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不到20平方米，一把旧藤椅、一对沙发就是最好的摆设；他总说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  　　他们曾是刘少奇身边的警卫员、家庭保育员，在那个年代，他们与刘少奇朝夕相处。在他们的眼中，生活中的刘少奇是怎样一个人？昨日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12周年纪念日，在宁乡花明楼刘少奇纪念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杨淑梅、贾兰勋、于云德三位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聆听这三位老人讲述他们当年在少奇身边工作的故事。  　　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  　　今年已是77岁高龄的杨淑梅老人，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年，她才19岁。1951年，中央军委去山东招干，杨淑梅有幸入选，在中央军委保育院学习了8个月保育知识后，她被分配到了少奇同志家里。  　　“我做梦也没想到，刚从山东农村来到北京，就调到了中南海工作，更没想到会调到少奇同志身边，我感到十分光荣。”1952年6月的一天，杨淑梅第一次见到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第一次见到这么高职务的国家领导人，杨淑梅十分拘谨，可少奇同志第一声招呼让她感到格外亲切：“杨淑梅同志，欢迎你来我家工作。”杨淑梅激动地叫了声“首长”，刘少奇听了严肃地说：“不要称首长，要叫同志，我们都是同志，只是分工不同。”说完，少奇同志微笑着和杨淑梅告别，嘱咐她有什么困难只管说。  　　“少奇同志很清贫，生活非常简朴。”杨淑梅回忆说，刘少奇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他总说：“穿衣服也不能脱离群众，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平时在家里，刘少奇和王光美总是穿布衣服和布鞋子，穿得和工作人员一样。“王光美总是穿一身蓝色咔叽布衣服，洗得都褪了色。”每当工作人员穿一件新潮衣服，少奇同志都会好奇地看看，笑笑说：“啊，你的衣服比我的高级呀！”  　　“在少奇同志身边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心里只有工作。”1953年夏天，天气特别热，那时候没有空调，就连电风扇也没有，卫士们只能弄点冰块放在刘少奇的办公桌下；很多时候，少奇同志都是一忙几天门都没有出。  　　说起“难忘的春耦斋舞会”，杨淑梅对这段记忆印象深刻。上世纪50年代，中央办公厅经常在星期六晚上在中南海的春耦斋举办舞会、放电影，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有时会去那里跳舞。杨淑梅开始只敢站在舞场外看热闹，后来敢与男同志跳舞，最后杨淑梅还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请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和少奇同志跳舞！杨淑梅的第一个舞伴是朱老总，看到几位国家领导人都十分和蔼可亲，杨淑梅还大胆地邀请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少奇同志跳舞。

这一走，罗亦农再也没能回家！置身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要尽快实现自己的理想。五卅运动、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虽然回国后他也曾离家很近，工作地点与家乡仅一江之隔，但他总是安慰自己：下次吧，等下次……然而，投身于革命斗争中的罗亦农没有等到下次机会。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罗亦农于1921年底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同时介绍刘少奇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3月，在莫斯科学习四年的罗亦农按党组织要求回国，任中共广东临时委员会成员，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参与组织和领导省港大罢工。同年10月，调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校长，12月起调任中共上海区(即江浙区)执委会书记，后兼任上海区执委会军事特别委员会书记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　　1926至1927年，罗亦农与赵世炎等人两次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起义，虽未成功，但他们没有气馁。当记者问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举步维艰，罗亦农为何还能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时，龙正才说：“这与他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有关。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他能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与作用。”　　　罗亦农从不消沉的意志一直鼓舞着他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3月21日，罗亦农与陈独秀、周恩来、赵世炎等一道，成功指挥发动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开始罢工，学生开始罢课，商人开始罢市。总罢工实现后便马上转入武装起义。武装起义以工人纠察队为先锋，按照预定计划攻打各警署和兵营。起义工人攻下市电话局、电报局，占领警察局和兵营。法商电车公司的5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只有5支手枪和40把斧头，他们攻下南市第二警察署并打开南市衙门，释放了被关押的政治犯。许多政治犯来不及砸断脚镣和手铐，立即带领工人纠察队去武器库取出枪支弹药，得到武器的起义工人，又冲击敌人的堡垒。在战斗中，市民奋勇助战，为起义工人修筑工事；大小饭店的店员赶制食品，供应前线；在工人武装的强大攻势下，敌人挂起白旗缴械投降。武装起义的成功给国民党反动派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同时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此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中国革命的形势十分危急。　　在这样密集的血腥屠杀面前，罗亦农在泥城桥旅馆召集八十多人的大会，他说‘你们看，国民党那么狠，但他们没有把我们杀光嘛。他杀得光我们吗？共产党人越杀越多，就像割韭菜一样，越割越多。’他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所以他从不灰心，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此后，罗亦农奉命调离上海，到武汉参加党的五大，并当选中央委员。1927年5月至9月，他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在党的八七会议上，罗亦农和大多数同志一起，坚决反对党内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右倾错误政策，主张用革命的、武装的手段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不久，又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代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等职，负责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省的工农革命与党的工作，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底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为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罗亦农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冒着极大危险，到湖南、湖北等地了解情况，在上海听取各地同志汇报情况，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党制定全国革命斗争方针作准备。他还与瞿秋白一起拟写提交六大的《党纲草案》。正当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即将赴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之际，1928年4月15日，因叛徒出卖，刚刚约见完邓小平的罗亦农，在上海英租界被捕。　　由于罗亦农在中共中央的地位和影响，蒋介石命令陈立夫从南京赶到上海处理罗亦农一案。面对敌人的审讯，罗亦农除了告诉他们自己公开的姓名和身份外，一句话也未多讲。气得陈立夫破口大骂：“这就是共匪的领袖！比茅厕里的砖还要臭，还要硬！”就在周恩来、陈赓和顾顺章等中央特科的同志积极准备营救时，蒋介石从北伐前线——山东曲阜发给陈立夫“就地枪决！”的指示。　　罗亦农在狱中写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的绝命诗，于4月21日，在上海龙华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26岁。　　闻此噩耗，周恩来悲痛不已。为了不惊动左邻右舍，他把脸浸入有水的脸盆里，边哭边洗，边洗边哭……　　1928年5月3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0期上，中共中央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悼罗亦农同志》的专文，写道：“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他的死是莫大的损失！”(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盈盈)　　记者手记：　　湘潭市红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龙正才告诉记者：“2012年5月18日，罗亦农的家乡湖南湘潭县举行了‘纪念罗亦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大家深切缅怀罗亦农的丰功伟绩与革命精神。80多岁的老同志、湖南省政协原主席刘夫生感慨地说：‘罗亦农同志只活了26年，可我们80多年也没有做他那么多事，没有作过那么大的贡献。他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谨以一名老党员、老同志的身份，向他表示永久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来源：红色故事网

　百年前，一位传奇女性从深山走向海外，冲破封建束缚追求光明，带领儿孙一心向党，培养了我党杰出人物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毛泽东为她写下“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这位伟大女性，就是“革命的母亲”、蔡和森之母葛健豪。　　由武汉京剧院创作投排、以葛健豪为原型的京剧《母亲》，自2021年3月首演以来，先后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和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展演等，获第四届湖北艺术节“楚天文华奖”。今年，京剧《母亲》被推选为武汉市“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系列公益演出作品。“《母亲》在京剧现代戏的守正创新探索上功不可没，剧中不仅有戏曲的传统程式，更用开放的眼光吸纳了歌剧、话剧、舞蹈以及现代传媒的诸多元素，征服了观众。”文艺评论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仲呈祥这样评价。京剧《母亲》剧照。武汉京剧院供图　　在舞台上真情刻画“革命的母亲”　　“老骥伏枥志千里，我以我心绣大旗。”当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刘子微饰演的葛健豪，在舞台上铿锵有力地唱出这句台词时，湖北武汉琴台大剧院里掌声雷动。　　葛健豪被称为“站在党旗后面的伟大母亲”，她不是中共党员，却成为党史中的一段佳话。在葛健豪培养的蔡家儿女中，除了长子和次女早逝，其余全部走上了革命道路。京剧《母亲》将葛健豪传奇的一生，艺术地展现为休夫返乡、半百考学、携子留洋、创办女校等7个片段，通过对蔡家故事的真实还原和真情刻画，让现场观众深刻感受到，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中国最先觉醒的一批仁人志士，是如何与封建礼教斗争，又是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也让观众深刻领悟到，党的红色力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的历史必然。　　观众朱先生感慨：“今晚的演出，让人心潮澎湃。我印象最深的是全剧结尾处，‘摇摇篮的手摇动世界，摇醒了东方睡狮，摇来了中华崛起’的唱词，我更加理解了这个国家的苦难辉煌。这是一堂震撼心灵的党史课。”　　让古老京剧艺术更时尚更好听　　《母亲》由武汉京剧院创作演出，同时联合了来自湖北省京剧院、武汉爱乐乐团、江汉大学、武汉歌舞剧院等单位的艺术家和演员，组成强大阵容。　　作为革命题材的现代京剧，《母亲》在传统京剧艺术的基础上，结合了话剧、歌剧等的表达手法，并使用了多种新媒体手段，既保留了京剧传统风貌，又让古老的京剧艺术更时尚、更好听。　　全剧采用大型交响乐团伴奏，在恢弘饱满、细腻动人的音乐烘托下，舞台情境渲染愈加充分。“合唱队的加入也为演出增色不少，提升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的李国娇表示。　　剧中影视化的表现手法，也让观众印象深刻。比如，在向警予被捕的情景中，利用光影的快速切换，配合群舞和音乐渲染，回放了向警予与同志接头、传递情报、被特务包围、入狱等情景，创新舞台呈现形式。“没想到京剧的舞台可以如此丰富多彩，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借鉴，为古老戏曲增添了新鲜感。”戏迷赵先生说。　　今年，《母亲》推出的小剧场版本，已连演近20场。很多年轻观众专程来观看，感叹“大剧场版震撼，小剧场的演出更让人感动。”　　在一系列公益演出中，武汉天一戏院打造了“工字形”舞台，合唱队在观众身后唱响，许多观众被剧情感染，热泪盈眶。刘子微说，这样近距离的表演更有紧张感，“从妆容到表演细节，观众的要求会更严格。艺术源于生活，我们的艺术还要走到人民中去，这是小剧场的魅力所在。”　　到红色土地上贴近人物　　早在1978年，剧作家赵瑞泰就与蔡和森、向警予的儿女相识，被这个家庭的故事深深打动。2001年，赵瑞泰创作出以葛健豪为原型的话剧《母亲》，将这位伟大母亲形象第一次呈现于舞台，获得第十届文华新剧目奖。20年后，他再写京剧《母亲》。为寻求创新与突破，他查阅了数百万字的资料，拜访了近20位党史人物，6次到葛健豪的家乡湖南娄底双峰县实地收集素材。　　剧组也两次赴双峰县采风，在葛健豪的故居、蔡和森纪念馆，主创们探访革命先辈的足迹，一步步走近人物。2020年，刘子微首次到双峰县采风，在崎岖的山路上找到了“小脚老太”的感觉。在《母亲》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为贴近真实人物，刘子微以踩跷贯穿全场，艺术化地还原了葛健豪“一双小脚行走天下”的命运轨迹。　　今年6月，刘子微再次和青年演员们来到双峰县采风。站在葛健豪故居前，该剧蔡和森的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王墨说：“来到这里我才知道，回到老家后葛健豪过着这样简朴的生活，还坚持开办女校。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一站，感觉离人物更近了。”　　今年8月下旬，京剧《母亲》将代表湖北参加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亮相国家级舞台。“我们要用最好的状态、最佳的演出，把《母亲》呈现给全国观众。”剧组负责人表示。（李霞）来源：人民日报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肖春飞、吴振东、潘旭　　85年前的8月13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　　历经重重苦难的上海，记录着日军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铭记着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全民族浴血抗战的历史。 　　大屠杀不限于南京 　　一个婴儿，在被日军轰炸后的断壁残垣中嚎啕大哭——这是淞沪会战中日寇暴行的铁证。　　1937年8月28日，上海南站被日机轰炸，摄影记者王小亭闻讯后马上赶往现场，拍下了这张震撼人心的照片。　　“彼时的上海南站位于上海老城厢的南市（现属黄浦区），远离战区，也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日军的轰炸完全是针对无辜平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唐磊说。纪念馆特意将这张照片制作成三维场景，照片中被轰炸后的废墟“延伸”至参观者的脚下。　　当时的国际舆论，也在谴责日军的无差别攻击。1937年9月9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了9月8日由上海开往嘉兴的难民列车，在上海松江遭到日机轰炸的场景：“客车五辆全毁，死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孺，受伤者更多，没有一个中国兵。上海难民又逢一次浩劫”，“轰炸以后，站内的景象至为凄惨，断腿残肢，血腥满地”。　　唐磊说，事实上，日军的大屠杀，不是到了南京才开始的，也不仅限于南京一城，就在1937年8月13日当天，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已经开始。　　日军挑起战端后，立即进占上海虹口、杨浦、闸北等地，封锁所有通往外界的道路。根据8月15日《申报》报道，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居民，“以祸起仓促，未遑逃避”，“（日军）将此无辜居民，以刺刀大刀屠杀，而以吴淞路一带被日兵所杀死者尤多，以致尸体堆积，血流成河”。　　10天后的8月23日凌晨，增援的侵华日军在上海宝山罗泾小川沙河口登陆后，沿途烧杀淫掠，在不到100天时间里，杀害平民2244人，占当时乡民总数的80%，烧毁房屋10948间，奸淫妇女数以百计，史称“罗泾血案”。　　距离淞沪抗战纪念馆20公里的日军登陆点，如今已被修建为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地，一块长22.44米的纪念碑寓意遇难同胞人数。纪念碑的几何形状墙体与地面融为一体，呈现出断壁残垣的形象，让人深感沧桑悲凉。　　“罗泾血案”的少量幸存者如今依旧居住在这里。年过九旬的张家英对记者回忆说：“鬼子过来后，把老百姓都抓起来，用绳子捆起来，牵到东面的大坟，然后把房子都烧掉，32个乡亲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后来，逃难回来的人收尸，发现32个乡亲中最大的82岁，最小的只有6岁。”　　另一名幸存者王佩英于2020年逝世。她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她亲眼看见日本兵到处杀人、放火，还目睹自己奶奶惨遭杀害。随后三个月里，她时而躲在废墟下的民房，时而躲在坟场，惊恐和饥饿让她瘦骨嶙峋、衣衫褴褛、头发苍白，成了“白毛女”。　　日军在其占领区为了进行大屠杀，每每先进行大搜查，凡遇青壮年男子，便抓去集中关押，集中屠杀，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1937年8月26日的《大公报》报道了8月25日的日军暴行：杨树浦平凉路同安里难民唐兆元等人“率领男女难民二百三四十名，拟往租界逃避”，当这批难民行经元昌路华美肥皂厂附近时，日军“将年青者百余名留下，坚不放行，立用机关枪扫射”。　　与屠杀相伴的是纵火。根据当时报纸记载，南市大火整整烧了5天，劫后所余房屋，“完整者仅二千余幢”。1940年出版的《上海生活》第二期刊登了一篇《劫后南市巡礼》，讲的是一位目击者在“八一三”数年后重访南市，发现仍是一片凄惨景象——“只见一片瓦砾场，中间杂耸着断垣残壁，满目荒凉。虽然已被清扫过，街道也约略能看出，但已面目全非，什么街？什么路？都已不能辨识，我们只能利用我们的猜测，加以路旁的门牌，摸索着前进。沿路我看见的，除了已毁房屋外，便是那些已被搬拆一空的房子，样子恍如荒郊中的凉亭，也有些像养马的马棚，内中已空无所有了。”　　唐磊说：“日机在配合其地面部队进攻时，首先进行狂轰滥炸，将战区内的一切建筑物加以摧毁，使中国军队失去掩蔽之所。日军还有目的地对上海及周围地区的工厂、学校、房屋建筑及桥梁、道路等进行密集轰炸，就连手无寸铁的难民也不放过。”　　上海地区的制空权几乎完全操纵于日军之手。《日军侵华战争》一书曾做过统计，从1937年8月13日会战爆发至9月下旬，日军用于上海战场的飞机已达200架。　　日军侵华期间还设立慰安所。据统计，在上海的慰安所有172家，管理制度极其严酷，大批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历史学者估算，淞沪会战期间，上海死亡平民约10万至15万人。　　淞沪抗战纪念馆中，陈列着一把“侵华日军百人斩杀人屠刀”，这是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攻占南京途中进行杀人比赛使用的。1937年12月5日，侵华日军随军记者发出“杀人竞赛”新闻稿时，二人已各杀了89人和72人。5天之后，即12月10日，这两个刽子手已分别杀害了105名和106名中国人。此事被日本媒体所报道，成为日军侵华铁证。 　　上海民族工业遭遇毁灭性打击 　　“日商丰田纱厂唯恐中国申新纱厂在短期内恢复生产，派人至该厂，用重磅榔头将细纱车逐一敲坏，无一幸免……”淞沪抗战纪念馆内的史料，清晰记载了淞沪会战后日军对上海民族工业的疯狂破坏。　　就在派人进入这家工厂前，日军已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1937年10月27日，日军占领上海闸北后，即派出飞机对申新纱厂进行轮番轰炸，投掷炸弹十八九枚，使厂房全毁，工人死伤400人。　　20世纪30年代，工业的“齿轮”正带着上海飞速运转。到1937年6月底，上海共有工厂5515家。其中，棉纺厂数量约占全国43.9%，卷烟厂数量约占全国76.7%，发电厂装机容量占全国总量45.5%。同时，上海建有区域间最大的外汇市场、黄金市场、证券交易市场；从上海港出发，可通达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　　一个多月后打响的淞沪会战，彻底改变了这座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的发展轨迹，其经济在战火下遭受巨大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是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　　“如果说，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并成立所谓的‘满洲国’，其战略目的是制造一个战略大后方，进行物资、劳动力和兵员的储备，那么侵占上海就是为了掠夺上海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资源，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力图实现所谓的‘以战养战’。”唐磊说。　　“南市30%的工厂被毁，闸北100%”；“日军侵占区内的商店计有12915家，受损失者达70%”；“已有30余万工人失业，成为一无所有的城市赤贫”……1937年10月中旬，淞沪会战爆发2个月时，上海市社会局公布了初步调查后的数据。　　1937年到1945年，基础薄弱的上海民族工业面临毁灭性打击，企业经营者举步维艰，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分析说，8年间，上海社会经济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淞沪会战时期。持续三个月的激战，使上海工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作被打断，进入较为典型的战时经济阶段，相当部分工业企业撤出上海，辗转西迁到大后方地区。二是从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的孤岛时期。日伪经济和金融势力渗透进上海租界，中日间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有所较量，而在日军占领下的华界，社会经济属于殖民地性质，日军可随意征用经济资源，日资企业在各方面凌驾于华商企业之上。三是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的沦陷时期。这一时期整个上海均为日军占领，日伪统治下，上海商业体制和物流渠道紊乱，原有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被强制改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市民生活无以为继。　　对民族工业，日军实行多种形式的掠夺。造船工业、机器工业等具有直接军事意义的工业企业，将其变为军工生产基地；其余工业企业则以“经济提携”名义，通过“委任经营”“租赁”“收买”等方式予取予夺，“委任”之下，华资业主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受托的日资企业不但对工厂有经营管理全权，全部利润也归其所有。　　对市井生活，日军实行全面统制，导致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米粮消费市场和米粮集散地的上海，时常面临米荒。1941年12月，日军发布“办法”，规定上海不论个人、公司、团体等，对五金等5类物资，凡存量超过1000元以上，都必须向设在外滩24号的日领事馆申报，且“日本军于所申报之物资一部分，当可依据国际条法，以最适当之办法处理之”。　　一边是直接打击和没收，一边是另立名义掠夺财富。侵华期间，日军在上海大规模发行军票，充当其主要经费来源。军票一无发行准备，二无发行银行，三不用政府任何资金，仅承担印刷和运输费用。“‘三无’特征，充分暴露了经济侵略性和掠夺性。”据吴景平等学者研究，军票流通时间长达6年4个月，掠夺区域遍及华中和华南。　　史料显示，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上海物价共上涨了5490倍。造成如此恶果的原因，除军票外，还有更为无耻的行径——发行假钞。据统计，日军侵华期间发行假钞总额，相当于当时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初期2至3年的军费总和。　　交通银行博物馆馆长杨德钧说，这些假钞通过在上海租界购物、在租界出售以及在赌场混用等方式流入市场，扰乱中国经济，培养收买亲日分子，帮助扶持汪伪政权，同时为日军购买军需和战略物资，支付日本士兵的生活费。 　　对上海文化的疯狂摧残 　　“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摧毁中国之文脉，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日军每攻占一个城市，均焚毁出版机构、破坏大学、占领学术机构、劫掠图书文物、残害知识分子……　　侵华日军带来的，不仅仅是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还有对上海文化的疯狂摧残。　　大夏大学创办于1924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私立综合性大学，校名取自“光大华夏”之意。1951年10月，在大夏大学原址上，大夏大学文、理、教育学科与光华大学相关系科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夏大学名师云集、建筑宏伟、环境优美，享有“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之美誉。　　这么一座巍巍学府，却毁于日军炮火。1937年10月24日，日机轰炸大夏大学，“巍峨校舍，在日机轰炸与炮弹烧毁之下，多半成为灰烬”。　　《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一书记载：“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日机首先狂轰滥炸位于真如的暨南大学和东南医学院，前者半毁，后者全毁。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持志学院在日机的轰炸及炮击下全部或大部沦为废墟。自8月13日至10月15日止，上海已有14所高等学校被毁或被日军占领。与此同时，被摧毁破坏的还有27所中学、14所小学及8处社教机关，如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体育场、航空协会等……”　　据有关方面统计，淞沪会战期间遭受直接战争损失的中小学校共有272所。战前，上海有公共图书馆100余所，战后尚存的较大图书馆仅10余所，损失图书40万册。　　宝山区委常委、副区长孟庆源介绍说，长江入海口吴淞口，有名镇吴淞，历来为上海门户、外贸港口和军事要地，故近代上海又称淞沪。100年前，吴淞是不折不扣的上海“大学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医科大学等众多知名大学的前身都创立于此，1937年，吴淞尚有大学十余所，淞沪会战中，吴淞城区被日军夷为平地，诸多高校也一并损毁。　　“每当想起这段历史，都不由得切齿痛恨。”孟庆源说。　　日军一方面疯狂摧毁中国文脉，另一方面在占领区大搞奴化教育，将日语列为大、中、小学主课，妄图把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摧毁殆尽。　　淞沪抗战纪念馆收藏了一本特别的“战时日记本”。这是85年前，11岁的小学生苗戈跟随父母举家迁往重庆，就读于川中附小北碚小学期间写下的童年记忆，其中一篇是读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的感想，他写道：“我读《最后一课》的时候，觉得这位学生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正好读书，却去玩耍，对于功课毫无成绩。等到上最后一堂课，才知道以前荒嬉是不对的，再想用心功课，但是国土已破家已亡，祖国的文字是不容通用了。此种情形好不令人悲痛……”　　纪念馆内还有一处多媒体沉浸式体验区，通过实物模拟当时场景，让参观者仿佛置身于“八一三”时的上海——从一户石库门人家的窗外看去，被焚烧成断壁残垣的街巷，即便大雨倾盆，火苗犹在；突然间，飞机轰鸣声由远而近，投下炸弹，顿时地动山摇，房屋剧烈摇晃，玻璃碎裂，墙上挂的照片差点坠落……　　唐磊说，此处模拟的是当时上海一户中产家庭的住所，奋斗经年，生活富足，然而在日寇飞机下，所拥有的一切都朝不保夕、残酷破灭。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当年，一首《八百壮士歌》在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民中传唱。激昂的曲调穿越历史烟云，在茫茫江面上回响。　　这场持续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尽管军事失利，但这场战役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迷梦，为中国民族工业内迁、文教人员向后方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军民抗击侵略奋战到底的坚定决心。　　“人人抱着为国战死之决心，冲锋时不是剪断铁丝网，而是扑在铁丝网上，以让后来的踏在先冲上来的战友身上越入敌阵……”淞沪会战老兵陈凯荣的回忆令人泪目。　　从这处压抑的环境出来，登上纪念馆的一处塔顶。放眼望去，吴淞口一览无余，不尽长江天际流，近处是上海宝山邮轮码头，远处是长兴岛上的江南造船厂，还能依稀看见高楼林立的浦东陆家嘴。　　85年过去，脚下大地早已换了人间……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喜迎二十大 争做好少年”双钢琴演奏：《保卫黄河》 演奏者 ：樊温博 孙旎轲

百灵庙是乌兰察布草原上的重镇，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连接内蒙古和外蒙古、连接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的重要枢纽。1934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时任蒙政会秘书长的德王逐渐掌握实权后，组建了一支1000多人的蒙政会保安队，作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则希望这支武装成为民族解放的力量。中共西蒙工委在蒙政会保安队中做了很多工作，并在德王公开投降日寇的关键时刻举行了暴动，使其加入了抗日行列，给日伪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周密策划，酝酿暴动。在蒙政会保安队成立的时候，中共西蒙工委就密切关注这支队伍。西蒙工作委员会书记乌兰夫为了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动员和推荐进步青年加入这支队伍中，从而达到影响和控制这支武装力量的目的。1934年春，利用蒙政会保安队招兵的机会，西蒙工委派遣共产党人云清、赵诚及一些进步青年加入蒙政会保安队。另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的云继先进入保安队担任军事教官兼二科科长，共产党员朱实夫担任三科科长，进步青年云蔚担任新兵教官。　　乌兰夫曾经两赴百灵庙了解情况并且做德王与保安队官兵的工作。1934年秋，乌兰夫等人到百灵庙实地考察保安队的情况，向广大官兵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阐述各民族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够共求解放的道理。1935年春，针对德王同意日军在其辖地建立间谍机构“邻善协会”支部、与日寇勾结越来越深的情况，乌兰夫赴百灵庙去做德王的工作，但是德王顽固不化，投日决心已定。随后乌兰夫和云继先等人讨论，明确了只要德王公开投靠日本人，保安队就在抗日的旗帜下举行暴动。　　1935年秋，李森来到百灵庙，带来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广大官兵欢欣鼓舞。共产党员赵诚、云清等人与纪寿山、云蔚等开始商讨相关暴动事宜。1935年11月底，德王应邀前往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即长春）访问，并且接受了日寇武器和金钱的援助。1936年初，德王纠集一些蒙古族上层人物，以蒙政会名义成立伪察哈尔盟公署。2月10日，德王公开投靠日本人，成立了伪蒙古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5月成立伪蒙古政府，任总裁兼总司令，改元易帜，德王叛国降日的行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保安队的爱国官兵按照乌兰夫的指示，决定举行暴动。　　情况反常，暴动提前。就在云继先、朱实夫、云蔚等人酝酿暴动的时候，百灵庙的事态急转直下。德王决定把蒙政会保安队调到嘉仆寺去，编入伪蒙古军的建制，这样可以乘机下了云继先、朱实夫等人的兵权，还可以瓦解这支抗日力量。　　1936年2月18日，云继先和朱实夫回到百灵庙。此时，德王已经把蒙政会的骨干陈绍武、扎拉嘎木吉等人调往苏尼特右旗，参加筹备伪蒙古军司令部的工作。百灵庙蒙政会只留下稽查处处长李凤诚等主持工作。这给暴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按照计划，暴动将在1936年2月22日23点半开始。但是，就在约定举行暴动的第三天，即20日上午，人们发现有两个蒙政会的职员突然离开百灵庙向归绥方向去了。大雪封山，路上的行人多是在归绥（今呼和浩特）过完年回百灵庙的，这两个职员急匆匆地连汽车都等不迭，慌慌张张出了南卡朝归绥方向走去。　　2月21日上午，又有一件事引起了云蔚的注意，那就是军事教导员云跃岗不到两小时去了云蔚的住处三趟。原定是让云跃岗监视金大骆驼的，现在他却惊慌失措，加上本来就口吃，紧张得话都说不清楚了。　　还有两个以前没有过的现象让云蔚更加警惕。2月21日上午，李凤诚背着手枪，在云蔚的住处祯德昌商号前面的商业区大街上，来来回回地巡视了好几遍。另外，这天中午，日本人的两辆军车，载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开进了百灵庙，这两辆军车从云蔚的住处祯德昌门前疾驰而过，到蒙政会门前停了下来，不知道车上的人进蒙政会干了些什么，后来朝着达尔罕王府方向开去了。　　时间就是生命，现在形势已经很危急了，再拖延时间就等于死亡。云继先、朱实夫与云蔚等人商议，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决定把暴动时间提前一天。　　分头行动，实施暴动。1936年2月21日晚10时整，暴动开始了。官兵分为六路开始行动：一路去警戒德王的袍子队，一路去南营盘，一路去攻打稽查处和看守所，一路去夺取德王设在大庙的军械库，一路去捣毁蒙政会的电台，一路去蒙政会机关说服文职人员支持和参与暴动。按照计划，云继先和朱实夫带领人马去南营盘解决新兵大队，他们包围了新兵大队队部，把队长云秉璋捆了起来，新兵大队的所有官兵早就做好了工作，云继先一声令下，没有几分钟队伍就在操场集合起来，按照预定计划拉到了河滩，待打开了军械库后去领武器，所有的伙夫都留下，为暴动队伍准备明晨早饭。　　云蔚率部到稽查处，打死了德王的亲信李凤诚，释放了被关押的士兵，并且还协助另一路队伍打开了军械库，夺取了枪支弹药，武装了暴动队伍。其他几路人马有的砸毁了电台，切断了蒙政会与德王府的联系；有的劝说蒙政会文职人员参加暴动。暴动成功后，各路人马在南营盘与云继先、朱实夫会合，把这支近千人的暴动队伍拉出了百灵庙。1936年2月25日，暴动队伍由云继先领衔发表通电，宣布脱离德王阵营，加入抗日救国行列。　　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高举爱国抗日的义旗，打响了内蒙古西部地区人民武装抗日反对分裂的第一枪，打乱了日寇“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部署，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兰继华）来源：学习时报  

梅兴无 　　志愿军战士在构筑坑道 　　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山地防御作战中，装备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创造出坑道战法，构筑其一道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此举不仅有效地削弱了敌人空炮火力的杀伤效果，大大增加了志愿军防御的稳定性，也为此后志愿军在战场赢得主动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坑道“是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汗水发明创造的”　　1951年下半年，“联合国军”依靠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为提高生存能力，志愿军战士们在战斗实践中不断改进阵地工事。在反击夏季攻势中，志愿军第四十七军一四〇师的战士在阵地堑壕壁上挖了一个洞，俗称“猫耳洞”，炸弹爆炸时，只要不在洞口，即能避过杀伤。但炸弹达到一定密度，藏在洞里仍难以幸免。于是大家就把洞往里面挖，但重磅炸弹产生的冲击波仍然能够伤人，于是再拐九十度弯往深里挖，这样炸弹就很难直接杀伤人了。某班的两个洞一个左拐，一个右拐，恰好对接连通，形成了U形小坑道。敌人轰炸时，战士们就进去隐蔽；敌人步兵进攻表面阵地时，战士们冲出去杀伤敌人。这样一来，具有作战功能的坑道初具雏形。　　坑道工事对防御稳定性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对此极为重视，亲自钻进坑道视察，认为这是劣势装备的志愿军同优势装备的美军作战的一种好形式，称赞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创造”。苏联顾问团总顾问还亲自向一四〇师师长黎原询问坑道是谁发明的，“应当给这个人以很大奖励”。黎原回答：“这个人叫‘群众’，是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汗水发明创造的。”　　“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被粉碎后，战场相对平静。彭德怀下令全军抓住这一时机开展大规模的坑道构筑作业，在战略防御地带构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故此，志愿军又把构筑坑道称作“筑城”。　　志愿军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钎，一边战斗、一边筑城。“联合国军”在上面打炮，志愿军战士在下面放炮（坑道爆破），日日夜夜滚动着隆隆的爆炸声。时值朝鲜最寒冷的时节，气温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冻土层厚达1米左右，广大指战员不怕天寒地冻，不怕流血流汗，昼夜突击施工。缺乏工具，就自建铁匠炉，收集战场上的炮弹皮和装备残骸打造铁锤、钢钎等工具，仅十二军就设铁匠炉42盘，打制工具1.06万件。没有炸药，就冒着生命危险，从拆卸敌人未爆炸的炮（炸）弹掏出炸药，用于坑道爆破，保证了“筑城”工程的顺利进行。　　　　“构筑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1952年4月7日，彭德怀从朝鲜前线返回北京治病。他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朝鲜战局，认为双方在战役相持阶段，志愿军应该依托坑道战同美国人对抗。毛、周都同意志愿军打坑道战。　　1952年4月26日，刚刚代理彭德怀在朝鲜职务的陈赓，在志愿军总部主持召开各兵团、各军参谋长筑城会议，他强调：“坑道作业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今后我们的坑道作业，要向既能藏又能打的战术坑道方向发展。坑道必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必须与防御兵力相适应，必须有作战与生活的设备，有统一的规格标准。像彭总说的那样，构筑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经过几天的讨论，大家统一对筑城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确立了科学筑城的技术标准和战术要求。必须达到“七防”的标准：即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防寒；坑道工事必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成为“四能”的完整体系：能打（消灭敌人）、能防（保存自己）、能机动、能生活。　　会后，志愿军各部队在紧张的战备期间，抽出大量人力开展筑城，有的部队达99%，少的也在50%左右。他们按照志愿军总部提出的技术标准和战术要求，重新作出规划并加紧施工，改进了坑道顶部过薄、出口过少、不够隐蔽、不便运动和缺少生活设备等薄弱环节。坑道内部结构一般呈U形、Y形、H形、F形等，坑道内既有战斗设施，也有生活设施，如厕所、厨房、水池等，以适应战术与长期作战的要求。　　1952年4月，志愿军十五军接防了二十六军的五圣山阵地。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发现该阵地野战工事很强，但筑城滞后，就立即向陈赓汇报。陈赓急调十二军、六十军的坑道作业部队协助十五军筑城。十五军迅速成立了军、师、团筑城指挥部，提出“破开山腹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的豪迈口号。在十二军、六十军大力协助下，十五军一边抗击敌人进攻，一边紧锣密鼓地筑城，经过3个月的艰苦施工，阵地上共修筑坑道9000余米，新挖掘堑壕、交通壕5万余米，五圣山地区的阵地上建成了一套完整的能打、能藏、能生活、能机动的坑道防御体系。　　6月，志愿军总部又决定在中和、沙里院、伊川、淮阳一线构筑第二防御地带，加强防御纵深，抽调4个军的兵力参加筑城。到10月份，在横贯朝鲜半岛中部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上，形成了具有20至30公里纵深、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构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截至朝鲜停战，志愿军构筑的大小坑道总长1250多公里，挖堑壕和交通壕6240公里，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长，共开挖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如以一立方米排列，能绕地球一周半，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国军队已在朝鲜山头阵地之下挖掘了实际的地下城市”　　志愿军坑道按照抗强烈度轰击要求构筑，战斗坑道能抗500磅级炸弹轰炸，大屯兵坑道能抗2000磅级的炸弹轰炸，明显地削弱了“联合国军”联军的火力优势和效果。在依托坑道防御后，志愿军防御作战的稳定性大为提升，“联合国军”在极猛烈的炮火支援下，以小部队攻击志愿军阵地273次，后来不得不承认：“仅成功11次”；而后期“小部队攻击90次，无1次成功”。　　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发动“金化攻势”。志愿军第十五军在金化以北的上甘岭依托坑道工事进行了极其顽强的防御作战，经受住了世界战争史上烈度空前的炮火打击，创造了抗美援朝坑道战的典型战例。　　上甘岭的主要战场是537.7高地和597.9高地，只有3.7平方公里，属于五圣山的前沿阵地。597.9高地共有3条大坑道，8条小坑道和30多个简易防炮洞。　　“联合国军”在强大的空炮火力的支援下，轮番向两个高地发起猛烈进攻。“联合国军”白天刚进占表面阵地，志愿军就在夜间发起反击，夺回阵地。战斗中，志愿军部队依托坑道一面呼叫纵深炮火，反击美军对坑道口的破坏；一面派出战斗小组夜间出击，于午夜到拂晓前乘敌疲惫、警戒疏忽时秘密接近敌工事，投入爆破器材后迅速撤回坑道，搅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从10月21日到29日，志愿军坑道部队发动夜袭158次，歼敌4700余人，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后，对坑道部队与后方的交通线实行严密炮火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指战员们顽强地坚守在坑道里，使占据表面阵地的美韩军队，如同待在火山口一般，终日惶恐不安。志愿军火线运输队则采取“匍匐运输”“接力运输”等方法，千方百计把物资送进坑道。　　在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坚守阵地的志愿军指战员，依托横纵贯通的坑道工事，用血肉之躯在上甘岭筑造一个被对手称之为“攻不破的东方堡垒”，使战线始终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总司令范佛里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已在朝鲜山头阵地之下挖掘了实际的地下城市，构筑了四通八达的地下堡垒。”来源：人民政协报  

王厚明       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叶飞骁勇善战、战功卓著，是我军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高级将领，同时也是一位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敢于担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坚定“忠”的信仰，坚守“真”的品格，坚持“闯”的精神，坚强“实”的作风，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因势而变敢负责 　　1940年5月，新四军挺进纵队为东进北上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完成与八路军会师的战略目标，在胜利反击日伪军进攻后，转移到江苏扬州郭村休整。陈毅为团结郭村所在辖区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抗日，曾交代挺进纵队军政委员会书记、副司令员叶飞，要尽可能争取二李，韩德勤（时任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如果派二李出兵干涉，只能说服，切不可动武。　　韩德勤得知新四军挺进纵队进驻郭村后，命令李明扬、李长江率领13个团组织进攻。叶飞派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赴泰州谈判，二李拒绝谈判。陈毅也先后数次来电指示，切不可在郭村孤军御敌。叶飞与纵队其他指挥员一直讨论到半夜，分析权衡利弊再三，认为这一仗关系到新四军在苏北能否立足和发展，如果不打，新四军就无法打开挺进苏北的缺口，打就必须打赢。他在作战会上说：“我们前线指挥员了解情况，要敢于实事求是，独立负责，这才是真正对陈司令员负责！”会上，叶飞作出了独立作战、还击敌人的决定。他指挥一个多团不足2000兵力开展郭村保卫战，历时7天7夜粉碎了敌多次进攻，共歼敌3个团、击溃10个团，成为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范例，也揭开了新四军开辟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郭村保卫战充分彰显了叶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关键时刻敢于负责的精神。叶飞也由此更加受官兵敬重和信任，并被誉为“敢于负责的首长”。 　　解放思想敢破冰 　　叶飞不仅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战将，也是一位思想开明的领导。1980年初，叶飞出任海军司令员。时值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还未摆脱旧的思想观念束缚，仍然存在僵化守旧的思维模式和社会心理。　　当时，随着邓丽君等流行音乐歌手在大陆走俏，也带来国内文化艺术风格上的悄然转变。1980年秋天，海政文工团青年歌唱演员苏小明，在一次“新星音乐会”上，以一曲《军港之夜》一举成名。然而，虽然《军港之夜》风靡军内外，广受欢迎，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革命歌曲多以进行曲占据主导，苏小明“柔中有甜、甜中有情”的演唱风格，也招来了一些非议，有人认为苏小明的歌没有革命歌曲的豪迈感，是一种“靡靡之音”，会腐蚀官兵的精神意志，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一位音乐权威也质疑《军港之夜》格调不高：当兵就要提高警惕，怎么能唱海军战士睡觉呢？　　叶飞闻知此事，并没有轻易表态，而是邀请部分懂行的老同志一起观看有苏小明参加的海政歌舞团的演出，广泛听取意见。之后，他明确表态：《军港之夜》反映了海军部队的生活，有海味、有兵味，不错。他进一步解释：海里有大风大浪，也有轻轻摇的海浪。革命歌曲也不一定非得都是进行曲，都是硬邦邦的口号，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叶飞还鼓励苏小明：只要战士喜欢、部队喜欢、广大群众喜欢，就可以大胆地演、大胆地唱！叶飞的话可谓一锤定音，也让《军港之夜》风波平息下来。时光荏苒，星移斗转，当初批评过苏小明唱《军港之夜》的人，恐怕绝不会想到，《军港之夜》已成为中国军旅歌曲的海军经典代表曲目。 　　实事求是敢担当 　　1985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编纂《红军长征》《八路军》《新四军》三部丛书。《新四军》丛书指定原新四军高级将领叶飞与张震等人主持编纂。叶飞对新四军有着特殊的感情，曾率部东进北上、转战苏皖，扩大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敌后民众中的影响，为新四军的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正因为如此，叶飞对《新四军》丛书历次编审委员会会议和审稿会议，他都坚持亲自主持讨论，为历时10年的丛书编纂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当时，文献编辑组提出，新四军的文献很多，即使按照精选的原则，也需要编成五册。但也有人认为，《八路军》丛书计划只编四册，他们是老大哥，《新四军》不应该超过四册。叶飞听到争论后，明确地说：新四军的书不能多于八路军的书，这是形而上学。文献编几册，要从新四军的历史出发，要看内容。只要有内容，我看需要几册就编几册。新四军有自己的特殊性，有下山改编，还有皖南事变。文献的收集很不容易。研究历史，最有价值还是这一部分。他的意见最终得到落实，也为后来研究新四军军史提供了丰富的、详实的依据。　　在编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过程中，叶飞主张，对于历史上的曲折和失误，应当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秉笔直书。他认为：真实地记录史实，反映出它的“曲折”和“风险”，以及克服这些“曲折”的智慧和大无畏精神，才能以利后人。比如关于红军游击队下山过程中，对于一些地区发生过的失误，他说：“讲这件事情不是抹黑。这没有涉及我们的什么家丑。这是说明南方游击队在与中央失掉联系的情况下，那个转变是很艰苦的。”来源：学习时报