。他自知时日无多，给家人留下了三大遗愿：第一，身后事一切从简，不给国家和亲友增加负担；第二，遗体捐出，用于医学研究；第三，丧葬费用全部捐出，一部分用于老年疾病的研究，帮助更多老年人，另一部分捐给母校南京大学和上海市西中学。2017年8月6日，厉声教这位为国家外交事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倾注毕生心血，一生默默奉献的一代外交与文化名家带着对未尽的事业和对故乡杭州的深深眷恋无奈地离开了人世，留下一页页未及发表、耐人寻味的文字。8月16日，厉声教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词中写道：“厉声教对周恩来总理主持外交大政与成就，是钦佩、信服与忠诚执行的。可以说，他遵守我国外交工作的原则与作风，终生不渝。”外交部对厉声教的一生做了如是评价：“厉声教同志在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工作期间，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外交路线，努力开展外交活动，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工作勤奋，尽职尽责，默默奉献，廉洁奉公，艰苦朴素，诚恳待人，作风正派。退休后，厉声教同志仍然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衷心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厉声教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同志、好干部。我们要学习他的优秀品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最高人民检察院正义网对厉声教的评价是：“身兼政治家、学者、教育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杰出外交家，在多个领域均作出了卓越贡献。”2018年，厉声教被评为2017年逝世的十位国家脊梁之一。南大的校园里走出了许多闻名世界的外交官，他们既是南大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他们给南大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南大人以他们为荣！来源 / 杭州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