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人在想办汉学院，这是好事情。汉学院里头内容是什么？就是儒释道。好事！要培养儒释道的传人，要培养儒释道的专家学者，中国传统文化就能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不但中国国家复兴，世界会走向大同，会走向和平。今天科学技术发达，能有三、五十个老师，每天利用卫星电视、网际网路教学，全世界人都受惠。能有这么一个汉学院，里面这些专家学者深入经藏，深入不是门门都深入，那入不了的，一门。学很多门都是浮，漂浮，心不专；学一样，一生专攻一样，成为一种学术的专家，一部书。从哪里下手？从《群书治要》下手，《群书治要》的原典有六十五种，六十五种里头选一种，这是儒家的，也有道家的，这里头选的有老庄的，有道家的。 如果汉学院真的开张了，有人邀我去担任教授，教授比较难，为什么？儒释道现在都没有人才了，要培养。所以，汉学院首先要招的不是学生，要招研究员。我提供学习的环境，提供安定舒适的生活，让他在这个学院住十年，专门研究一部书，十年之后，他就是全世界顶尖的汉学家。 唯有知恩他才会报恩，现在人不知恩，所以他不懂得报恩是应当的。为什么不知恩？没有人跟他说。头一个父母之恩，没人给他讲，儿子跟父母常常作对，没有人教。学生跟老师，老师给我们法身慧命，恩德等同父母。不知道报恩，所以就没有好老师；不知道孝顺父母，所以也就没有好父母，父母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孩子从小什么都没学到。他学的是什么？现在的小孩，每天不离电视、不离网路。网路跟电视教他什么？教他杀盗淫妄。他本性是善的，没有人教他，接受到的全是负面的，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全是负面，他全都学会了。从小学会，根深蒂固，长大不容易改。但是我们相信人性本善，传统教育论坛在中国各地展开，确实救了不少青少年。他们接受这个论坛的教育，才知道人生在世要应该孝顺父母，应该要尊重老师、要尊重长辈，这是做人基本的道理。中国千万年前，祖宗世世代代的教后代，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我们把这四科总结就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做到，那就是圣贤君子，标准的中国人，接受标准的传统教育。中国传统教育是圣贤教育，中国自古以来几千年，教育培养的人才是圣贤君子，所以它的社会长治久安，跟外国不一样。外国没有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外国的学校。维系社会的，维系社会安全他们有宗教教育，所以外国非常重视宗教。为什么？没有宗教，伦理、道德、因果就没有了，社会会乱。他们只有科学技术的教育，现在科学进步，人登陆月球了，人要向太空去发展，宣布上帝已经死亡。宗教没有了，社会问题出来了，怎么办？所以要求助于中国。这个里面也有困难，中国人回头，他们就相信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有信心。如果中国人不知道回头，外国人看，你们都说中国东西好，好，他为什么自己不要？他还到我们这里来学习，要到外国学习，这么说起来还是外国的好。所以，必须中国恢复伦理道德，恢复传统教育，世界才有救。 今天你要去问，这个世界还会不会有和平？没有人有信心，我遇到的很多，都是垂头丧气。怎么办？我们也非常的幸运，找到了《群书治要》。我非常感谢替我找到这本书的同学，我只是在网路上说有这种书，我没见到过，居然有同学真的找到了。寄给我看，找到两部，送给我。我一看，两部都是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初年印的，八、九十年以前。纸张都脆了，还好这个书没有人读过，是新书，没有折叠的痕迹，字非常完整。我如获至宝，想了多少年，终于想到了。我赶快送给世界书局，因为九十年了，没有版权了，我交给世界书局总经理，印一万套，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这个书就不会失传了。它在中国失传了一千年，唐朝亡国之后，在中国留学的日本的留学生把它带到日本去了。那个时候没有印刷，印刷术是宋朝发明的，没有印刷术，全是手写的本子，所以分量不多。在日本也盛行了一千年，日本的帝王、这些大臣对于这部书非常重视，在日本也起了太平盛世的作用。四百年前，西方科学开始了，首先传到日本，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看得比较淡薄了，一味追求科学技术。西方文明两百年前传到中国，从日本传过来的，所以日本比我们早两百年，我们比日本受西方的文化晚两百年 。《群书治要》里头以孔孟学说为主，除孔孟之外，诸子百家，有经有史，确实博大精深，是《四库》精华之精华，真管用。最迫切的是要培养老师，培养《群书治要》的老师，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各地的汉学院，我知道了，都劝他们把研究的课程，首先这个十年，完全用在《群书治要》它的原书六十五种。假如有六十五个人，每个人专攻一样，或者二、三个人专攻一部，十年之后，这个世界上就有一套活的《群书治要》的老师，个个都是专家学者。他们这些人利用网路、利用电视，每天讲这部书，讲得清楚，讲得透彻，讲得明白，让全世界人都听到，这个世界太平了，什么问题都化解了。 所以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外国人都担心，怕中国崛起要复仇。他们过去欺负中国人，现在害怕了，要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我告诉他们，中国的兴起，不是军事，不是武力，也不会报仇，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中国《群书治要》的世纪。你们把《群书治要》翻成全世界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字，在全球流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会带给世界永续的安全、和谐，真正是地球上的大同之治。我们现在看到领导人他的一些言论、他所作所为，我们把《群书治要》打开，像不像他认真在落实《群书治要》？好事！我们现在想到的是怎样赶快培训一些《群书治要》的专业老师，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汉学院这个名称好，因为它包括儒释道。   

日前，“做好新时代的古籍出版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古籍分社成立仪式”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党组成员赵奇，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崔建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赵剑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北京大学教授孙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少川，清华大学教授仲伟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晓，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赵凯等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做好新时代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进行了热烈研讨。　　与会专家指出，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把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思路。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离不开古籍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古籍分社，承担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和传统经典的大众传播任务，是贯彻落实这一要求的具体举措。古籍整理、古籍出版、古籍研究的意义重大。当前，除传世文献以外，古籍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简帛、甲骨、金石、域外汉籍等新材料的数量不断地增加，这些都可以纳入古籍整理出版的范畴。专家学者还指出，就出土文献研究整理出版而言，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新出土的文献争相去做，原有文献则重视不够；二是集中的问题、数量多的问题做得多，零零散散的东西受到轻视。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需要引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石刻文献整理等方面拓展古籍出版的范围。需要增强学术自觉和责任担当，深化古籍出版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加快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保卫黄河、保卫家乡、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于1939年初在延安诞生，怒吼、咆哮的黄河意象，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托起民族解放的复兴希望。　　今年，是《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逝世20周年，其长子张安戈在《我的父亲和黄河大合唱》一书中，重现了光未然的一生与《黄河大合唱》的创作，如今读来，仍让人感到光未然先生的热血与赤诚。　　《我的父亲和〈黄河大合唱〉》张安戈接力出版社　　图片选自《我的父亲和〈黄河大合唱〉》　　尚未燃烧的光　　光未然本名叫张文光，1913年出生于湖北光化县的老河口。当时，战乱频仍，光未然的父亲希望他能够识文断字、光耀门楣，因而取名“文光”。1931年，18岁的光未然不负所望，考到武汉读大学，而在此之前，他早已投身革命的洪流。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12岁的光未然便上街为民众呼喊，发表演讲，到15岁时，他已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尽管年龄不大，却赶上了大革命失败，看着自己的“领路人”被国民党抓捕牺牲，他深感痛苦，却一直记得：要坚持去做对得起人民的事情。　　读大学期间，光未然开始用不同的笔名撰写文章，表达国难当头的忧愤。抗日名曲《五月的鲜花》让“光未然”这个名字逐渐为人所知起来。当有记者问到这个笔名的由来，他说：我是光化县的，名叫文光，只是我的这个光，尚未燃烧发光，但这份拳拳报国情怀一直积蓄着。　　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络途径，光未然便自发在武汉组织读书会，宣传救国与进步文化。读书会的会员有学生、商人、店员还有汉阳兵工厂的职工，他的热情积极赢得了大家的尊敬。然而，他频繁组织的革命活动与日益积累的社会名声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于是扬言要捕杀他。光未然只得依靠朋友帮忙，去上海躲避。　　以笔为枪的黄河歌者　　到达上海后，光未然在朋友的帮助下安顿下来，继续参与座谈会、举办读书会、发表评论文章，向民众介绍进步文化。1937年，上海救亡运动蓬勃开展，光未然应邀参加上海工学团千人救亡歌咏大会。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作曲家冼星海和张曙正教大家唱着《五月的鲜花》。休息的时候，另一位诗人李雷认出了光未然，兴奋地喊道：“词作者也来了，光未然就在这里！”于是，光未然被推上台，由此，冼星海、光未然，“两个胸怀远大理想，在救亡风云中驰骋呐喊的作曲家和诗人，会合在同一条通向革命胜利的轨道上，为着共同的理想战斗”。　　两人相识后，很快便对创作方向一拍即合，他们希望用音乐表达民族精神，表现人民苦难、挣扎和无限光明的希望。光未然作词，冼星海谱曲，先后合作了《高尔基纪念歌》《赞美新中国》《拓荒曲》《保卫大武汉》等十余首抗日战歌，鼓舞了成千上万中国人团结一心，共同抗日。　　1938年秋，武汉会战期间，光未然被任命为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将武汉的抗日文艺宣传推到抗日前线，他们活动在山西和陕西之间地势险峻的黄河大峡谷。10月底，武汉被攻占，光未然和演出队沿黄河谷到达陕西宜川，准备东渡黄河，进入吕梁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就在这渡河的过程中，雄浑壮观的黄河“十里龙槽”震撼着他们，波涛翻滚猛击甲板，漩涡连串几欲吞噬方舟，船工们喊着号子奋力划桨，与漩涡和巨浪搏斗着。这惊心动魄的渡河经历，深深震撼了大家，也更深切感受到灾难中的国人拼死抗争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民族气概。“要写一首长诗，献给黄河母亲”，这个念头在25岁的光未然脑海中开始萌芽。　　1939年，光未然行军途中意外坠马骨折，被送往延安边区医院，而此时，冼星海正在延安鲁艺音乐系任教，两个好友在病床前重逢，畅聊时对创作一曲大合唱一拍即合。光未然忍着身体的疼痛，五天五夜一气呵成，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的八首歌词，酣畅淋漓，一字未改。而读到歌词后的冼星海，亦是激动，反复向多人询问渡黄河的感受和抗战前线的经历后，在朴素的窑洞里开始为《黄河大合唱》谱曲。六天六夜，灯明灯灭，冼星海完成了全部八个乐章的谱曲。　　黄河精神代代传承　　可以说，黄河的形象，是融入在中华儿女的民族记忆之中的。黄河，是孕育，华夏民族在黄河滋养的中原诞生；黄河，是奋斗，九曲十八弯地寻找与开拓最终入海，黄河在曲折中奋进，在不屈中闯荡，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坚韧不屈。　　1939年4月13日，当《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时，座无虚席，连后面也站满了人。“黄河的历史、黄河对民族的哺育、黄河的屈辱、黄河的呻吟、黄河的觉醒、黄河的怒吼、黄河的精神”，都在这气势雄浑的大合唱中绽放出来。一批又一批抗日将士和爱国学生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中国音乐从此产生了一部划时代的剧作，而每每唱起，心中总会油然生起作为黄河儿女、中华民族一员的骄傲和自豪。　　光未然之子张安戈在书中回忆，“四年级时，音乐课学唱《保卫黄河》，不知怎的，班里同学都知道这首歌是我父亲写的，所以大家都很兴奋，学得很快。不久，父亲应邀来学校给同学们讲《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故事，忆起曲作者冼星海忘我的创作境界，忆起当年艰苦的战争生活，说有一次夜里长途行军，因为赶写文章，两天没有睡觉，困极了，边走边睡，结果摔到结冰的沟渠里”。光未然讲得精彩投入，台下的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激动又自豪。而其中蕴含的诚挚爱国情怀与民族精神也在孩子们的心灵里发出芽来。　　《黄河大合唱》之所以成为经典，传唱几十年而越发生辉，就在于它创作于民族危难之间，将“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经过无数次的演奏、衍生、改编，以最真挚的爱国热情碰撞出八个乐章组成的鸿篇，词的坚毅，曲的激扬，承载着“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黄河精神，终成伟大时代的最强音。（陈翔）

2022年2月，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并对中国进行访问。惊叹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他主动向中方提出一个请求：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我向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崇高敬意。”中阿两国元首会见时，费尔南德斯由衷道出自己的参观感受。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道用中文一字一句地对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新时代中国非凡十年，令世界倍感惊艳。　　这其中蕴藏着怎样的成功密码？对世界有着怎样的深刻启示？对人类未来又有着怎样的深远意义？像费尔南德斯一样，各国各界人士怀着极大热情，去观察、去探寻、去思考。　　一个共识更加强烈：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 　　（一）“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 　　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天安门广场见证历史性盛典。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接续奋斗。　　4个多月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国际社会强烈感受到六中全会的里程碑意义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砥砺前行的炽热情怀：《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发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号召。　　在肯尼亚国际关系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看来，“中国共产党是塑造世人所知的今日中国的领导力量，读懂中国共产党，才能读懂中国的发展、中国的价值观和愿景”。　　新时代中国非凡十年，为国际社会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宝贵的滋养。　　这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的十年——　　“现在中国比过去200年里任何时候都要团结……任何西方式的治理体系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的成就需要一种不同的治理方式，能做战略性思考，有历史根基，具有包容性，能动员人民，能成事。”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　　面对深度贫困堡垒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尽锐出战、攻城拔寨，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面对生态环境恶化的态势，高瞻远瞩、态度坚决，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上下齐心、风雨共舟，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战略成果；面对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处变不惊、从容应对，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国际社会眼中，高超的治理能力，源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如果选择一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介绍给我的国家，我认为是治理能力。”2021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一位来自非洲国家的学者如是感慨。　　这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的十年——　　“纵观人类历史，从未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短时间内使如此多的人摆脱绝对贫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极大鼓舞着我们，为我们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提供了宝贵经验”“坚信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友好的中国人民将朝着实现更高水平的进步与福祉不断迈进”……　　2021年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一封封发自世界各地的贺电、贺函，表达着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诚挚祝贺与由衷钦佩。　　这十年，中国绘制了一幅绚丽多姿的高质量发展画卷：经济总量突破百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多年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超过30%；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八成；“嫦娥揽月”“北斗组网”“天问探火”“蛟龙入海”，重大创新成果接连不断，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大幅提升；货物加服务贸易总额2020年以来连续两年全球第一……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任内曾到访中国多个城市，卸任之际，她表示期待着未来有机会再到中国的农村看一看。长期关注中国的巴西前总统罗塞夫说，我们必须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变革，中国的崛起进程是不可逆转的。2013年起担任俄罗斯驻华大使的杰尼索夫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许多对其他国家来说难以完成的任务在中国都完成了，这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为各国树立了榜样。　　这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的十年——　　2021年6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有外媒注意到：这份党内最高荣誉的每一位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都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在9600多万共产党员的模范带领下，14亿多中国人民追梦圆梦的奋斗图景何其壮阔。农田、企业、社区、学校、医院、军营、科研院所……人们付出着、奉献着、收获着，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面向未来，中国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信心百倍地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　　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外国领导人的交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2018年，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请求中方赠送两本习近平总书记签名的阿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他告诉习近平总书记，这两本书，一本会留给自己阅读，另一本将收藏在总统府图书馆。在他看来，中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应该成为各国领导人执政的指南和标杆。　　“我们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代接着一代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中国、中华民族就会更加坚强昂扬地屹立于世界东方，就会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下，新时代中国在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二）“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的根本执政理念” 　　2019年3月，意大利罗马，习近平总书记同意大利众议长菲科举行会见。　　临近会见结束，菲科议长提了一个问题：“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习近平总书记注视着菲科议长，语气坚定地答道：“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一番肺腑之言，彰显出大党大国领袖和世界级领袖至深至厚的人民情怀，给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创始人之一赛义夫拉·汗·尼亚齐感慨道：“献身人民事业，努力增进人民福祉，只有无私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的根本执政理念”……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2012年11月15日，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同500多位中外记者见面。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实际行动生动践行这一郑重承诺，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多中国人民凝聚成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建设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到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时任肯尼亚朱比利党总书记拉斐尔·图朱看来，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实践的“一条主线”。　　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上阵，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足迹遍及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翻山越岭到20多个贫困村访贫问苦。党中央一声令下，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冲锋陷阵。　　2019年11月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脱贫攻坚倒计时显示屏前，习近平总书记告诉各国领导人：“我们的脱贫按小时、按分秒计算。”当得知过去几年来中国每年减贫人口超过1000万时，各国领导人发出由衷赞叹。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发展新奇迹举世瞩目。　　时任乌拉圭广泛阵线党主席哈维尔·米兰达在访华期间结识了一位云南农民朋友，亲眼见证了这位朋友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山上竹棚搬进了有网络的房子，孩子也上了大学……”米兰达真切感受到农民朋友发自内心的喜悦。　　时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先后到访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福建宁德下岐村，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足迹，感受精准扶贫的中国实践。他说：“要把中国同志的好做法带回老挝去。”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开展了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干部战斗在抗疫一线，近400名党员、干部为保卫人民生命健康献出宝贵生命。在广州一家医院工作的加蓬医生让·克里斯蒂安·恩曾格参加了当地社区防控工作，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令他深受感动：“这很危险，但党员们都没有抱怨，工作很努力，也很勇敢，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想要保护自己的人民。”　　增进民生福祉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人民生活进入了相对殷实富足阶段，形成了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中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日子越过越好。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从农村的“厕所革命”到城市的垃圾分类，从加强食品安全到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攸关民生福祉的大事小情，摆上中南海的议事案头。英国政治评论员卡洛斯·马丁内斯说：“中国领导人满足了人民的需求和愿望，这体现在脱贫、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休闲服务等方方面面。”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广泛支持。全球知名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发布《2022年度爱德曼信任晴雨表》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高达91%，蝉联全球第一。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同样给世界各国带来思想启迪。“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这一重大政治论断，让时任巴拿马总统巴雷拉深有感触：“这也是拉美社会突出的主要矛盾。”2018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巴拿马期间，两国元首就此深入交流。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同总统先生有一个重要共识，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　　2021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峰会主题是“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讲话中谈到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发与会者强烈共鸣。刚果劳动党主席、刚果（布）总统萨苏说，我们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在制定本国发展规划时将“充分关注人民的真正诉求”。　　正是在这次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理念不断延展，日益彰显出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两个多月后，“应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际合作作为核心”写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新德里宣言》。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为世界读懂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把金钥匙，也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合作架起了一座桥梁。 　　（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22年6月24日，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18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云端”相聚，共商全球发展大计。　　“尊敬的习主席，感谢您举办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感谢您值此艰难时刻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埃及总统塞西在对话会上的发言，道出与会各国领导人共同心声。　　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化金砖国家合作、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指引方向、凝聚力量。从“金砖+”模式到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从全球安全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一系列重要论述回答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大势的深刻洞察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厚情怀。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的宏阔把握中，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力引领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新形势下中非合作理念，指出中非友好之所以历久弥坚，在于“双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真诚友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过去殖民者给非洲带来灾难，现在中国给非洲带来了新生。”年逾九旬的时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激动地说。　　“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提出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国际关系向何处去”指明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出访41次，足迹遍及五大洲69国，在国内外主持和出席一系列重大多边外交活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际政要数百位，同各国各界深入交流、广交朋友，引领中国同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　　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不断增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国立足扩大同各国利益交汇点，伙伴关系网络遍布全球，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密。　　在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看来，“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外交理念和价值观是和谐合作、互相尊重”。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何塞·路易斯·森特利亚评价：“中国向世界表明，在新型国际关系中，所有国家能够实现共赢。”　　坚持对外开放，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2021年12月，“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老挝人民变“陆锁国”为“陆联国”的梦想终成现实。通车仪式上，曾担任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长的老挝国会副主席宋玛·奔舍那感慨万千：“中国不是第一个说要来老挝修铁路的，但却是唯一实实在在来老挝修好了铁路的。”　　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东南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　　不到9年时间，已有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和三分之一的国际组织。一个个“世纪工程”“民生工程”“未来工程”为各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一幅共同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壮美画卷在五大洲徐徐铺展……　　“历史上从来没有谁尝试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在经济领域将那么多国家和大洲连接起来。”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夫妇在《世界新趋势》一书中发出感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一带一路”倡议从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将不同的国家、文化和人民连接在一起，这有助于促进世界稳定。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认为，共建“一带一路”能够通过促进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防范纷争于未然……　　“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到积极优化营商环境；从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到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开放……新时代中国致力于推进合作共赢开放体系建设，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2018年11月，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世界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式启幕，首届进博会即吸引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4年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多大挑战，进博会届届如约而至。　　出席首届进博会，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曾以“三座桥”为喻，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建造通向世界之桥；通过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型，建造通向繁荣之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贸易合作，建造通向未来之桥。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类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质，还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谈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时任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说。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从2013年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到2015年的纽约联合国总部，再到2017年的日内瓦万国宫……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发出命运与共、携手同行的时代强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写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重要文件，已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国际关系领域具有潜力的新主张，“旨在构建新的关系模式，将各国及其人民的利益纳入考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最重要支柱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可或缺、值得信赖的重要力量。”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斯·特里尔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了中国对同世界各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考量，给国际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带来新动力。　　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到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从全人类共同价值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一个个带有鲜明中国印记的理念、倡议、方案，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难题提供思想指引、注入行动力量。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皮埃尔·皮卡尔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序言中这样写道：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的历史进程中起重大作用。　　拥抱世界，才能拥抱明天；携手共进，才能行稳致远。面朝中国发展未来，面向人类发展未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将带领新时代中国，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记者郝薇薇、刘华、杨依军，  参与记者：韩墨、韩梁、郑汉根）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薛百成　　不期而然地，古籍保护这样一件文化意蕴颇重的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关联。关于这件事的意义，两个月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如是界定：“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而“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样的庄重表述，也出现在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19年，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发布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第一版收录了作为专有名词的古籍保护，其定义为：“为使古籍免遭自然和人为的损毁，延长古籍保存期限和使用寿命，尽可能保持其原来形态的技术和措施。”　　中国学术和中华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和先辈们不计得失的保护传承古籍密切相关。大量人士之所以耗尽心血保护传承古籍，从文明史的角度考量，是因为在他们心中的古籍象征着民族血脉的传承，这极易令人联想起孔子当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勇毅担当。当时，孔子是以天下之文这一极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传承人自居的，自觉此事乃使命所在，当义无反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从未缺失这样的担当，最决绝而掷地有声者当属宋人张载之“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今日欲做这件事，有必要以先贤往圣之作为为榜样，意志坚定，百折不挠。这是古籍保护这样一件通俗的事在上升至理性高度之后的意义之所在。　　而关于此事的具体意义，相关学者、专家论说既多，毋庸赘述。经典之所以为经典，自有其恒常之缘由。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们过分看重经典与日常之差异，夸大艰涩与通俗之间的既有矛盾，而质疑此事与我们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略显幼稚。须知，今日中国人的日常道德规范以及精神风貌，无一不与曾经艰涩的中华经典之传承有着重大关联。经典传承过程中，雅与俗固有其辩证之道。作为经典的“四书”在持续普及的过程中，其相对简易是学子每每倒背如流的原因之一，也是于通俗之中隐喻微言大义亦其持久之理由。　　所需注意者，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确实存在着就文化的普及与提高这一视角而言，说书人的三国故事及话本传奇类的《三国演义》在接受度方面每胜于正史《三国志》的问题。这也是众多学者、专家以及相关志愿者在古籍保护这一文化工程的前期工作中发现诸多“保护不到位”现象的原因之一。对一件事的重视程度当然与此事的普及程度有关系，但是这些具体问题只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这项工程中的细节问题，需要我们逐步予以解决，而并不应该亦无可能干扰大方向问题。此间大与小之辩证，弥足深思。　　至此，在古籍保护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放下身段，直面具体问题，诸如文言文、繁体字之类本就附着于我们的学识或教养之左右的微小细节，当于无意识之间，内化为常识。这样，整理、修缮、保存、传播、学习，直至学以致用，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浸染下，养成并积蓄我们的文化力量，构建并巩固我们的精神风范，才会有可能。来源：辽宁日报  

 这个骄阳似火的7月，一部聚焦良渚古城古往今来的新作，或许能令读者略感平静。它试图通过考古随笔的形式，找回千年前失落的文明。  也许是机遇，或许是巧合，7月对作者来说是个特别的月份。三年前的2019年7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在阿塞拜疆巴库见证了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5年前的2007年7月，这位主持和参加过多项重大遗址发掘的考古人，发现了良渚古城。  也是在三年前，由他主要执笔和组织撰写的《良渚古城遗址综合研究报告》，获得了2019年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评选的钱学森金奖。而《良渚古城遗址综合研究报告》因其阐述了良渚古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成为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学术支撑。  作为《良渚古城遗址综合研究报告》的姊妹篇，《寻找失落的文明》在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作者刘斌用自己的考古经历，向读者讲述了良渚古城从遗址到遗产的历程与心路。在娓娓道来的叙事中，作者深入浅出地讲述了良渚考古遗产的价值，让读者清楚地认识到，考古遗产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无可替代作用。  可以说，《寻找失落的文明》这本书的构思设计很巧妙。在序言和目录之间插进一个“楔子”——我的良渚考古之路。其中，作者回顾了从1981年开始学考古到2019年良渚申遗成功所经历的40年。其间，以2002年成立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和编制《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为界，分为前后两个20年。作者正是有了前面20年的考古经历与思考，有了对良渚这片神奇土地的熟悉与热爱，从良渚人的生活居址到良渚人的墓地，从反山良渚王陵到良渚古城，一步步地走进良渚人的世界，走进5000年的良渚王国。他深情地说道：“回望5000年，这是我与良渚的缘分，也是使命。”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那天晚上，激动的心情让他无法入眠，于是《今夜我在巴库》从键盘下流淌出来，今夜因为你/而注定永恒/良渚/阿塞拜疆。  2020年，刘斌成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实现了考古者向文化遗产传播者的转化——这是“我的良渚考古之路”后续的发端。  这本书设计了十个篇章，讲述1936—2021年几代考古学家发现、研究、保护良渚古城遗址的经过。作者采用复线叙述方式，一条线叙述考古发现与思考，一条线叙述考古研究与认识，一条线叙述考古者的思想与情怀，三条线交织在一起，叙事与认识环环相扣，层层深入，读者被作者的情感变化带到考古的情境之中，从而加深了对考古学的正确认识。  上个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不久，中国学者便提出与起源有关的三个问题：中国人类的起源、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100年来，中国考古学发现和阐释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5300年的良渚文明，为连续性与多元性的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一个最古老的源头。  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在《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一文中指出，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奴隶占有制并非进入文明时代的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社会分为权贵和基本居民，前者是社会主宰并从后者聚敛财富，然而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奴隶；第二，军（王）权与神权并重；第三，良渚文化中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或暂可称之为方国。张先生主要从社会分层与权力地位体系方面论述了良渚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借用“方国”一词指称并非“奴隶占有制”的地域性（方）国家（国），为正确认识良渚社会性质指明了方向。  按照张忠培先生的这种认识，我发现良渚古城及其外围的遗址群组成了早期国家，它有三个基本特征：按地域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复杂的社会分层、权力等级系统。王权轮换制与官员职官制构成这个权力等级系统（即官僚体制）的主要内容。良渚早期国家以古城为核心，古城内的“井”字形道路网，中心位置的宫殿与墓地二元对立，城、郭与郊、野的功能划分，具备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雏形。大型水利工程、水稻生产、玉石器生产，代表了良渚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赋税、徭役、礼制，构成了良渚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原始宗教和造型艺术，反映出巫觋形象与等级社会价值观、分层宇宙观，这些是良渚社会存在的反映。刘斌在这本书里采纳了我在《解读良渚文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特征及其研究路径》中的说法。  严格意义上说，考古学是讲究实证的学科。刘斌在“洪水来袭”中写道，在良渚古城发现后的十几年考古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距今4200年左右杭州余杭所在的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洪水滔天，浊浪翻滚，以至于在这片土地上普遍留下一米多厚的洪泛层。洪水之后，这里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良渚这片神奇的土地，在洪荒之中一直沉睡了2000多年，却留下了大禹治水的传说。如果把余杭距今4200年的洪水理解为大禹时代的洪水，那么5000年前良渚人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便可以理解为鲧时代的治水。  历史文献将禹之前的城市建设与水利工程集中在鲧一个人的身上，说明了两个工程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文献记载的鲧障洪水和禹导洪水，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设计理念的水利工程，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史记》等文献记载鲧与禹的父子关系，实际代表了历史上两个接续的时期。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位于古城之北，其主要作用是拦住从大遮山流下来的洪水，保障古城的安全，属于塞障类型水利工程，比疏导类型水利工程早出现了将近1000年。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总是离不开水利工程，在以鲧为代表的水利工程中，出现了良渚早期文明；在以禹为代表的水利工程中，出现了夏文明。  1990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九届全体大会在瑞士洛桑通过《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旨在体现通过考古手段获得的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这个文件提出，考古遗产是根据考古方法提供主要资料实物遗产部分，包括人类生存的各种遗存，由与人类活动各种表现有关的地点、被遗弃的结构、各种各样的遗迹(包括地下和水下的遗址)以及与上述有关的各种可移动的文化资料所组成。这份文件还提出，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一般民众的积极参与必须构成考古遗产保护政策的组成部分；考古遗产的保护应被看作是全人类的道德义务，它是民众的一项集体责任。《寻找失落的文明》用通俗生动的文字、插图与二维码动画，向读者解读了良渚古城的遗产价值，这本书在科普考古知识、培养公众正确认识考古遗产方面，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刘斌在最后一章的开篇说，在良渚之后的几千年里，虽然文化的面貌与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良渚人的文化与精神渗透在了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  张忠培先生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五届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将中国玉器与玉文化置于中国文化整体中考察。基于此，刘斌用“爱玉的中华”作为这本书的结尾。他从良渚文化最具特征的玉器入手，引出9000多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先秦时期玉器，直至秦汉、隋唐、宋明时期玉器。可以认为，玉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和特质，从其产生之初便与人们的审美意识以及精神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玉器中凝结了更多的人文与精神内涵。他认为，玉器9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为我们了解中华文化脉络，提供了一条美丽的线索。  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代考古学家为了寻找与守望古老的良渚文明付出了太多的艰辛。徜徉在《寻找失落的文明》理性和诗情兼具的文字里，我仿佛站在赤色瑶山上，遥望辽阔星空，感到5000年并不遥远。  （作者：陈雍，系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顾问） 来源：光明日报  

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之一，《尚书》不仅在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层面有重要价值，其在东亚文化圈的重要作用亦不容忽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尚书》流入西方世界，成为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管道。《尚书》东传与东亚文化圈的建构  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的《四书》《五经》形塑着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也塑造着一个民族的影响力。蕴含着丰富治国理政思想的《尚书》及由其阐释史建构起来的理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文化、教育等，其早期传播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尚书》东传由百济入日本，汉籍传入朝鲜半岛约在汉代，而由半岛传入日本约在公元6世纪初。秦代南传入南越，作为其文化载体的典籍与内地相同。  韩国成均馆大学编纂的《韩国经学资料集成》是了解中国经典对朝鲜半岛文化影响的重要史料，该丛书汇集了14世纪至19世纪中期朝鲜半岛的经学文献，《尚书》文献有22册，与中国同期《尚书》学同调异趣，朝鲜半岛《尚书》学思想上宗蔡沈《书集传》，承宋明理学理路，讨论天理人欲之辨、心性论、道统等问题。方法上，承宋以来辨伪路径，重视《尚书》辨伪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内容上，多《洪范》著述、科举用《尚书》义拟题著作及《尧典》“期三百”的天算著作，这与箕子入朝的古史、科举取士及西方天算知识传入相关。近现代以来，以经典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遭受质疑否定，半岛专门研究《尚书》的学者很少。  《尚书》在日本的传播，文本上最早是郑玄注本，由百济传入，今已不存。平安时代以来，日本以习伪孔安国《尚书传》为主，亦有很多唐隶古定写本，对《尚书》文字研究有重要价值。14世纪，清原良贤引入蔡沈《书集传》。研究方法上，日本早期接受《尚书》的方式主要是传抄、训点、授读，至平安至室町时期逐渐形成中原氏家、藤原氏家、清原氏家等传经世家，各有秘说，主汉学训诂章句路径。十四世纪，《书集传》引入，开汉宋兼采新风。十七世纪，伊藤仁斋、荻生徂徕渐重汉唐经学，考辨之学兴起，山井鼎《尚书古文考》考订了《尚书》误字误句，伊藤仁斋有《古文尚书》疑辨之伪等。19世纪，西学涌入，日本《尚书》经学性质渐渐淡化，而成为了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史考辨、文献书志等人文学科研究的史料，林泰辅《周公及其年代》开启《尚书》为史料的先河，平岗武夫《经书的成立》阐述了《尚书》作为中国文化枢纽的地位，松本雅明《春秋战国时期〈尚书〉之展开》讨论了《尚书》学变迁，加藤虎之亮《皇道所见之书经》、中江丑吉《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等借《尚书》寻绎中国古代思想。但对《尚书》经文的注解和译读仍是日本学界研究重点。在传播上，《尚书》在日本有由宫廷、寺院垄断走向民间的历程。  儒家典籍公元前3世纪传入南越，赵佗“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东汉末年，交趾太守士燮通《尚书》大义。六朝时，南下交州避难士人许慈、程秉皆通《尚书》。仿唐宋科举，李朝于1075年开科取士，其后陈朝取士大略与宋元经义取士同。黎朝于1467年设五经博士，国子监生“专治《诗》《书》者多”。阮朝时，《四书》《五经》成为了士人的基本读物。今存有黎贵惇著《书经衍义》，摘《尚书》各篇关键处略加解说。以《尚书》为代表的《五经》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影响尚待深入研究。  东亚文化圈王朝时代，《尚书》是国家教育的核心内容，人才选拔的依托，主流意识的重要构成，其学术流变与作为东亚核心的中国基本一致。在阐释路径上，由汉学、宋学到考据之学，经典的阐释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建构、价值塑造的资源，由此形成共同文化认同。西方学术方法融入的近代，作为经学文献的《尚书》成了中国历史、文化、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研究的史料，传播方式上由国家教育转为个人研究爱好，影响力急剧下降。《尚书》西传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经典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文化的交流需要借助其传译和阐释。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开启了中国文化西传的历史，作为承载中国文化精神的《五经》开始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  法国传教士在《尚书》西传中用功颇多，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刊于杭州，成为中国最早刊印的西文译本。康熙朝，传教士马若瑟著《经传议论》，其中选译有《尚书》。1770年法国汉学家宋君荣据满文《尚书正义》翻译成法文，又著《〈书经〉中的天文学》，开启《尚书》专题研究。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译《尚书》为拉丁文，传教士顾赛芬译《书经》为拉丁语和法语。  英语世界，1840年，以美国传教士文惠廉选译《尚书》为开端，1846年，英国学者梅赫斯特翻译《书经》，提出了殷商遗民东逃美洲建立了墨西哥的观点。1846年麦都思以汉英混排、直译加注方式完成了第一个全译本《书经》，1849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又英译《尚书》，最有影响的是1865年王韬帮助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完成的《书经》译作，中英学者的合作使传译质量有了很好保障。理雅各英译了儒道重要典籍，为将中国文化系统传递到西方作出重要贡献。1904年英国汉学家欧德有《尚书》译本，195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有《书经译注》。  俄罗斯汉学家西韦洛夫分别于1822年和1841年推出了《尚书》俄语译本。2014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推出《尚书》俄文全译本，吸收了不少《尚书》研究的当代成果。  《尚书》在西方传播由文本译介到思想文化研究，经书成为西方了解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管道。中国文化在西方的接纳有一个变化过程，17、18世纪的欧洲对刚传入的中国文化充满热爱，卷起过一场中国热。但在应对西方工业文明失败的19世纪，中国文化价值在西方受到批判，二战之后西方又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价值。汉籍在西方的传译，内容上由经、子转向史、集，并向现当代作品拓展；思想上由基督教经院哲学阐释的误解到对中国文化的真切理解；传译队伍上，由以传教士、外交官为主体逐渐转向汉学家、海外华人、职业翻译家。  《尚书》作为中国上古史和治道之书，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东亚文化。在东学西传过程中，是西方了解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今天，这些民族元典有效的传播和对其价值的深度发掘，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构大国气象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方式，推进以文化价值多元化为根柢的世界多极化建构。有意识地选择构成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经典系统、组织专家学者加以传译，应当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手段。翻译界与经典研究专家、经典研究专家与汉学家应当很好合作，推介高质量成果，在世界格局中建构中国文化话语。  （作者：陈良中，系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来源：光明日报  

蛙鸣蝉噪，绿荫下，孩童嬉笑探索野趣。绳舞球跳，操场上，少年挥汗舒展肢体。2022年的这个暑假，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再沉浸“题海”、奔波于各类补习机构，而是在经历更多彩的暑假生活，体验更多元的教育实践。6月24日，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龙泉四小学生在课后练习踢足球。刘贵雄 摄时针拨回到一年前。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这既是工作目标，也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言出必行，行之必果；诺不轻许，许之必做。如今，整整一年过去，“双减”成效有目共睹，这场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的变革，正越发深刻。01浓墨重彩，“双减”鸣锣2021年的暑期，以《意见》的正式印发为标志，注定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同运笔前的起势，此前“双减”已现端倪。3月6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表示“培训乱象，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6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文亭巷社区，了解社区向青少年提供公益性课后托管服务情况，强调“学校不能把学生的课后时间全部推到社会上去。学生基本的学习，学校里的老师应该承担起来。不能在学校里不去做，反而出去搞校外培训了，这样就本末倒置了”。其间，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指出“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特别是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突出”。6月15日，教育部召开启动会，正式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会议指出：“这次机构增设，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新一代少年儿童的关怀，对于深化校外教育培训改革具有重大意义。”转眼入夏。在夏天的燥热中，7月24日，新华社全文公布《意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人们尚未完全消化《意见》内容，最敏感的资本市场已做出反应。“校外培训机构迎来史上最严监管，学科培训严禁资本化运作”，在那些天被频繁提起。教育部很快明确，“双减”是2021年部党组的“一号工程”和教育督导的“一号工程”，全力推动，要求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以“钉钉子”的精神推动“双减”工作落地见效。8月30日，新学期开学前夕，教育部专门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秋季学期要推动“双减”落地见效。“对于全国中小学生来说，今年的新学年和往年不太一样。”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说。一场义务教育的深刻变革，就此鸣锣。02规范校外，减轻负担不了解“双减”之前的义务教育生态，就无法了解“双减”带来的巨大震动。在教育焦虑的裹挟下，家长打“鸡血”，“鸡娃”遍地，学生和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校外培训市场异常火热。虽然教育部门明令禁止，但“小升初”潜规则不断。“点招”“坑班”盛行，校外培训机构举办的各类竞赛，成为公办学校招收学生的标准。这一链条甚至蔓延到“幼升小”，学龄前儿童就要识文断句，满口ABC，掌握四则运算。当着北京某市一级一类幼儿园园长的面，一位家长说“你们园办得不好，不教小孩英语、数学，小孩不会写字，唐诗也背不了几首”，弄得园长哭笑不得。繁荣的表象下，教培行业教师资质不达标、超纲教学、预付费乱象、机构跑路、合同欺诈、未成年人保护不足等问题层出不穷。机构一旦“爆雷”，往往引发群体聚集“要钱要说法”，冲击社会稳定。公办教育体系和质量也受到严重冲击，培训机构的高薪让一些教师人心浮动。“在中国教育历史上，校外教育从来没有如此市场化，如此地影响、取代、干扰正常的学校教育。校外教育本应该是学校教育的影子，但现在学校教育反而成了校外教育的影子。”有专家直言。有鉴于此，校外培训机构乱象能否得到整治，对“双减”工作成败来说，有着重要的风向标意义。如此，便也不难理解这一年间，“双减”工作的雷霆万钧。政策上——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配套文件30多个，对实行政府指导价、预收费监管、上市公司清理整治、作业管理等方面明确具体规定，形成“1+N”政策制度体系。政策层面上细化具体要求，为地方执行“双减”政策提供了具体依据。落实上——教育部有关部门持续开展巡查执法，在周末、中秋、国庆、寒暑假期间开展暗访，累计出动执法检查人员44万余人次。国务院教育督导办每半月将“双减”工作情况通报给各省级人民政府，督促政府履责。效果上——全国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超9成，培训收费较之前平均下降4成以上，25家相关上市公司全部不再从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建成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2.0版。巨大变革下，家长们感受最为直接。据报道，深圳家长以往“慷慨解囊”为孩子报补习班，培训费用数以万元计的家庭比比皆是。“双减”之后，这一费用骤减至数千元，而且大多花在艺术、体育等非学科类培训上。当地市民王先生说，两个女儿以往花在培训班上的费用每年可达20万元，如今不必再去培训班，一家人去爬山、游泳、做手工，不仅费用不高，更收获了多彩的亲子时光。近期，据教育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根据第三方对全国32个省份75万名师生及家长的调查，79.42%的学生未参加学科类培训，93%的家长表示学科类培训支出减少，其中76%的家庭培训支出减少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全国近11万家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纳入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机构资质审查、收费行为规范、预收费资金监管等关键环节全面加强，“爆雷”“冒烟”等风险显著减轻。巩固成果防反弹，消除盲点找问题，持续深入的校外培训治理，正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幸福感、获得感。03提质校内，强化阵地当校外培训机构正在接受彻底整治规范时，“双减”的另一场重头戏——校内教育提质增效、强化教学主阵地作用，也在加速推进。与教培行业整治相比，这场大戏，没有全行业颠覆的惊心动魄，也没有市场的惊涛骇浪，却更加深刻持久。参与其中者，无不经受思想洗礼和理念变革。社会对于“双减”的关注讨论乃至担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倘若减少了校外培训，孩子的成绩会不会受到影响？要留出课堂时间用来做检测，教师教学任务能否完成？让学校去做课后服务，能否保证质量？面对担忧质疑，教育部态度明确。有关负责人表态：“教育部始终把校内减负提质作为‘双减’工作的根本之策，切实强化学校的教育主阵地作用。”校内与校外齐抓，减负与提质共举。“双减”呈现出极强的系统性、深入性和全面性。内蒙古首届中小学美育课堂教学展示活动现场。围绕“主阵地”，教育部部署指导学校聚焦提高作业管理水平、提高课后服务水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全面加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促进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一幕幕新气象在大江南北呈现。在甘肃，定西市安定区中华路小学设计提升素养的多元作业——“请大家按照自己的想象和观察，画一幅关于春天的美景，并对自己画的春天进行介绍。”教师话音刚落，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开工。不少学生当堂就完成了作业。“崭新的作业形式，告别了机械抄写，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和绘画能力，真正提高作业效能。”该校语文教研组组长杨希娟说。在陕西，榆林市绥德实验中学提供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该校打造28个学生社团，涉及非遗国学、艺术、体育、科技四大类，供学生自主选择。为高质量开展社团活动，学校专门聘请剪纸非遗传承人、书法协会专家、专业舞蹈教师等11名校外教师。学生们在各级各类文体竞赛中成绩突出，为省市输送不少优秀体育、艺术特长生。在北京，朝阳区实验小学打造提质增效的新型课堂——学校全面梳理小学六年数学教材，提取出58节关键课，囊括小学阶段数学学习的核心知识。在关键课的打磨中，教师把握住了知识之间的联系，学生也实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数学学习负担明显减轻。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城的小商贩们注意到，每到双休日，县城曾国藩文化广场和郊区的文塔山公园里，学生娃明显增多了。“生意好多了。”小商贩们高兴地说。小商贩们或许不知道，这是一年来娄底市各个学校紧紧围绕“双减”政策，落实作业减负提质的结果。双峰县的一名家长说：“要求家长代劳完成的作业没有了，我们不用再投入大量精力参与到孩子的作业中，家庭氛围也好了很多。”1月17日，江苏省无锡市扬名中心小学学生在期末考试中参与闯关项目。汤毅 摄据教育部统计，一年来，各地各校作业总量和时长调控基本达到了规定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90%以上。与此同时，课后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有91.7%的教师参与提供课后服务，基本满足了学生不同学习需要，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超过90%，有力促进学生学习回归校园。如何让“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道理其实很简单，只有校内“吃得饱”，才不必去校外“加餐”。04唯有治本，方能行远“宝贝们的暑假来临，如果有需要帮助孩子规划语文、数学、英语三科课程的家长，可以随时联系我。”日前，一些曾经消失的培训机构销售人员，又开始给家长发送暑假“攒班”信息，并特意强调“都是原版课程内容，精品小班课，英语有幼儿段”。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并不意外。这一年间，有关部门对此类情况的打击治理，从未停止。从另一角度看，培训市场的“隐形发育”，折射出的是巨大的社会惯性。唯有治本，方能行远。“双减”，绝不是为“减”而减。它更是吹响公共教育强势回归的号角，是奏响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进行曲。这一年，以“双减”为契机，有关部门撬动基础教育整体改革，引导各方回归立德树人初心，提高课堂教学水平，推进课程、教学、考试评价各个环节系列改革，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重塑教育生态。——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增强课程综合性、实践性，引导育人方式变革，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135个县（市、区、旗）入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创建县名单，它们将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为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作出示范。——各地认真落实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着力扭转唯分数、唯升学不良倾向，积极构建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学校普遍更加重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完善教学管理规范。99%以上的学校建立了教学基本规程，认真执行教学计划，注重强化教学管理、教研备课、教学评价。——干部教师轮岗、打破“名校壁垒”和“学区壁垒”，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和“公民同招”政策，优质高中“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调整考试指挥棒，从知识立意走向素养立意，不考校外培训和社会竞赛内容，引导学生学习回归校园……一年来，基础教育改革的坚冰，加速融化。“这些工作跟上了，‘双减’工作才能真正落地，具有生命力。”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成于细、重在精，一针一线的“绣花”功夫，绣出的是义务教育的美好蓝图，中国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一年间，由“双减”工作传达的强劲信号，传导到教育生态系统的细枝末节。“双减”之前，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学科培训是市场主赛道。“双减”之后，体育、科学、艺术等非学科培训方兴未艾。经过阵痛，一批校外培训机构已初步实现转型。“面对‘双减’，不要钻政策的空子，而是借机反思与总结，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这才是这场大变革真正的意义。”一名教培行业投资人士有感而发。不久前，深圳市光明区田寮小学的教师们担任“宇宙考官”，学生们化身为“航天员”，在“行星”间穿梭完成“探险”任务。这既是“探险”，也是“考试”。每一颗“行星”，对应一门学科。每一项任务，对应不同的知识和技能考核。光明区调整、优化期末考试组织方式，将多学科知识融合在情景化测试环节中，综合考查学生的核心素养。没有传统的考场，没有固化的试卷，但学生们依然全神贯注。他们调动起一学期的知识和技能积累，或紧皱眉头，或开怀大笑，全身心投入到完成任务的挑战中。浪成于微澜之间。那一天，田寮小学的教室里泛起了一波微澜。一年来，这波微澜，也同时在中国义务教育阶段21万所中小学中涌动。它们正不断汇聚。（作者：中国教育报记者 高毅哲）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